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众多世界级的大富翁，他们或因贪致富，如、，或依靠皇权致富，如、梁冀;或抢劫致富，如石崇、;或弃官从商致富，如;或因祖上留下巨额遗产致富，如巴郡寡妇清。他们用较短的时间，积累的财富动辄百万乃至千万亿万，其致富积累速度之快、致富量之大于中外皆属罕见，在这些富翁界闪耀的名星里，生于时期的猗顿，他没有任何背景，完全靠白手起家，其所用时间之短、积累的财富数额之大比其他富豪毫不逊色，在当时就与全国首富陶朱公齐名了。 猗顿，因为在“猗地停顿”发家致富而被后人称为猗顿，其本名反被人们忘记了。他本是鲁国的一个穷书生，史载他“耕则常饥，桑则常寒”，种地养蚕都不行，不是务农的料。就象一个农村出来的大学学子，好不容易考上大学毕业了，却没有关系、没有门子找不到工作，上了半天大学，你再翻回来让他回家和父辈一样种地养蚕，要力气没力气，要心情没心情，一是干不下去，二是干不好。但猗顿并没有破罐子破摔，怨天尤人，他的很多白手起家致富经验都值得我们借鉴。 穷则思变，拜师求教。俗话说：学得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大学毕业后当公务员当然是第一首选了。但由于时机不对，当不了国家干部，难道就自甘堕落不成?对于一个有志气的青年来说当然不会，于是自主创业成为第一选择。猗顿就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上进心极强的有为青年，懂得“穷则思变”的道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谁愿意一辈子受穷，终生贫贱?但下决心自主创业试图脱贫致富容易，实际做起来就难了，选什么职业就是第一个大难题。猗顿一直，寻找致富的门路。和其他农夫一样种地养蚕?实践证明是不行的，不如他们有力气，也不如他们有经验，干什么好呢?一个偶然的机会，猗顿听说全国首富陶朱公搬到自己家乡附近居住，，连忙“往而问术焉”，问什么术?当然是请教致富秘诀啦!陶朱公是当代财神，岂是那么容易见的。他倒不是，而是隐居于此，做人低调，不想见客。猗顿就象时的三顾茅庐一样不厌其烦地拜访陶朱公，终于感动了“上帝”，陶朱公接见了他并授他八字秘诀：“子欲速富，当畜五牸”。 牸原意是母牛，引伸为牲畜之意，“五牸”就是牛马猪羊驴的母牲畜。陶朱公不愧是经商的鼻祖，一眼就看出了适于猗顿经营的产业：畜牧业。猗顿家境贫寒，不适于干本钱大的行业。而畜牧业本小利大，让他先畜养少数牛羊，根据“鸡生蛋、蛋生鸡”滚雪球的原理渐渐繁衍壮大，日久定可致富。这对于猗顿来说，确是一个切合实际的致富办法。一言点醒梦中人，猗顿按照陶朱公的指点，迁徙西河，在土壤潮湿、草原广阔、水草丰美、景色宜人的山西猗氏南部开始了他的养殖计划。猗顿毕竟是个文化人，与其他牧民不同，他很快钻研出放牧的诀窍，摸索出“牛者顿足，马者夜饱，羊行自饱”的规律，创造出“盐水饮畜”、“斗米养千鸡”的饲养方法和为雄畜去睾丸的办法，并首次用本地和外地品种进行交配的杂交配种方法来繁育改良后代。俗话说“母羊生母羊，三年挤到养圈墙”、“母牛生母牛，三年五头牛”，猗顿率领他的三个儿子王景、王寮、王鉴大干快上，在较短的时间内就鸡猪满圈、骡群，成了当地的养殖大户。 克服“小富即安”思想，勇闯“致富冠军”。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猗顿并没有在陶朱公指点的畜牧业上停滞不前，安安分分地做一个富有的养殖专业户，雄厚的原始资本让他，他把眼光投向了一个更广大的领域——制盐贩盐，而他饲养的牲畜就是最好的贩盐运输工具。干什么钻什么，猗顿在盐业这一行又发明了垦畦晒盐法，大大缩短了出盐时间，非但如此，为了更加有效地经营池盐，加快贩运速度，猗顿还试行改变驴驮车运的落后的运输方式，欲以舟运，开凿了山西地区第一条人工运河。猗顿把盐运到西域，从西域换回一批批珍珠玛瑙、珠宝玉器，顿时眼光一亮：原来珠宝业的利润更大啊!于是他又开始涉足珠宝业，钻研珠宝业。俗话说，熟能生巧。功夫不负有心人，不长时间猗顿就成了珠宝业的行家里手。《淮南子·汜论训》记载说：“玉工眩玉之似碧卢者，唯猗顿不失其情”，《抱朴子·擢才》记载说：“结绿、玄黎，非陶猗不能市也”。此时猗顿的事业达到了顶峰，“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赞比王公，名驰天下”，其家产“西抵桑泉，东跨盐池，南条北嵋”，方圆百里，皆其所有。疆域之大，范围之广，世所罕见。《盐铁论》载：“宇栋之内，燕雀不知天地之高;坎井之蛙，不知江河之大;穷夫否妇，不知国家之虑;负荷之商，不知猗顿之富……”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两千四百多年过去了。但猗顿的白手发家经历仍然给我们尤其是刚刚迈出校门的大学学子们以很大示，现在是市场经济了，大学毕业不包分配了，每个学有所成的学子跟猗顿都站在了一个起跑线上，丧失斗志、失意落魄、不满现状、天天唠叨抱怨生活的不公并不能换来致富机会，生活逼得我们每个人都要试图成为创业的能手。