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穷兵黩武”还是“功在千秋”?攻打匈奴是否值得?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翻开中国古代的历史,中原农耕帝国与北方之间的恩怨情仇,一直是个永恒的主题。

如何跟游牧民族和平相处,是对中原帝国的一大考验。
处理不好与游牧民族这层关系的帝国,轻则带来严重的财政赤字,重则直接遭其侵略导致灭亡。
秦汉时期的北部边境形势 对待北方匈奴的办法是用武力解决,派大将修长城同时长期驻守北方。
当时的北方,存在多个游牧民族的政权,如月氏、匈奴、东胡。
统一天下的大秦,对游牧民族拥有绝对的国力优势。
但是,秦始皇死后天下大乱,中原帝国无暇顾忌草原。
这时候,匈奴单于东征西讨,破东胡、逐月氏;又向北降服了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等一大帮草原政权;向南吞并了楼烦,甚至夺回了曾经被蒙恬大军侵占的河套地区。
莫顿单于统治下的匈奴基本上完成了对北方草原的统一,号称“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图 | 冒顿单于 汉初,经过”白登山之围“后,汉高祖意识到敌强我弱,不宜力拼,于是马上改变战略,采取了怀柔之术,通过送公主和亲和财物利诱,满足了匈奴的欲壑,实现了和平共处的安宁。
从此以后,惠帝、、文帝、景帝一直到武帝初期,虽然匈奴数次来犯,但对匈奴主要采取的都是和亲政策。
汉武帝时期,大汉对匈奴的政策开始转变 在韬光养晦几十年后,大汉的综合国力一跃千里,汉武帝认为大汉相比于匈奴终于不再甘居下风,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迎来了巨大的转变。
汉武帝对匈奴开始“磨刀霍霍”,在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部署了著名的“马邑之谋”军事计划。
图 | 马邑之谋 根据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的记载,汉朝边境小城马邑为诱饵,引诱匈奴单于南下。
汉武帝出动了30万大军,集结于马邑附近试图伏击匈奴,另有一支偏师迂回草原,准备切断匈奴的退路。
不料单于率10万大军南下时,看到沿途牲畜遍野竟然无人照料,不禁起了疑心。
此时匈奴攻下了一处边防小亭,抓获一个地方尉吏,从他口中知道了汉朝的伏击计划,于是急忙北退。
马邑之谋就这样落空了。
从此匈奴与汉朝彻底翻脸,频频入塞侵袭汉朝。
马邑之谋中,虽然汉朝与匈奴都没有什么实际的损失,却酿成了巨大的外交事件,一举改变了亚洲东部两大强国间几十年来相对和平的态势。
匈奴断绝了和亲,并开始频频入塞劫掠,以示对马邑之谋的报复。
而汉朝既然已经踏上了选择战争的道路,汉武帝决意继续走下去,对匈奴转守为攻。
此后,汉朝与匈奴的战争,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将整个中原王朝和草原力量都卷入了进去。
战争的本质,就是撒钱 战争的本质是国力的比拼。
这种比拼不是你掏出钱包来给我看一眼,说你有一百块钱,我掏出钱包来给你看一眼,有二百块钱,然后就宣布我赢了,我们两个都把钱包各自揣回去。
真正的战争是:你掏出一百元来,当场掏出打火机点了,问我:“服不服?”我,掏出二百块钱点了,问你:“不服,咋地?”就这么你来我往,直到有一方或者双方都服软了,觉得再拼下去都得崩溃的时候,大家才坐下来和谈,结束这场战争。
图 | 战争就是烧钱 所以,战争是一场互相毁灭的游戏,一旦败了就一无所有,因此,上了场你就得玩命。
匈奴人都是作战,马匹的速度、冲击力、负重和耐力都是人类的数倍,马匹还拥有一定的智力,可以在奔跑中自动寻找合适的路径。
在的时候,还可以作为人类的食物。
更妙的是,马匹吃草就可以维生,在北方的草原上,相当于拥有了取之不竭的能量来源。
因此,马匹在北方就是一台不需要加油的战车,还能成倍提高战士的速度和力量,简直就像是的神级武器。
面对农耕民族,游牧民族的骑兵拥有绝对的优势。
有两个原因: 一、北方草原到处是牧草,是马儿的天堂,所以,马匹数量和质量都很高。
游牧民族的人又都从小都生活在马匹上,骑射技术是农耕民族比不了的。
二、游牧民族不需要种地生活,他们不用被束缚在土地上,可以轻易地举家迁移。
在对农耕民族的战斗中,游牧民族可以把全族的战斗力集中在一点上,任意袭击农耕民族的薄弱环节。

在得手或者失利的时候,可以随时撤退,不留恋一城一地的得失。
在敌人穷追不舍的情况下,游牧民族可以深入北方腹地,在广阔的原野上和玩起捉迷藏,等到追击者人疲马乏、粮草绝尽的时候再杀一个回马枪,占尽地利的便宜。
图 | 冷兵器时代的超级武器——战马 农耕文明主要是步兵作战,面对这样有战力加持,又来无影去无踪的敌人,要想取胜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砸钱。
汉武帝选择的就是砸钱,花了七八年时间养了四十五万匹马,建立了一支庞大的骑兵部队。
你有啥装备我就用钱砸啥,你的骑兵军团厉害,我就用钱砸出一支比你数量更多的骑兵团。
