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永历长达十六年的时间里，最大规模的反击战，莫过于永历六年的桂湘川大反击。

在这场大反击中，明军以云南、贵州、半个广西两个半省，向北、东两个方向大举反攻，就明朝官军、旧西军、旧顺军皆参与在内，收复广西、四川、湖南西部、湖北西部大片地区，大有将清军赶到长江以北的气势，光复江山的气势。

永历朝廷在永历六年固然战绩大丰收，东线李定国，先是在桂林逼得清定南王自杀、之后又在湖南阵斩宗室敬谨亲王尼堪，一时风光无二，但北线刘文秀的北线明军为何在一开始打的清军溃不成军的情况下，最后却饮恨保宁? 北上战略 彼时，与济国公刘文秀对线的将领，正是大名鼎鼎的清平西王，吴三桂在一生中，易主无数，打过清军，打过闯军，也打过明军，且对各军都有过不错的战绩。

作为刘文秀的对手，他曾言：“此生未遇刘文秀如此之劲敌”，不管是在当时或是后世，这个评价也是对刘文秀的能力给予了相当的肯定。

刘文秀刚开始北上的时候，他的进展甚至好过东线的李定国，在刘文秀的攻势下，吴三桂在四川连连败退，把四川除了保宁以外的地盘迅速丢光。

叙州、重庆之战中，刘文秀收割下了吴军诸多人头，又俘杀在吴军中地位超然的白含贞，吴三桂、李国翰等人退守保宁并考虑跑路陕西，入川没多久，刘文秀军已经全面压制吴军并包围保宁。

后世史学家对刘文秀在保宁之战中战略上的选择多有贬损，认为他在保宁战役中太过急躁，但如果我们抛开上帝视角，站在当时刘文秀的立场，会发现他的选择也是合理的。

开战之前，刘文秀在叙州、重庆等地重创关宁军，一路高歌猛进，很难不让人宜将剩勇追穷寇。

而且，当时在孙可望主持桂川湘大反击之前，全国抗清形势陷入了弘光覆灭来的低谷，在金声桓、举兵相继失败之后，两广复失，明军在清军面前像待宰的羔羊一样不断溃败，永历政权几乎被灭，也就是注入大西军的新鲜血液后才算勉强稳定下来。

在此时刘文秀太需要以一场从未有过的歼灭战鼓舞人心。

区别于后来三藩时期吴三桂部将王屏藩的保宁战役。

彼时入川的吴军并没有刘文秀所率明军所面临的诸如兵员、粮秣等诸多问题，西南地区作为吴三桂的老巢，数十年的经营给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源，而且四川至西北方向作为三藩吴军的重要攻击方向，在战略上，王屏藩不需要那么急切的去寻求决战，最重要的是，他的对手也远没有刘文秀的对手难缠。

保宁的地形因素，也是刘文秀选择迅速决战的重要原因，保宁府府治北面一路通汉中，三面环水，且南面地势相对平缓，适合作为据点向外扩张，进攻选择优于防守。

就地形而言，清方若据保宁，吴三桂则可随时威胁四川，即便是出于日后经营四川考虑，保宁府当时也急需拿下。

再者，保宁一役也极有可能是以来明军最有可能击溃甚至全歼清军精锐的战役，一举扭转长期被动挨打的形势，达到“力恢陕豫”的目的。

而全歼清军大部队这件事，即便是阵杀了清方第一位宗王敬谨亲王尼堪的李定国也没能做到。

不难发现，刘文秀的选择其实也并没有那么不堪，相反，基于战略考虑还颇为高明，那么这场鲜为人知的战役刘文秀输掉的原因，一是刘文秀的临场指挥能力着实略逊吴三桂，再则就是他的运气总是差了那么一点了。

兵源劣势 刘文秀受命北上时，跟随他一同作战的，是旧明军系统的张光萃、壁等一干将领，在这次大反击行动中，这支明军部队的组成明显，良莠不齐，而且将领之间也是派系林立，互不服气。

