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狱:以“谋反”定罪 岳飞是谁害死的?大家都知道是。
但秦桧只是这个罪恶集团的成员之一,充其量是个头面人物,这个集团至少是由“四人帮”——秦桧、、、万俟卨(读音:莫其懈)组成的。

岳王庙前便有“四人帮”永持跪姿的生铁铸像。
在杭州岳庙还有一处古籍,透露的信息却截然不同,那就是文人的“满江红”词碑,其中有句云:“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文征明的观点很明确:才是害死岳飞的元凶,秦桧只是奉旨行事而已。
这一观点虽未获专家邓广铭的认可,却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1957年夏,毛泽东会见友人时指出:“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
秦桧不过执行的旨意……文征明有首词,可以一读。
是赵构自己承认:‘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秦桧但赞朕而已’。
后来史家是‘为圣君讳耳’,并非文征明独排众议……”(舒湮《1957年夏我又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以词论史,以史证词,否定了一些史家把赵构议和投降与冤杀岳飞推责秦桧一人的错误史观。
高宗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之夜,战功赫赫的抗金英雄岳飞,被南廷以“莫须有”的罪名残酷杀害。
相反,和议投降的主谋、杀害岳飞的帮凶秦桧,不仅在岳飞被害14年后,而且死后备极哀荣,宋高宗赵构当即“追封桧申王,谥忠献,赐神道碑,额为‘决策元功,精忠全德’。
”(《宋史》) 正因为宋高宗是制造岳飞冤案的元凶,才使得岳飞一案的昭雪平反变得十分漫长与艰难。
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秦桧病死,他的养子秦熺谋求相位,为赵构所拒。
秦家失势,使长期压抑的主战派看到了希望,开始要求给岳飞恢复名誉。
一涉及岳飞一案的性质问题,赵构就不干了,他干脆起用早已被贬的万俟卨继承相位。
万俟卨是杀害岳飞的刽子手之一,让他执掌政局,自然消除了为岳飞平反昭雪的各种可能。
网络配图 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金主海陵王完颜亮撕毁和议,兴兵南侵,欲一举灭宋。
危亡之秋,朝野震动,朝臣纷纷上书,要求为岳飞昭雪,“要当首正秦桧之罪,追夺其官爵,而籍其家财”,同时“雪赵鼎、岳飞之冤”。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不过,在所有的奏折与请愿中,没有一人敢讲出赵构是岳飞冤狱的始作俑者,均归罪于秦桧为首的“四人帮”。
金兵进击长江北岸,赵构迫于无奈,只得作秀,于是下诏:“、、岳飞、张宪子孙家属,令见拘管州军并放令逐便。
”已被流放岭南的岳飞家眷,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家中。
这一举措,与平反昭雪毫无关系,仅仅是对其遗属略示仁政而已。
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宋高宗竟将岳飞与蔡京、童贯等“宣和六贼”、北宋奸臣相提并论。
事实上,赵构确将岳飞视为奸臣,岳飞冤狱正是以“谋反”定罪的。
平反的不彻底产生了负效应 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五月,赵构退位,赵昚登上皇位,是为。
与赵构不同,赵昚是一位胸怀大志,抗金复国的有为之君。
宋孝宗为了鼓舞士气,兴师北伐,登基之初即打着高宗的旗号下诏:“追复岳飞原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
”当年十月,又颁发正式文告,宣布追复岳飞“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六千一百户、食实封二千六百户”之待遇。
(《金佗编》卷十三)岳飞生前所任职务,均位文武官员前列,地位高于《传》里的殿帅府太尉,大约相当于今之军委副主席。
这样一个功勋卓著、地位崇高的国家领导人蒙冤而死,要平反昭雪,必须分清是非,公开承认错误,还岳飞以清白。
