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西洋的动力：构建的朝贡体系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天朝上国”的思想，自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周边是外夷，并且认为外夷就应该要臣服于天朝，向天朝进贡。

这种思想在显得特别的突出。

对于以小农经济为本的中国来说，中国地大物博，足以自给自足，无需外夷的产品，外夷则必须要依赖中国。

因此，就在《皇明祖训》中列出十五个“不征之国”，试图构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

若其不自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

彼即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

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

——朱元璋《皇明祖训》 朱元璋 不过，朱元璋时期，方国珍、张士诚等残余势力在海上和势力勾结，使得海上并不安静。

因此，朱元璋时期还没有能力能力和远在西洋的国家进行交流。

经过了洪武年间的经济恢复，到了永乐年间，明朝的国力已经达到了鼎盛。

中国和日本恢复了官方的朝贡交流，倭患已经得到了很大的缓和。

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和海外各国进行海上联系就有了条件。

也继承了朱元璋企图构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理想。

巩珍的《西洋番国志》记载：“永乐初，敕遣中外重臣循西海诸国昭示恩威，扩往圣之鸿规”。

关于永乐皇帝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史学家有诸多的争议。

有的认为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建文帝，其主要依据是《郑和传》的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也有人认为是为了联合印度等国对付帖木儿帝国;也有人认为是为了推动了中外贸易。

不过这些观点要么有失准确，要么不够深度。

派遣郑和下西洋，主要目标就是为了建立一个覆盖天下的朝贡体系，梁曾评价：“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

当然有附带寻找朱允炆的一个小目标。

至于联合印度对付帖木儿和推动中外贸易，就基本不可信了。

从汉代以来，中国对外形成了两条交流通道，一条是经过河西走廊通往西域、中亚、西亚等地的“陆上”，另外一条是“”。

但是明朝建立以来，北有蒙古威胁、西域有，明朝的势力范围最西只能到达哈密。

明朝通过陆地线路和西域中亚、西亚的交流是十分有限的。

因此，明朝的发展方向只能向海上。

永乐盛世 明朝能够在海上发展，就离不开海上技术和造船技术的发展。

在明朝前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大造船国家，也是造船技术最先进的国家。

早在，中国就出现了水密隔舱、车船、 、平衡舵、开孔舵等船只。

宋元时期，中国古代的船只基本定型，出现了福船、沙船、广船等著名的船只类型。

在结构上，多采用搭接法，形成“鱼鳞式”结构，使得船只紧密严实，整体强度高，不易漏水。

在时期，中国的船只就能载重万石以上，载人多达千人。

船上设施齐全，适合长期航行。

由于船只大，结构好，因此能够在大洋中应对“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恶劣环境。

航海技术上，主要采用海道针经结合过洋牵星术。

在白天，主要依赖于指南针指引方向，晚上则观看星象和水罗盘来判定方面。

这在当时也是最先进的航海技术。

早在时期，民间航海家汪大渊就曾经航行到了非洲等地。

二，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 1405年六月，郑和的船队从苏州浏家港出发，开始了第一次远航。

这次远航经过中南半岛各国，穿过马六甲海峡，最终在1407年才返回。

随后，从1408年到1430年，郑和又6次率领船队远航。

郑和的航海运动规模十分庞大。

在船队规模上，第一次就有62艘船，人员达27000多名。

这些大船长四十四仗，宽十八丈(疑为八丈之误)，可容纳上千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

此后，郑和每一次下西洋，其船只都保持在几十只，人数2万以上。

这些人中，大部分是军队，其他还有官员、各国使臣等。

郑和在七次下西洋，其主要的活动有：一，访问各国，建立朝贡体系;二，进行了朝贡贸易;三，稳定秩序，平定内乱，调节纠纷。

郑和船队没到达一国，都要对其进行访问，七次下西洋，郑和总共访问了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蜡、古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30多个国家，地域范围从东南亚到到印度洋沿岸和东非。

有人认为郑和的船队最远到达过好望角一带。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国家也会派遣使者跟随船队到达中国进行访问。

通过这种交流，使得中国对世界的了解得到了加深，而中国作为泱泱大国的形象也被世界认同。

郑和下西洋对于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各国的关系和政治局面也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

下西洋之前，南洋地区的海上交通线路被海盗控制。

他有战船近百艘，属下万余人，横行于日本、中国台湾、南海、印度洋等地，劫掠船只超过万只，攻陷城镇达五十多。

在三佛齐渤林邦国国王麻那者巫里去世后，陈祖义自立为王，更加猖狂。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陈祖义阴谋袭击郑和船队，被郑和识破，双方展开海战，陈祖义的海盗集团当时被击杀5000多人，陈祖义被俘虏，最终带回明朝被斩首。

