以前，白银的货币职能及流通范围是有限度的，至明代中叶以后始生变化。

大体上，明代的通货经历了从钱钞到银钱的结构转变，然而，把货币结构的这种转变仅理解为一种自下而上的白银货币化趋势或者是货币经济自然演变的结果，都失之偏颇，因为具体情况甚为复杂。

在中国货币史上，白银长期以实物货币的面貌呈现。

明代以前，白银的货币职能及流通范围是有限度的，至明代中叶以后始生变化。

大体上，明代的通货经历了从钱钞到银钱的结构转变，然而，把货币结构的这种转变仅理解为一种自下而上的白银货币化趋势或者是货币经济自然演变的结果，都失之偏颇，因为具体情况甚为复杂。

实际上，明代货币结构的艰难转变应从白银由实物货币向贵金属货币的性质转变这一角度来把握。

结构转变应归因于恢复萎缩的货币经济与“洪武型经济体制”的矛盾铜钱宝钞难以充当扩大了的东亚经济圈区域性国际货币以及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等方面。

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 尽管关于明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历史、钱法变迁、白银流通等问题，前人早已有所论述，但他们并没有考察白银的货币性质问题，而在笔者看来，正是白银货币性质的转变构成了明代货币结构转变的主要内容。

正如黑田明伸所言不同的货币都是差别化地服务于特定的交易层次。

由于交易层次的不同，如用于地域间结算的通货与民间日常的通货就会出现币值和币材差别，即使是同一种通货其地位和意义也是“不对称”的。

无论是以往通行的铜钱、纸钞还是谷物、布帛、金银等实物货币，不同时间和地点，它们服务的领域和层次并不相同。

在明代前中期，国家法定的货币先是铜钱，继而是宝钞，白银在大多数时期处用之列。

明代中后期，白银则成了主要的流通媒介，这构成了人们对明代货币转变的初步印象，然而实际情况并非仅仅如此。

最初铸行铜钱的时间是在元末至正二十一年(1361)，洪武元年又颁行了“洪武通宝钱”。

虽然直到洪武八年(1375)以前铜钱是国家法定货币，但是明政府并没有干预其他通货的使用。

实际上，当时的主要通货是比较多的，有元旧钞、唐宋旧铜钱、明通宝钱，至于金银、谷物、布帛等实物也能在民间市场上见到。

自洪武八年明发行“大明宝钞”始，为了巩固宝钞的地位，政府禁止使用白银交易，并对钞、钱、银的比价做了官方的规定。

于是，宝钞和铜钱便成了较为重要的两种货币，这个“钱楮并用”的局面大体持续到了宣德年间。

这个时期的白银虽在禁止之列，但是在实际交易中，白银却依然可见，而且，绸缎、谷物等实物货币也见于记载。

这一方面固然是纸币流通所产生的弊病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实物货币如金银、谷物、绢布等一直通行于某些特定的领域。

这是以往研究较为忽视的地方。

而从洪武朝至宣德朝政府不停地重申金银使用禁令可以看出，纸币的流通不畅导致了金银使用的抬头，如洪武末就出现了“杭州诸郡商贾，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论价”的现象。

与此同时土地契约中关于谷物的支付记载，也说明了不仅金银、谷物等实物货币因为法定货币流通不畅而一直存在，而且更加印证了白银的实物货币性质。

洪武朝至永乐朝是宝钞流通情况较好的时期，洪武二十七年(1394)，铜钱亦被政府收缴禁用，大明宝钞成为唯一合法的货币(50)，但不仅金银、谷物等实物仍不时见诸民间流通市场，交易领域的前朝所铸旧钱也未能禁绝，禁止铜钱流通的政令并没有什么效果。

即使到了以往学界认为是明代经济较为稳定的仁宣时期，也还有关于金银、谷物、绢布用作货币使用的记载，这就说明明代前中期实物货币经济一直存在，也表明了当时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

明初赋税领域的货币状况也较为复杂，夏税秋粮，征收米麦为本色，但同时允许道路不便地区折成金、银、钞、布、绢等物，称之为折色。

比如，云南“以金、银、贝、布、漆、丹砂、水银代秋租”(51)。

有学者认为这里的金银是一种商品，但正如之前所讲，金银在云南很早就是通货手段之一种，它们一直是一种实物货币。

因此，明代货币征银的时间最早应是时期。

而这种折银的方式到了成、弘之际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这是因为白银的货币属性发生了变化。

尽管有着实物货币的存在，但是明代前中期，市场通行的货币还是以钞钱为主，而实物货币的存在只不过是钱钞结构的有效补充。

这从史料记载和徽州山、地买卖契约中可以得到一定的印证(见下图)。

原文配图：明代前中期徽州契约货币使用情况。

对于表1所反映的情况需做三点说明：一是土地买卖在传统社会仍属大宗贸易项，契约中使用的往往是币值较大的币种，故难以见到铜钱的踪影，但这不等于铜钱没有通行;二是受制于资料的原因，徽州以外的地区是否也是如此状况，当然不可决然断定，但明前期徽州地处偏狭之地，经济较为落后，它反映的货币状况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三是从长时段来看，银进钞退的现象较为明显，尤其是白银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宣德年间，在民间交易市场中，白银的使用开始普遍起来，尤其是巨商富贾所进行的国内外贸易更是如此，史料多有反映。