但在宋廷的平反告词中,对岳飞之死却写得云山雾罩:“会中原方议于櫜弓,而当路力成于投杼,坐急绛侯之系,莫然内史之灰。
”借用西汉之冤狱喻指岳飞之死,实际上承认了这是冤案。

然而,虽然名义上为之平反,却又不肯明言直说。
不过,宋廷对岳飞“近畿礼葬,少酬魏阙之心,故邑追封,更慰辕门之望”,“岂独发幽光于既往,庶几鼓义气于方来。
”(《金佗续编》卷十三)倒是体现了孝宗的本意。
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经岳飞家属要求,给还了岳飞原有田宅。
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应岳飞之子岳霖的要求,发还了宋高宗写给岳飞的全部“御笔”、“手诏”(秦桧为陷害岳飞,曾从岳家抄走)。
让人不解的是,虽然朝廷恢复并给予岳飞家人种种待遇,却对岳飞冤狱并未进行任何的甄别与复查。
由此可见,宋孝宗对岳飞冤案的平反昭雪,不仅不够彻底,而且留了尾巴。
比如,在朝廷文告中,涉及岳飞死因,只讲“坐事以殁”;涉及岳案性质,只字不提“冤狱”。
尤应指出的是,孝宗对岳飞冤狱所有的制造者包括秦桧、张俊、万俟卨等人,一概未予追究。
其实,赵昚并非不知岳飞冤情,他在私下接见岳飞之子岳霖时曾明确指出:“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
” 那么,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何在呢?孝宗当政27年,赵构作为太上皇,老而不死,几乎“监督”了赵昚主政的全过程,直到赵昚退位两年前,赵构才一命呜呼。
这对赵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制造的冤案,决不可能由其本人平反。
在没有改朝换代的情况下,冤假错案的昭雪,往往是在掌权者死去之后,由统治集团的后来人来进行。
赵构作为健在的太上皇,余恩犹存,余威尚在,且朝廷官员大多为其所提拔,在此情况下,赵昚无论如何也不敢推倒重来。
对岳飞正式追赠赐谥,是在淳熙五年(公元1179年)岁末,即孝宗即位并为岳飞“昭雪”之后的第17年。
赐谥是朝廷大事。
一字之差,寓褒贬,示高低,代表朝廷对官员历史功过的正式评价。
因此,必须由太常寺调查官员之功业,并据此提出赐谥之理由,三省审议后,最后由皇帝审查定夺。
太常寺拟请“谥以忠愍”,被赵昚退回,“令别拟定”。
复议的结果是:“兹按谥法,折冲御侮曰武,布德执义曰穆。
”孝宗同意了这个意见,于是正式宣布岳飞谥号为“武穆”。
(《金佗续编》卷十四)从“忠愍”降为“武穆”,是宋孝宗对岳飞评价的贬低,也使岳飞子孙心绪难平。
平反的不彻底,引起了人们的不满。
岳飞到底是真反还是未反?到底是逆臣还是忠臣?朝廷态度不明确,引起了人们的猜测、疑惑、不满。
这次平反昭雪工作,甚至产生了负效应。
被害84年后终得彻底平反昭雪网络配图 随着赵构、秦桧的故去,与岳飞冤案有牵连的许多当事人已不在人世,这为岳飞冤案的昭雪减少了政治与社会阻力。
但与此同时,当时历史的见证者也相继离世,这些“活档案”的消失,从客观上削弱了历史的旁证。
有一个情况需要提及,除掉岳飞后,秦桧独揽大权,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并指派其养子秦熺主编国史编年体的日历和实录,极尽篡改史实之能事。
秦桧还在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
(《宋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是研究南宋历史的两部重要典籍,但两书之中关于岳飞的许多记述,却是残缺不全、错漏百出,这也正是秦桧专权期间大兴,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恶果。
这给岳飞之孙岳珂搜集、整理为祖父昭雪的历史资料,造成了巨大障碍。

所有的努力都没有效果。
孝宗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退位,继位之后,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岳飞之子岳霖去世。
老人临终前拉着儿子岳珂的手说:“先公之忠未显,冤未白,事实之在人耳目者,日就堙没。
余幼罹大祸,漂泊及仕而考于闻见,访于遗卒,掇拾参合,必求其当,故姑俟搜摭而未及上。
苟能卒父志,死可以瞑目矣。