北上的明军中，有孙可望种田后新应征的西南兵，有原来的大西兵，也有明朝的旧官军，这无疑增加了刘文秀在北伐中调度军队、协同作战的难度，后来在保宁之战中，刘文秀也尝试过收拢败军稳住阵脚，但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

而吴三桂的军队相对来说组成更单纯，基本上属于当时从辽东随吴三桂入关的明朝旧关宁军。

这样一来，相比于刘文秀的军队，关宁军调度和命令也自然更加统一，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临时调动军队难度上大大降低，这一方面的优势，增加了吴三桂取胜的筹码。

北上入川的大军中，战力最强毋庸置疑是刘文秀一直带着的原西军，这支部伍里的原明军虽然算不上战五渣，不过要指望战力多强也是不可能的。

明朝原先布置在西南的精锐部队，在一次次援辽、剿寇的作战中早已丧失殆尽的，剩下的军队战斗力都很一般，张先壁、张先轸兄弟的这支明军旧部在保宁之战中没有转进如风，已经算得上旧明军的清流部队了，但在刘文秀入川的军队中，却拖了后腿，这也为后来的失败埋下了隐患。

临阵博弈 保宁之战开打之前，明济国公刘文秀开始了搜山检海抓三桂，碰上吴三桂仓皇失措的表现，刘文秀膨胀了，自认为再世，遇春复生，对部将王复臣聚集优势兵力的建议相当，在他眼里，吴三桂和关宁军早已是半个身子进了棺材。

这方面以刘文秀的战略来看，他并不算做错，比起保宁的城池，他更需要的吴军的覆灭。

而他犯下的最大的错误，是不合适的兵力部署。

基于刘文秀的战略目的，他先是在保宁府治周围的重要据点一一占领，命令部队造桥，让战力强的主力渡过嘉陵江，然后以张先壁等依据地势摆阵，并派遣张先壁的弟弟张先轸背水守浮桥。

刘文秀的部署下，没有聚集优势兵力，则是为了歼灭而非驱赶，是从北面西面南面合围吴三桂，再分兵断其逃往汉中之归路，才能将关宁军逼做瓮中之鳖。

为了合围吴三桂，将战斗力并不强悍的军队拉长阵线、背水结阵，这是极其致命的错误。

兵仙的，并不是人人可以效仿，韩信战前的态势是在劣势情况下求生之战，刘文秀军中显然没有这种危机。

况且，即便在那种情况下，韩信仍然以战力较强的军队居后作为缓冲，这一点刘文秀并没有做到。

在当时，刘文秀的布置，应该是对吴三桂胆量和关宁军战斗力的低估。

在四面辽歌的情况下，眼光毒辣的吴三桂没有选择继续当一只乌龟死守，而是根据明军兵力较为分散的实际情况，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迅速决策，根据保宁地势较高的特点居高临下主动寻求薄弱环节包围的突破，誓要突围。

既然如此，刘文秀军中战斗力较弱的张先壁军就成为了吴三桂的首选。

首先张先壁的军阵拉得太长，极好的给了吴三桂突破的机会，是时，吴三桂率军直冲张先壁军阵，张先壁军接触不久后就开始溃败，且形成倒卷珠帘之势不断冲击明军本阵。

此时另一支清军抓住机会向张先轸部冲击，张先轸部本来就是战力不强还在地势较低背靠江水，在受冲击前后慌不择路将浮桥砍断，明军将士军马被赶入江水中，霎时间形势倒转。

这么一来指挥系统和未渡河的大军彻底割裂，被分割击败已是定局。

此时白文选的援军即使到达，做的也不过是无用功。

在这场战役中，刘文秀的失败带有一定的运气因素，刘文秀战时固然自大，但兵员素质参差不齐、将领派系林立等等原因很大因素上制约了他临场的发挥，刘文秀的战略考虑并没有错，只是过于理想化，而南明混乱的政局并没有给他提供相对理想的作战条件，才导致了最终的失败。

作为“流贼”出身的将领，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刘文秀也从来没有想过背叛国家，到了他的弥留之际，他也对说了一番让人十分感动和怅然的话：“臣有窖金一十六万，可以充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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