经过此战，东南亚的海上交通秩序得到了改善，史称“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

除了击杀海盗之外，郑和船队还调节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关系。

当时马六甲多次被暹罗侵犯。

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马六甲的酋长接受了明朝的册封，从此暹罗不敢侵扰。

郑和从未主动挑起和各国的争端，一般都是被动反击。

如第一次航行，途经爪哇岛“麻喏八歇国”时，两国东西交战，其中西王误杀郑和船员。

事后，西王派使谢罪，郑和没有进行报复。

第三次航行时，锡兰(斯里兰卡)，国王进攻郑和船队，被郑和击败，其国王被明朝废除。

第四次航行时，郑和船队经过苏门答腊，这里刚好发生了政变。

其苏干剌夺取了王位，但是明朝并未承认其正统地位，称为“伪王”。

他便率领大军截杀郑和船队，最终被郑和军队生擒。

旧港 郑和的船队还会奉命对沿岸的国家进行了名义上的册封。

如在第一次消灭了陈祖义之后，就册封旧港的施进卿为旧港宣慰使;第二次远航过程中，册封古里国王，并刻石立碑以纪念此事;第三次远航册封了马六甲国王;第四次远航册封了国王;第五次远航册封了印西南的柯枝国王。

这种册封极大满足了明朝追求“天朝上国”的虚荣感。

除了进行政治活动之外，郑和船队的另外一件重要的任务就是进行朝贡贸易。

郑和的船队满载瓷器、丝绸、锦绮、纱罗、麝香、铁器、金银等。

郑和船队每达到一个地方，就要求当地派遣使者来“朝贡”。

当地的官员、使者或者商人则主要向郑和的船队“进贡”一些地方地产来换取所需，如名贵的木材、香料、宝石、珍珠、珊瑚等。

郑和的船队在马六甲设置了官厂，这里成为了明朝和各国进行了朝贡贸易的中心。

三，郑和下西洋的影响 郑和下西洋，增加了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

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著有《瀛涯胜览》 费信著有《星槎胜览》 ，巩珍著《西洋番国志》，这些作品介绍了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地区的地理、政治、风土、人文、语言、文字、气候、物产、工艺等，为中国了解世界提供了一个窗口。

郑和下西洋还留下的《郑和航海图》是世界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记载东南亚到东非沿岸的530多个地名，标出了城市、岛屿、航海标志、滩、礁、山脉和航路等。

郑和航海图 但是，这些史料基本只有部分人士知道，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十分有限。

明朝后期的严从简曾写下《殊域周咨录》，对东南亚国家进行了介绍。

然而这本书的记载却是错误连篇，如说苏门答腊就是古代的大食国(阿拉伯)，在安南越南藩朗东北，靠近雪山、葱岭;又说锡兰(斯里兰卡)是古代的狼牙须国(位于泰国)，说苏禄(菲律宾西南)和琐里(印度东南)是邻国;甚至还说葡萄牙是喃勃利国(在苏门答腊岛西北角)更名。

可见明朝后期的中央官员都已经不了解海外的世界。

郑和下西洋除了带来了海外的珍奇之外，还引进了一些工艺技术和原料，对明朝手工业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如，从西洋进口的苏麻离青被中国的工匠们用于陶瓷制作，形成了永宣德时期青花颜色浓重、晕散的风格。

该时期的瓷器还吸收了阿拉伯和波斯艺术风格，产生了新器型和新纹样。

不过在总体上，郑和下西洋对国内的工商业的推动是十分有限的。

郑和下西洋就是以官方贸易取代民间贸易，也是海禁政策的一部分。

明朝推行了朝贡贸易，通过“薄来厚往”的政策来推动“万国来朝”。

在郑和下西洋就是这种朝贡贸易的体现。

由于明朝对朝贡使团进行了丰厚的回赐，使得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的国家纷纷派遣使团来朝贡。

如马六甲王在永乐九年率领妃子、大臣等400多人到明朝朝贡，永乐帝进行了大规模的赏赐，有“赐王金绣龙衣二袭，麒麟衣袭，金银器，帷慢衾稠悉具。

妃以下皆有赐，将归，赐王玉带仪仗鞍马，黄金百、白金五百，钞四十万贯、钱二千六百贯，锦绮纱罗三百匹、帛千匹、泽金文绮二、金织通绣膝欄二”。

为了得到这笔丰厚的“赏赐”，外国的许多商人也打着使者的旗号来和明朝进行贸易，其结果表面上是世界向明朝朝贡，实际上成为了明朝向世界朝贡。

这种朝贡的贸易的结果就是明朝得到了“天朝上国”的美名，而其他国家则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明朝给予他国大量的赏赐，造成了铜钱不断外流，国内铜钱稀缺，物价上涨。

侍讲邹缉曾经上疏:“钱出外国，自昔有禁，今乃竭天下之所有以与之，可谓失其宜矣”。

除了连年累月花费大量的赏赐钱财之外，郑和持续二十八年的下西洋活动所产生的耗费也惊人的。

罗登懋著《三宝西洋记演义》写道:“这个船数又多，制作又细、赞用又大，须是支动天下一十三省钱粮来，方才够用”。

永乐帝时期，大臣们纷纷上书“外国取宝之非”，建议停止下西洋的活动。

1421年，由于财政困难，永乐帝一度停止了下西洋。

明仁宗朱高炽继位后诏，“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在继位后一度恢复，下令郑和进行第七次远航，随后明朝感到财力已经无法支持远航活动，于是下西洋最终被停止。

据《殊域周咨录》记载，郑和下西洋的档案《郑和出使水程》原存兵部，但是在成化年间却找不到了。

当时的车驾郎中刘大夏说：“三保下西洋，费钱几十万，军民死者万计，就算取得有什么益处?旧档案即使还在，也当销毁，怎么还来追问?”可见下西洋是对于明朝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财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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