”(《金佗编》卷九)岳珂谨遵父命,在其父岳霖前期努力的基础上,历经十年,于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搜集、编撰包括“高宗皇帝御笔手诏”和《吁天辨诬》在内的大量证据文献进献朝廷。
此时,距岳飞被害已62年。
但由于宋孝宗为岳飞平反的不彻底,加之秦桧对历史资料的篡改与歪曲,人们对岳飞冤狱仍,莫衷一是。
“开禧北伐”前夕,也就是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宋宁宗采纳朝臣的建议,将岳珂为岳飞所作的辩白文书宣付史馆,追封岳飞为鄂王。
赵扩指出:岳飞“虽怀(郭)子仪贯日之忠,曾无其福;卒堕(李)林甫偃月之计,孰拯其冤。
”“可特追封鄂王”。
强调“虽勋业不究于生前,而誉望益彰于身后”,“岂特慰九原之心,盖以作六军之气”,目的在于给活人一个说法。
(《金佗续编》卷二七)昭雪岳飞与评价秦桧是一枚铜钱的两面。
正因如此,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赵扩下令,追夺秦桧的“申王”爵位和“忠献”谥号,改谥“谬丑”,并指出其罪行:“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赵扩此举,是平反岳飞案件最彻底的一次。
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曲折的。
开禧北伐失败后,韩侂胄被谋杀,主战派再次受到排挤,主和派又一次得势,在权奸的主导下,竟恢复了秦桧的爵谥。
是南宋末年一位试图有所作为的皇帝。
理宗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宋廷就岳飞案件颁布《赐谥告词》,告词道出了岳飞的冤情:“夫何权臣,力主和议,未究凌烟之伟绩,先罹偃月之阴谋”,第一次指出当年的和议政策是导致岳飞冤案的重要因素。
这份告词,以、与岳飞作比,“昔之志兴汉室,子仪之光复唐都,虽计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异……(岳飞)英灵如在,茂渥其承,可依前故太师、追封鄂王,特与赐谥忠武。
”(《金佗续编》卷十六)可以说,这是南宋官方对岳飞的最高评价,也是有宋一代对岳飞的最后结论。
后人往往尊称岳飞为“岳武穆”,其实不确,称“岳忠武”方为允当。
网络配图 南宋九帝,至少有四帝曾经参与处理岳飞冤案。
高宗不用说了,在为岳飞平反昭雪问题上,其余三帝,要么只就岳飞的谥号与待遇出台文告,要么将冤案的责任归罪于秦桧为首的“四人帮”。
但在所有这些政治决定中,从未触及过岳飞冤案真正的罪魁祸首——宋高宗赵构。
在封建皇权社会中,“圣明,臣罪当诛”大约是核心价值。
然而,这一核心价值,使得南宋王朝失去了为数不多的复兴与崛起机会,不仅使南宋军民屈辱地度过外敌欺凌的漫长岁月,而且时至今日,“为圣君讳耳”的传统与做法的政治影响与社会危害仍余绪犹存。
迄南宋一朝,对岳飞冤案的平反昭雪,虽然作出了结论与定评,然而,冤死者,英年惨死,家庭破碎;害人者,寿终正寝,高居庙堂。
在南宋152年的历史上,以宋高宗赵构为开端,一味屈辱求和,不惜自毁长城,致使整个南宋偏安东南一隅,“直把杭州作汴州”。
沦陷区的同胞则惨遭蹂躏,水深火热。
皇族既不肯吸取北宋灭亡的教训,又缺乏光复故国疆土的勇气,在持续上百年的割地纳币、称臣叫叔的屈辱之后,终于在另一个外族政权——蒙古的进攻之下,彻底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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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历史:宋朝名将岳飞因何事差点两次打死人
打败和剿灭了李成、戚方、曹成等数支土匪劲贼后,累战功已至落武阶宫中卫大夫,超升正四品的镇南军承宣使,威名远扬,震慑敌胆。绍兴二年(即公元1132年)七月,宋高宗又让岳飞兼任了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负责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的差遣。同时,又将驻守蕲州(今湖北蕲春县)的统制李山,屯扎江州(今江西九江市)的统制傅选两支部队并入。