汉武帝打匈奴的高额成本 养马的成本 一匹战马的体重一般都超过一吨,所以每天需要摄取的能量是巨大的。
而且动物吃进肚子里的食物中,会有90%的卡路里会被浪费掉,而草中的能量又十分有限,所以一匹马每天要吃很多的草才能维持新陈代谢所需的能量平衡。
因此,游牧民族不得不经常四处迁徙,因为一片草场的草很快会被吃光,根本养不活他们那么多的牲畜。
在长城以北,马儿吃着几乎无尽的天然草料,养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马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就是相当于一辆自行车。
图 | 草原的天然牧场 汉武帝要想养马就需要有广阔的草场,而对于古代农耕帝国来说,要养活庞大的人口,土地本来就不够用,怎么可能将大量土地变为草场,去养马呢?汉武帝要想发展骑兵,就必须另辟蹊径,将草料换成精饲料。
在食草的牲畜中,马是最挑食的。
什么麦子杆、高粱杆,牛会很开心地吃,马儿却一口都不吃。
马喜欢吃的是豆类这种人吃的食物,这就相当于人口夺食。
一匹马一顿顶几个人的饭量,这些豆子的种植又要消耗人力,战马每天还要参加大量的训练,消耗能量更多也意味着吃得更多。
里外相加,用精饲料养一匹战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长城以南养马不光饲料消耗大,那些平时养在马厩里的马儿,要想锻炼奔跑,还需要开辟专门的跑马场,需要专人训练。
所以说,骑得起马的,那都得是“开宝马”的土豪。
饶是这样,汉武帝还是倾天下之财,养了四十五万匹战马。
汉军深入匈奴人腹地作战的高额成本 汉武帝跟匈奴人打的那场最大的胜仗,汉军出动了约十四万匹战马,损失了约十一万匹。
一场大胜仗都损失成这样,那一般的战争还怎么打?打完仗,人家游牧民族回去随便找一个牧场,养几年,马匹又都出来了。
你汉军回到长城内,还得花费巨资重新养马。
更严重的是,深入草原作战,后勤补给的成本更是高的吓人。
一般骑兵作战,后面是步兵负责补给。
汉武帝的几万骑兵远征,要配备几十万的步兵补给军团。
为啥要这么多人,因为人少了根本守不住这么多粮草,一旦补给被切断,前面冲锋的骑兵也就玩完了。
图 | 古代战争,决定胜负的往往是后勤 问题是,这几十万人也要吃饭啊。
所以,汉武帝是靠多支出了几十万人的人力与口粮来解决补给问题。
古代运输成本极高,按照司马迁的记录,汉朝给西南边境运送粮食,运输成本高达六十多倍。
时从山东地区运粮到内蒙古,运输成本高达一百九十多倍。
而汉武帝北征,距离更远、路途更艰苦,运输成本还会更高。
哪怕就按六十倍计算,这也意味着汉武帝一下子就要往大漠里扔进去最少几千万人份的粮食。
这个数字太恐怖了,当时全国的总人口也不过几千万人。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挂帅奇袭祁连山,杀死和俘虏了匈奴士兵共计三万多人,擒获了匈奴的单桓王和酋涂王等五个大王,以及他们的王母、王妻、王子共计五十九人,擒获匈奴的相国、将军、都尉六十三人。
袭击祁连山这一天,成了匈奴国的“哀悼日”。
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匈奴发出了这样的悲歌:“亡我祁连山,使我牲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图 | 霍去病剧照 汉军拿下河西走廊后,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武帝 梦骏马生渥洼水中 ,大臣作天马歌献上。
即刻下昭在中央王朝设苑马寺负责马政,在大马营草原设置牧师苑。

大马营草原因位在河西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四郡中部,且这里有天然大草场和丰盛的水源,历朝王师大军从这里不断得到军马补充,这就是山丹军马场。
有了山丹军马场(今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帝国的财政压力才逐渐地得以缓解。
结语 前文说过,战争是一场互相毁灭的游戏,虽然从人类整体上来看,战争是一个负收益的行为,但是站在发动战争者的角度看,战争有可能是划算的。
只要战争预计的成本小于预计的收益就行。
换句话说,在战争的发动者面前有一个财务表,一边写着这场仗预计花多少钱,另一边写着万一咱赢了能赚到多少钱。
只要后者比前者大,就有发动战争的理由。
匈奴是大汉帝国在北方的国防安全隐患不假,汉武帝打击匈奴以固国防,这没问题。
但是,你也得算计下收益和成本啊。
汉武帝如果能计算清这成本,在汉军拿下河套地区以及打通河西走廊后,就应该转攻为守了。
因为这时候汉军以及掌控了匈奴人南下的战略要地,匈奴已经对长安构不成威胁了。
但是,汉武帝固执地想完成前人未成之壮举,就是彻底消灭匈奴以绝后患。
所以,他多次组织远征军深入大漠。
可事与愿违,即使你这些战役打胜了又能怎么样? 图 | 大汉骑兵 北方太大,游牧民族又善于迁徙,只要暂时避开汉军的刀锋,等到汉军退兵后再找一块肥美的草原,就可以恢复生机,没几年匈奴人又能。
因为,你汉军不可能长期在草原驻军。