正统至成化是明代旧的货币结构开始转变并逐步确立新的货币结构时期。

此时的宝钞逐渐退出流通领域，民间交易开始实际以白银为主，这在表1的契约中可以得到体现。

同时，史料亦有记载：“令宣课分司收税，钞一贯折银三厘，钱七八文折银一分。

是时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

” 通过以上所述并结合学界已有的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勾勒出明代货币结构转变的轨迹。

明代的货币结构经历了自洪武七年前铜钱与其他通货(包括唐宋旧钱、元旧钞、金银、谷物等实物货币)混用到洪武八年后宝钞、铜钱以及白银、谷物、绢布等实物货币通用再到正统至成化、弘治白银开始广泛运用并最终代替了其他通货(当然铜钱一直存在，尤其是唐宋旧钱)的变化。

明初断断续续百多年实物货币的存在，说明了明代货币结构转变的艰难，但也为我们理解白银货币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明代前中期，从白银的使用来看，它是否已经获得了一定的货币职能?应该说是可以确定的，如史载：“你可准备些粮米、银子、缎匹前来，我要赏人，又说：见有钞一万五千贯，你可去苏杭收买段子。

”“将名下运粮人夫并备办钞五千贯、段子五百匹、银子五千两、金子一百两，送与。

”“三面评议时值花银一两重，其银并契当日相交付无欠。

”这些例体现了白银的支付和交易媒介功能，而且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银子往往与谷物、段匹等实物相伴出现。

因此，这一时期白银作为实物货币的性质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白银货币在明前中期并没有取代钱钞而成为主币，而是在明代法定货币出现各种问题之后(如铜钱私铸、纸币贬值等)作为民间辅助交易手段存在，由此也足见白银货币的职能和流通是有限度的。

因此，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是以钱钞为主的贱金属货币体系向贵金属白银货币体系的转化。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也体现了中国实物货币经济正在走向衰微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之所以中国最终的通货重任落在白银货币身上，这与多种因素是分不开的。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外来白银的大量流入使得白银崛起为影响明代社会变迁的贵金属通货成为可能。

货币结构转变的原因 就上文所论，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虽然是由钱、钞与实物货币并用转变为以白银为主，但是关于这种货币结构转变的原因分析以往研究却有简单化的倾向：一则传统观点认为这是中国货币演变与发展的自然结果;二则近来的研究把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过程单单理解为白银货币化的强劲趋势和过程，这其实是一种白银进步论的观点。

有学者就指出： “白银进步论，是把贵金属货币本身等同于先进，这实际是对欧洲经验的一种简单解读。

” 对于中国货币结构问题的探讨，我们主张回归到中国货币体制框架内来思考。

本文认为导致明代货币结构出现转变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1) 恢复极度萎缩的中国货币经济与僵化的“洪武型经济体制”的矛盾决定了明代货币结构必须进行转变。

随着市场力量的逐步兴起，明初通货结构承受着内部紧缩的压力。

(2) 东亚经济圈的扩大与全球贸易的新内容，使得处于主导地位国家——中国的宝钞和铜钱难以充当世界货币的职能，因而转变势在必行。

(3) 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使得中国最终完成货币结构的转变成为可能。

货币的变化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反映。

与后来15世纪、16世纪明代市场快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初货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极度萎缩。

这集中体现在“洪武型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巩固。

贫农出身的朱元璋欲图构建一个反市场的劳役和实物经济制度，这种经济体系的落后直接体现在民间市场上的交易价格、定额财政税收、海外贸易等方面，而这种经济体系的形成对于明代通货结构伤害至深。

彭信威、全汉昇早就注意到与相比，明代商品、劳务、粮食的价格之低以及白银购买力的变动与上扬。

明代直到16世纪上半叶的米价都一直停留在宋代初期的水准(平均约为0.46两/石)，与宋代物价高峰时期(宋峰值时期平均达1.4-2.4两/石)相差巨大，宋代物价高峰时期的米价，以白银计高出明代约3-4倍，若以铜钱计(明初大体为250-500文/石，宋代高峰值为3600文/石-15242文/石)，则高达9-40倍。

终明一代，其平均米价与宋代相比，无论以白银还是铜钱计，整体都有数倍之差，不可谓不大。

从金银的比价来看，明与宋元相比，亦低很多。

宋元每两金价约折合白银10.3两，而明代每两金价约为宋元的一半，即折合白银5-6两。

另从江南绢价和田价的折算也可以看出明代物价之低。

明初物价的低廉直接导致劳务工资的低廉，例如嘉定地区官僚和士兵的薪俸明代与宋代相差竟达15倍(宋约为3000文一月，明代为200文左右)。

而实际上，这种低廉的价格水平并非构建在强大的国力之上，而是明初实物经济的直接体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6世纪初。