这年十二月,宋高宗考虑到岳飞任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全面负责淮南西路舒州和蕲州的防务,兵力严重不足,便再命江南西路兵马钤赵秉渊将驻守在洪州(今江西南昌市)的一万多兵马并入岳家军。可是,赵秉渊却死活不肯奉诏。之所以这样,主要还是他怨恨岳飞。两年前的一次宴会上,岳飞心情畅快,喝高了,酒醉之下,差点打死了赵秉渊。(“飞因饮酒大醉,殴击秉渊几死”)这件事后,赵秉渊老死不跟岳飞来往。接到宋高宗的命令,赵秉渊心存芥蒂,死活不肯交割军队,而托人转告刘光世,由刘光世出面向宋高宗提出申请,将自己的兵本马改隶在他的部下。醉打赵秉渊,其实已经是岳飞第二次酒后伤人了。岳飞第一次醇酒打人,发生在他的少年时代。那时,岳飞武艺刚刚练成,得到了家乡所在一个市镇长官的爱慕,被聘请到镇上做了一名游徼。游徼的职责是“逐捕盗贼”,类似于现在的巡警。那会儿,岳飞年少,血气方刚,好喝酒,且常喝得酩酊大醉,醉酒后常闹事。史书载其“尝为人庸耕,去为市游徼,使酒不捡”。“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州。”诗仙才情在酒的激发下更显豪迈。少年岳飞仗着年轻气盛、身手不错,对饮酒从来不加约束,却又未能在酒的助兴下一展才华,反而因贪而差点酿成祸事。他低估了贪杯的害处。有一次,酒后把人打翻在地,他这个练家子酒后无法控制力度,出手很重,几乎把人打死了。看着躺在血泊中、一动不动的受害人,岳飞的酒一下子就醒了,全身直冒冷汗,家也不敢回,闪身走人。逃避,是涉世不深的少年犯错后的第一反应。而这次“使酒不检”的行为导致岳飞被迫离开了父母,走上了一条亡命天涯的道路。当年的岳飞是怀着怎样忐忑的心情,身无分文地开始的逃亡生活啊。以至于多年以后,的岳飞每回忆起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无不为自己年少轻狂、使酒任性的行为悔恨不已,他向部属解释自己长期滴酒不沾的原因,说,“某旧能饮”,“尝有酒失,老母戒某不饮。”这次赵秉渊拒诏,也让岳飞想起母亲曾经的告诫,懊悔万分,发誓彻底与酒绝缘。不过,后来,差一点岳飞就要破酒戒了。那是在郾城、颖昌两场大捷之后,岳家军士气高涨,大家纷纷底座,拿下东京,就在指日之间。岳飞受此感染,也,吩咐部下封烈酒、备长车,即日,一举荡平敌巢。他说:“此行杀虏人,直到黄龙府,当与诸君痛饮!”发誓彻底与酒绝缘的岳飞准备在大功告成之日,喝个一醉方休。的确,这两场硬仗过后,位兼将相,大权独撑,是金国国内实力派——兀术已经蔫了,金军的士气几近崩溃。素称“虏之黠酋也”的乌陵思谋甚至无法制约部众,只好哄他们说:“先不要轻动,待岳家军来了再投降罢。”不但乌陵思谋,金军猛将独眼狠人韩常也扛不住了,“密遣使,愿以其众五万降”。另外,金军的统制王镇、统领崔庆、将官李觐、秉义郎李清及崔虎、刘永寿、孟皋、华旺等汉将,表现得极为干脆,连夜率军投到了岳飞麾下。金国禁卫军龙虎大王麾下的忔查千户高勇之等人也纷纷举旗来降。被拘留在金国的宋使洪皓写回国,称:“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岳家军士气高涨,拿下东京,就在指日之间。然而,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宋高宗偏安一角,连发12道金牌将岳飞召回,并以金国的意愿和冤杀岳飞。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纪晓岚一生未得重用 因风流皇帝乾隆帝王嫌其“貌丑”
即便再才华横溢,他相貌一般般、近视眼、口吃这些“毛病”,是和纪晓岚一辈子,得不到真正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之所以说纪晓岚“悲哀”,是因为乾隆对他的评价:“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真不知道纪晓岚当时听到这句话是何表情何心态? 乾隆对纪晓岚说这句话的背景是这样的:内阁学士尹壮图指陈弊政,称各省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而晚年的乾隆早已陶醉在自我美化的怪圈里,再也听不进忠言,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奏议将尹壮图拟斩。纪晓岚与尹壮图之父尹松林为同年进士,因这层关系,纪晓岚为尹壮图求情,乾隆骂出他心中的真实想法,称纪晓岚“不过当作娼妓一般豢养罢了。”