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

他们之间为什么要断交呢?有什么恩怨? 《左宗棠传信录》一书35万字，写左宗棠与曾国藩关系的，就有约8万字，占了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

之所以如此着力，自然有曾国藩名气大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想彻底梳理清楚两人之间的恩恩怨怨。

如果说解谜左宗棠樊燮案主要凭清宫档案之力，那还原左宗棠曾国藩关系真相，则需要清宫档案同31册的《曾国藩全集》及13卷的《左宗棠全集》的配合。

曾国藩，进士出身，37岁即升至二品，历任除户部之外的六部侍郎(副部长)，墨絰从戎后于三年(1853)创办湘军，并于三年(1864)克复被占据了11年之久的天京，宣告太平天国的失败。

曾国藩因此功被赐一等侯爵，成为有清一代汉人封爵最高者，此后被授武英殿大学士。

网络配图 左宗棠，举人出身，虽不似曾国藩那样少年得志，但通过参与围剿太平军、捻军的战事，累功迁至陕甘总督，被授东阁大学士，成有清一代以举人入阁的唯一一人，并于年间凭收复新疆之功被赐封二等侯爵。

曾左是湖南同乡，同属同光“中兴四大名臣”，可谓一时瑜亮。

从十四年(1834)结识到同治三年断交，两人的交往整整三十年：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兵败投水自杀之时，左宗棠曾冒险出城、极力安慰;咸丰八年左宗棠卷入樊燮案险被投狱，曾国藩尽力在咸丰面前斡旋，使得左宗棠化险为夷。

可以说，两人有着生死之谊。

只是造化弄人，曾左二人由相交甚欢最终变为凶终隙末，同治三年断交。

如此巨大的转折，自然引发时人和后人的巨大兴趣。

关于曾左断交，很多人都知道是因为同治三年攻下天京之后，曾国藩上折奏报包括幼主洪福瑱在内的太平天国高官已全部被歼，但清廷赐封曾国藩、兄弟的谕旨墨汁未干，左宗棠就上折奏报洪福瑱实际上已经逃出天京。

恼怒之下的曾国藩，也上折攻击左宗棠收复杭州时放走了十万太平军。

虽然通过清宫档案包括藏于台北博物院的洪福瑱供词得知：洪福瑱是从左宗棠事前所判定的广德出逃，但此事还是导致二人的最终交恶。

很多人知道曾左断交，但可能不知道：曾左断交，导火索并不是此事。

更早的导火索，在同治元年(1862)左宗棠不赞成曾国藩在广东抽厘充湘军军饷时就已经埋下。

曾国藩最初判断，在广东抽厘，一年收入至少有几百万两。

因此，当时为了让广东方面同意，在未与浙江巡抚左宗棠商量的情况下，他就对两广总督劳崇光表示，办理抽厘后，广东原来每月要给浙江的10万两协饷可以停解。

但左宗棠一开始就认为曾国藩强行到广东抽取厘金的做法不妥，并认为以劳崇光的个性，一定不会配合，难有实效。

事实的发展证实了左宗棠的“预言”，也坐实了曾国藩的误判——根据曾国藩的统计，同治元年到同治三年间，33个月广东厘金仅收入120万两左右。

而左宗棠楚军仅分配到22万两。

曾国藩的误判，带来严重的后果——如不办理抽厘，33个月，左宗棠楚军可从广东获得协饷330万两。

330万两和22万两，两者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

同治二年(1863)起，为了进一步缩小对天京的包围圈，曾国藩不断增兵，最高时统兵超过十万人，每月需饷不少于50万两，还不包括购买弹药、枪械等花费。

而曾国藩每月的收入从来没有超过24万两，只能发三成军饷。

同治元年九月起，经曾国藩推荐、刚刚出任江西巡抚的沈葆桢，未与曾国藩商量，就先后停解漕折银(每月四五万两)、九江洋税(每月3万两)。

同治三年二月，沈葆桢又奏请全部截留江西厘金(每月大约十多万两)，不再给曾国藩军营。

如此，意味着曾国藩的收入每月要减少近20万两。

网络配图 所辖兵马日益增多，需饷浩繁;广东厘金收入远低于预期;沈葆桢逐步减少江西所供之饷。

三个因素的叠加使得曾国藩陷入“近年所未见”的缺饷之苦。

于是，同治二年五月开始，他向左宗棠要回了婺源、景德镇、河口、乐平四个地方每年70万两的厘金收入。

左宗棠方面呢，刚遵照曾国藩的要求将兵马由原来的六千人扩充至近两万人，每月所需饷银不下二十万两。

一方面从广东获得的军饷锐减，一方面曾国藩又收回四地厘金。

本来，江西四地厘金被收回之前，楚军欠饷已长达到8个月到一年之久。

如今，左宗棠的不满，可想而知。

同治元年争饷埋下的导火索，到了同治三年总爆发，导致了曾左的断交。

统计《曾国藩全集》所记录的两人通信情况：咸丰八年22封，九年20封，十年和十一年都是84封;同治元年35封，二年11封，三年5封。

从最高峰时的每年通信84封，到同治三年的只有5封信，可以看出曾国藩与左宗棠交往日少的过程。

而同治三年七月之后，再无二人通信的记录。

很多人知道曾左断交，但可能不知道：两人断交之后，其实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合作。

网络配图 同治七年，朝廷将湘军名将刘松山所统率的老湘营划归左宗棠指挥，以对付陕甘回乱。

刘松山为曾国藩一手提拔，但曾国藩对此毫无怨言，继续承担老湘营的军饷。

老湘营屡建功勋，成为左宗棠麾下不可或缺的力量。

左宗棠呢，则多次向友朋和朝廷夸奖曾国藩识人之明，“臣以此服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实非臣所能及”。

同治九年(1870)二月，刘松山在甘肃战死。

这年十月，接见曾国藩，君臣谈到了刘松山之死。

但曾国藩并没有趁机攻击左宗棠，反而告诉慈禧，虽然刘松山的阵亡对陕甘用兵损失重大，但在此事上，左宗棠的调度并无不妥。

《左宗棠传信录》中的这些梳理，让我们看到曾国藩、左宗棠作为一代伟人的过人之处。

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病逝后，左宗棠对家人十分照顾。

曾国藩的二儿子曾纪鸿在京城工部为官，因家人生病导致花销大增，一时生活窘迫甚至无钱买药。

左宗棠得知后，立即送去银300两。

曾国藩的小女婿聂缉椝年轻纨绔习气颇重，不得曾国藩以及曾纪泽欢心。

但左宗棠大力提携，光绪七年(1881)出任两江总督时安排聂缉椝到上海制造局任职。

几番历练，聂缉椝后来出任江苏、安徽、浙江巡抚。

由此可知左宗棠识人不差，也知左宗棠在曾国藩挽联中所说的“相期不负平生”并非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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