由于降水少,草原地区的不适合耕种,所以,汉军驻军后只能像匈奴人一样游牧化。
手握重兵居无定所,时间一长,汉军岂不胡化?把匈奴人赶跑了,却无法长期有效地统治他们的土地。
因此,汉武帝即使撒再多的钱,也无法彻底消灭匈奴。
对汉朝来说,要彻底解决匈奴的威胁,最好的方案莫过于分化瓦解匈奴,用一个草原部落来制衡另一个草原部落,从而保障长城以南的王朝疆域内的长久和平。
你消灭了匈奴又能怎么样?匈奴没了,还会有其他游牧民族部落崛起。
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汉武帝最后一次对匈奴大规模用兵,派利等率领十几万大军多路出击,试图武力彻底征服漠北的匈奴。
匈奴单于把辎重转移到鄂尔浑河以北,自己在鄂尔浑河以南率领匈奴大军,迎击汉军。
这场战役以汉军大败,投降匈奴而告终。
至此,汉武帝想生擒单于、根绝匈奴之患的愿望彻底破灭。
而且国内民怨四起,长安城外盗寇盈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江山社稷摇摇欲坠。
一个合格的国君,他的职责是要为国家争取最大的利益,去选择净收益最大的那一种国策。
拿下河套地区与河西走廊,已经是与匈奴作战能获得的最大收益,如果这时候汉武帝能收手,汉朝对匈奴的作战是非常值得的。
但是,汉武帝选择继续向北打下去,这时候的战争的边际收益逐渐减少到了负值,甚至可谓是耗尽家财,这显然不一笔好买卖。
图 | 汉武帝雕塑 汉武帝为了消灭匈奴,将“文景之治”留下了老本折腾没了,又施行货币垄断、盐铁专营、酒榷、算缗告缗、卖爵等敛财的政策来弥补战争造成的财政亏空。
这些政策榨干了民力,破坏了帝国的经济结构,也让大汉帝国开始走向衰落。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的汉武帝颁布了历史上有名的《轮台诏》,后悔派遣李广利远征带来军事上的惨败,宣布国家将从横征暴敛、连年征战转向休养生息、和平发展。
这也是他对自己倾尽国力征伐匈奴的一个回应。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带着未能歼灭匈奴的遗恨去世了,汉朝北部边境的匈奴仍然如同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南下侵扰大汉边境,始终刺激着汉武帝后世子孙们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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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属蛇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肖(属相)常被用来概括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当然,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更多是一种文化趣味和统计学上的概括,并不能完全定义每一个独立的个体。个人的性格由家庭、教育、环境等众多复杂因素共同塑造。 不过,根据传统文化和民间流传的说法,我们可以这样来描绘一个典型的“属蛇人”形象: 属蛇人的核心特质(正面) 1. 智慧与深邃 · 蛇在民间故事中常与“灵性”和“智慧”联系在一起。属蛇的人通常被认为非常聪明、有谋略,思维缜密,看问题深刻,不流于表面。他们像是安静的观察者,能洞察到别人忽略的细节。 2. 冷静与沉着 · 他们天生带有一种冷静的气质,遇事不慌乱,能够沉着应对各种突发状况。这种特质使他们在危机中成为可靠的支柱。 3. 直觉敏锐 · 属蛇人通常拥有很强的第六感或直觉,他们相信自己的感觉,并且往往是对的。这让他们在人际交往和商业决策中能抢占先机。 4. 品味高雅,注重外表 · 他们天生对美有独特的鉴赏力,注重自己的形象和生活的品质。穿着得体,举止优雅,有吸引力。 5. 内在热情与忠诚 · 虽然外表可能有些冷峻,但属蛇的人内心情感丰富且炽热。他们对感情非常专一,一旦认定一个人,会非常忠诚和投入,对朋友和家人也极尽保护之责。 可能存在的另一面(需要留意) 1. 多疑与戒备 · 因为洞察力强,他们有时会过于多疑,不轻易相信他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对人敞开心扉,这可能会让他们错失一些真诚的关系。 2. 神秘与孤僻 · 他们享受独处,不习惯将自己的所有想法和盘托出。这种神秘感很有魅力,但有时也会让人觉得有距离感,难以亲近。 3. 占有欲强 · 在感情和珍视的事物上,他们可能表现出较强的占有欲。这源于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和对关系的极度重视。 4. 偶尔的懒惰与享乐主义 · 当他们感觉安全舒适时,可能会沉溺于享受,显得有些懒散。不过一旦有了明确的目标,他们的行动力和毅力会非常惊人。 