网络配图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一千八多年之前,也是因为为他人讲情,因而惹得暴怒之下对其施以的宫刑。司马迁以自己血淋淋的教训总结出:“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这一幕在纪晓岚身上重演了。幸运的是,乾隆比汉武帝温情多了,训斥一顿之后放过了纪晓岚。 在民间传说中,纪晓岚风流倜傥,他与乾隆这对君臣的关系是贤明的君主能干的臣子,相互间充满信任、调侃和幽默。纪晓岚正直、机智、英俊、洒脱,他与针锋相对,时时伺机捉弄对手,出他洋相;自己又每每能够成功避开和珅的报复,整的假亦真时真亦假。其实,历史上并非如此,这些故事情节都是人们想当然善意美化的,全属子虚乌有。据有关资料记载,纪晓岚真实的形象和民间传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历史中真实的纪晓岚“貌寝短视”。“貌寝”指相貌丑陋;“短视”就是近视眼。这位大学士不光有这些缺点还要加上口吃的毛病,朱珪曾有诗描述纪晓岚,“河间宗伯姹,口吃善著书。沉浸四库间,提要万卷录。”但客观地说,纪晓岚既然能通过各层考试,长相也绝对不是“对不住观众”,应该能“过得去”,但纪晓岚长相不好看却是无疑的。在乾隆以貌取人的标准下,这些让纪晓岚吃了大亏。 清史家邓之诚先生说乾隆用人“颇以貌取,文达(纪晓岚)貌寝短视,且江北人,故不为纯帝(即乾隆)所喜。一时若翁覃溪、朱竹君、王兰泉、邹一桂皆不得朊仕,际遇颇相似,纯帝所许为明敏之才,率外擢督抚。若于文襄、梁文定、董文恭,皆以弄臣蓄之。”乾隆对身边近臣的用人标准不但要求这些人机警敏捷,聪明干练,而且要相貌俊秀,年轻帅气。和珅、王杰、于敏中、董诰、梁国治、福长安等人就是这样的例子。因此,即便纪晓岚再才华横溢,他相貌一般般、近视眼、口吃这些“毛病”,是乾隆和纪晓岚一辈子貌合神离,得不到真正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纪晓岚难以做乾隆的宠臣、重臣,难以参与重大的政治决策,只能以文字安身立命,只能做乾隆的词臣。 纪晓岚曾出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判案不力,部议本应受罚,乾隆却说:“这次派任的纪晓岚,本系无用腐儒,只不过是凑个数而已,况且他并不熟悉刑名等事务,又是近视眼他所犯的过错情有可原。”一个堂堂的大学士,在他的主子心中竟是个“凑数的腐儒”这般田地,怎能叫人不再说他一次悲哀。纪晓岚一生中两次任乡试考官,六次任会试考官,三次任礼部尚书,这些都是一些无实权的官职,只是大廷花瓶般的摆设而已,是他做词臣真实际遇的体现。网络配图 让纪晓岚总纂《四库全书》,只是为了给自己多抹点脂粉,为自己的“文治武功”多弄些噱头。让纪晓岚当总纂,这是因为纪晓岚在这方面确实有他人无可比拟的才气,乾隆认为他只能做一些这类的工作,而并不是把他当成的重臣。总纂《四库全书》时纪晓岚五十岁,他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以自己博大精深的学识、惊人的意志力,对保存和整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做出了巨大贡献。纪晓岚在《四库全书》上经营十三年,亲自撰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还编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他一生的荣耀和辉煌在此达到了顶点。 在纂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纪晓岚和许多同僚都饱尝了文字所带来的窘迫、艰辛甚至,后人很难从其中看到“爬格子”的那种愉悦。总纂纪晓岚、陆锡熊和总校陆费墀等人都因差错而多次遭到乾隆的呵斥、交部议处、罚赔等处分。最后,总纂陆锡熊在前往盛京校书途中,连吓带冻一命呜呼;总校对陆费墀因无力负担修改费用而被革职,郁郁而终,死后仍被抄没房产祖业。纪晓岚也多次受到训斥和处罚,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四库全书》复校完成后,又发现许多讹误,乾隆又“令纪、陆两人一体分赔”。同僚和自己的亲身遭遇带给纪晓岚更深的感触,也使他真切认识到自身所处环境的险恶。纪晓岚腾达始于笔砚,以文字走上仕途,在他所生活的乾隆朝也正是“”达到顶峰的时期,这也一定使纪晓岚噩梦缠身。 纪晓岚为后世留下一本《阅微草堂笔记》。