市场的不发育与各地经济的脆弱性直接导致了16世纪前“明代空窗期”的出现。

例如在宣德时期，京畿附近地区的商人贸易状况仍然是：“奔走负贩二三百里，远或一月，近或十日而返，其获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尽丧其利者。

”可见商业贸易利润之低。

因此，明代前期人们大多处于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凡可以养生送死者，皆不待外求”，且“去海既远，外国之货不至，奇邪之人矜智术诈力以乘势射利者亦鲜”，可见海外贸易及国内市场的不景气。

有学者指出： “从北宋灭亡到隆庆开海这将近4个半世纪里中国的金属通货，实际上都是依赖北宋的铜钱。

16世纪前明代规范铜钱的流通总量约为3600-5400万枚，只相当于北宋的12%-21%。

” 相关史料中亦多有使用旧钱、历代钱的记载。

明代的纸币在明前期运行状况并不稳定，加上铜钱的铸造时有时无，使得明代的货币结构承受着极大的压力。

这就是为什么明代“”时期，民间还流通着那么多种实物货币的原因。

即使加上白银及其他货币的使用，明代1580年以前经济规模也就折合1亿两左右，只相当于北宋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所以明代的低物价反映的其实是较为严峻的通货紧缩现实与实物经济发展的缓慢性。

然而，学界较少人注意到此时通货的危险性。

明代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势必要突破和改变这种实物经济。

同时，外部世界的因素也不能忽视。

这既包括全球经济贸易结构的发展与中国在东亚贸易圈中的主导地位，使得明代的宝钞与铜钱难以充当世界货币的职责，也包括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使得明代的通货结构转变成为可能。

对于东亚朝贡贸易圈的探究使我们知道朝贡贸易实质上是经济意义大于政治意义，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贸易圈在这个地区一直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

即使西方人到来之后，也是先融入这个贸易圈内进行经济活动，最后才慢慢打破这种区域体系。

中国的主导地位使得中国一直处于这个区域的经济中心地位，从铜钱的出土情况来看，在宋代，宋钱已是当时东亚的国际货币，中国货币辐射四方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明代前中期。

中国传统时期的海外贸易不仅包含商品、物资和移民的流动，也包含中国货币的输出与经济地位的确定。

从各地的考古发现来看，相较于宋钱，明代铸钱的规模是较小的，而明代的宝钞，因其与当时东亚其他地区的通货格格不入，故难以作为国际结算的媒介。

这说明了明代的铜钱和宝钞难以充当地区货币的功能，因此这一功能最终落在白银身上便不难理解了。

从对外贸易的角度来看，明代日益扩大的贸易量(包括朝贡贸易及宣德以后大规模的走私贸易)使得各方对稳定通货的需求比以往更为迫切，贵金属的大量开采和使用便成为中外共同的趋势。

对中国而言，海外市场的扩大与货币结构的压力使得中国对于白银的需求有了内外双重的需要，加上国内贵金属，尤其是白银产量的有限以及先前的大量流失，使得中国货币结构的转变最终需要海外白银的大规模流入才能完成。

因此有人认为：“明代海外白银的流入挽救了明代市场经济”，“白银流入的意义重大，是因为明代货币制度的缺失，而非所谓的宋明铜钱到白银的进步论主张的中国货币演化的必然特征”。

分析中国货币史上的白银问题，不仅要研究其实际流通状态，观察白银的货币职能是否完全、流通区域及范围是否有限度等问题，还要结合钱币学、经济学等方法理论来探究白银的形制、成色及货币特性等问题。

由此观之，还有许多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如前所述，白银在历史上曾长期作为一种实物货币而存在，这种货币的特性表现在：尽管它是一种贵金属，但从其实际的使用情况来看，作为称量货币的白银在绝大多数时期并没有获得足够的货币职能，在其流通的实际过程中有着明显的限度和特定的领域，它作为实物货币或充当社会主要货币的有效补充角色，或返回其实物状态，这就是白银在明清以前或隐或现的主要原因。

许多学者认识到了贵金属未必先进的道理，但是他们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深究。

在笔者看来，中国白银实物货币的性质一直延续到了明代中期。

白银、谷物、绢布等实物货币在明代货币结构中的补充地位，使得我们对于明代前期的货币经济水平可以做出窥测。

由于“洪武型”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僵化，明代货币结构先是在内部承受着巨大的通货紧缩压力，同时由于全球经济性质和结构的变化以及中国在东亚经济圈的主导地位使得中国的货币结构面临着外部的压力，转变亟待进行。

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最终使得中国的货币结构完成转变，与此同时，中国的通货结构正式进入以贵金属白银为主导的货币结构轨道上来，因此明代中后期蓬勃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便有了可靠的润滑剂和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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