在人际关系和生活中的表现 · 作为朋友:他们是值得信赖的倾听者和建议者,但成为他们的挚友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 · 在职场中:他们是出色的战略家和分析者,适合从事需要深度思考的工作,如策划、研究、艺术、金融等。他们不喜欢张扬,但往往能做出关键性的贡献。 · 在爱情中:他们追求深刻、灵魂层面的联结,浪漫而专一,但需要伴侣给予足够的安全感和理解。 重要提示:如何看待生肖性格论? · 娱乐参考,而非标准答案:生肖性格是数千年文化观察的结晶,有它的趣味性和一定的共性,但绝不能作为评判一个人的唯一标准。 · 个体差异远大于生肖差异:一个在开放环境中长大的属蛇人,可能非常外向健谈;而一个在压抑环境中长大的属猴人,也可能沉默寡言。 · 后天修养是关键:无论属什么,一个人的品格、能力和最终成就,主要取决于后天的学习、自我反思和努力。 总结来说,传统文化中的“属蛇人”是智慧、神秘、深沉与热情的复杂结合体。他们像一本需要耐心品读的书,封面可能清冷,内里却蕴藏着动人的篇章。 如果你认识属蛇的人,最好的方式还是通过真诚的交流去了解那个独一无二的他/她,而不是被一个标签所限制。
司马迁简介 西汉盛世汉武帝刘彻时期伟大的史学家
(公元前145或前135~前87?)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父司马谈,建元、元封之间任太史令,是一位具有多方面修养的学者。他在《论六家要旨》中,对以来的“百家之学”,概括出重要的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分别以评论:对阴阳等五家,既有所肯定,也指出其不足,而完全肯定了道家。这说明司马谈接受的是西汉初年占主导地位的黄老思想的影响,与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不完全合拍。司马谈十分重视自己史官家世的传统和史官的职责,曾慨叹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史记·太史公自序》)所有这些对司马迁后来所从事的事业都有十分明显的影响。司马迁的童年是在家乡黄河边上的龙门山下度过的。10岁时,随父亲司马谈到长安,开始了对古代文献的研读,并直接受学于当时著名儒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20岁,南游江淮,据《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这次“上会稽,探禹穴,上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以后他在任郎中、太史令以及中书令时,或奉旨出使,或陪驾巡幸,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些经历,使他有机会亲身领略祖国壮阔的自然风貌,调查了解许多历史故实,订正和补充文献上的疏漏,也使他有可能接触广大人民的实际生活,增加了他对社会现实的了解。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他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一、继父志,任史官 司马迁,宇子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于龙门山下(在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当上了太史令,开始从皇家藏书馆中整理选录历史典籍。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司马谈一直准备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 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悲痛而坚定地应允道:"儿子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 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top 二、直言受宫刑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的哥哥、二师将军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凤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左丘明和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三、发愤著《史记》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宇。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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