这部笔记流传甚广,鲁迅说此书“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孙犁认为这部笔记“与《》是异曲同工的两大绝调。”纪晓岚之所以也写了这样一本笔记,实是无可奈何之举,他目睹了太多的人由文字而丢了自己的脑袋。这本书完成时,他不无遗憾地吟咏到,“平生心力作消磨,纸上烟云过眼多。拟筑书仓今老矣,只因说鬼似东坡。”以纪晓岚的渊博博闻,应是举手之劳。可是好多的话好多的事,不是不可写,实是不敢写。除了这本《阅微草堂笔记》,我们没能看到纪晓岚传承下来的更多文字,这对后人来说绝对是一种遗憾。“瑟缩不敢著一语”,反映了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生存状况和心态。网络配图 晚年的纪晓岚,常以弈道为喻,言其心志,他起了一个别致的号“观弈道人”,他在下棋时从中体悟官场、世道、人心。纪晓岚久居官场,能够在官场之中左右逢源,肯定有他的为官之道。他追随乾隆吟诗作对,阿谀奉承之作居多,也可见其为人“世故”的一面;再者他为官是各不得罪,尽量保持中立的身份,从来不去赌气要强,这也是纪晓岚从官场摸爬滚打多年积累出来的经验。 纪晓岚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因给亲家卢见曾通风报信而卷入盐政亏空案。和珅抓住时机给了他最致命的打击,他被发配到新疆乌鲁木齐。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大儿子病亡,爱妾郭彩符也撒手人寰,。但纪晓岚依然坚定地从悲痛中走了出来,两年后他又回到朝堂。 纪晓岚一生做过翰林院编修、日讲起居注官、侍读学士、詹事府詹事、内阁学士、总理中书科事务、兵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官,诰受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兼文渊阁直阁事,赐紫禁城内骑马。 纪晓岚具有阿Q般自我安慰的本领,表现为豁达开朗和幽默乐观。笔记中提到纪晓岚记载最多的就是他的诙谐。牛应之《雨窗消意录》说:“纪文达公昀,喜诙谐,朝士多遭侮弄。”钱泳在《履园丛话》中也记载:“献县纪相国善谐谑,人人共知。”纪晓岚这种豁达向上的心态,使他在遭受到各种打击中能及时愈合自己的伤口,积极面对。 纪晓岚在69岁那年自题一首挽联如下:“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把自己比作在官场中起落浮沉的鸥鸟;又说自己如生死书中的蠹鱼。这其中表达了他对自身命运的喟叹,也包含了对自己一生的认识,这也是他毕生经历的真实写照。从这一自挽联中也可以看出纪晓岚对官场的厌倦之情,久在官场浮沉的纪晓岚并没有体会到多少飞黄腾达的快感,他虽然修炼成了超然世外的态度,可称得上是看破红尘,但他的内心更多的时候是充满孤独、凄苦的感叹。网络配图 纪晓岚也并非一味地糟蹋自己的人格,他也有一个知识分子的气节。有史料记载,和珅发达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投靠,纪晓岚作为一个文人,不依附和珅去谋求高位,这本身就很难得。据朝鲜使臣徐有闻所见,当时朝中只有、纪晓岚、朱珪等人始终不依附和珅。纪晓岚在官场上沉浮了半个世纪,夹缝中走钢丝,以老道的处世经验保全自己求生存,从这一点说纪晓岚是一个成功的世俗人物,是“大隐隐于朝”的典范。 十年(1805年),82岁的纪晓岚死于京城,历、乾隆、嘉庆三朝。御赐碑文有“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之句,故谥号“文达”,这是对他文学才能的最高认可。另外还有“满清第一才子”、“风流才子”、“幽默大师”和“一代通儒”等称号,每个称号后面都为后世留下诸多令人的故事。 我们不能要求纪晓岚也去效仿那样的“”;或者去学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这就是历史的多元性,人性的多元性。从另一方面说,司马迁受辱乃有《》;纪晓岚忍辱负重才有《四库全书》。 “纪晓岚做不成乾隆的宠信之臣、重用之臣,充其量不过是皇帝养起来的一个文学词臣而已。”每每看到纪晓岚的故事,就想说一句:“悲哉,纪晓岚。”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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