还是学学猗顿吧：不满现状的人，才能成为富翁;肯于学习并学得真知识的人，才能成为富翁;从小事做起的人，才能成为富翁;干一行钻一行的人，才能成为富翁;勇于不断进取的人，才能成为大富翁……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是一个标准的传统官僚，他出身，从翰林院编修起家，做到了副部级的礼部侍郎。按照财务制度，曾国藩需要先将这些年来的军费开支逐项进行统计，编成清册，送交户部。 曾国藩是一个标准的传统官僚，他科举出身，从翰林院编修起家，做到了副部级的礼部侍郎。在那之后，他创建湘军，带兵打仗，最后一路做到大学士、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可以说出将入相，位极人臣。我们可以通过曾国藩这个具体典型，观察一下清代地方官员的经济生活状态，观察一下清代官场的潜规则是具体如何运转。 两江总督收入丰厚，曾国藩一家却生活简朴 十年(1860)四月，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两江包括今天的江苏、江西、安徽，总督主掌军政民政，统辖三个省的一切文武官员。而就时期的形势而言，两江总督的重要性可谓天下第一。如此重要的人物，年收入是多少呢? 如果说基础工资，或者叫法定工资，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大清帝国的总督，年收入只有一百五十五两白银。如果大致以一两白银兑换二百元人民币计算，大约为人民币30100元，合成月薪约为2583元。而按现行的《国家公务员级别和工资标准》，省级公务员职务工资标准为2510元。古今薪酬制度之一脉相承居然如此巧合。 当然，和今天的工资制度一样，这一百五十五两只是工资条上的基本工资。从时期起，又特批给督抚们一笔数额不菲的补贴，叫“养廉银”。十二年(1747)，朝廷定两江总督养廉银为一万八千两，在全国总督中处于较高水平。网络配图 然而事实上，对于帝国内绝大多数督抚来说，“养廉银”在全部收入中仍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中国官员更大宗的收入是“规费”，换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灰色收入。按照西方标准，这种规费收入当然属于腐败，但是“中华帝国的朝廷和百不认为收取规费有什么不妥或者是腐败，只要此种行为保持在习惯性的限度以内就行”。 而这个习惯性的限度，据张仲礼的研究结果，督抚级的官员平均是十八万两。如果真的如此，我们差不多可以说曾国藩是大清帝国的顶级富人之一了。 然而，顶级富人曾国藩却活得像穷人一样。 总督时期，曾国藩的衣着。赵烈文说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时，曾国藩“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这一记载得到了外国人的印证。二年(1863)，戈登在安庆与曾国藩会面，这些外国人惊讶地发现“曾国藩……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 不光自己的生活非常简单，他对家人的要求也非常严苛。他家里只有两个女仆，一个是老太太，一个是小姑娘，帮不上什么忙。那么总督府中的日子怎么过活呢?曾国藩要求曾家的女人们，每天都要进行体力劳动。从洗衣做饭腌制小菜，到纺线绣花缝衣做鞋，都要亲力亲为。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剿捻回任再督两江后，为家中女人们制了个工作日程表：“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巳午刻(早9点到中午1点)，纺花或绩麻，衣事。中饭后，做针黹刺绣之类，细工。酉刻(傍晚5-7点)，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从早到晚，基本上不得休息。如此辛苦的总督府家眷，恐怕大清天下找不到第二家了。 曾国藩如何收礼和送礼 成为地方大吏，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礼品。一旦升官，任何一位前来谒见的下属，都不会空手而来。身在官场，从始至终片礼不沾是不可能的。如此“”，不符合曾国藩“”的作风，也不利于他在某些情况下与下属建立基本的情感联系。所以在实在拒绝不了的情况下，他会从下属送来的礼物中挑一两样价值最轻的。 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初九，湘军名将鲍超亲赴安庆，一为商量军务，二为给曾国藩贺寿。鲍超的军队向以能战、能抢闻名，因此他既是一个粗人，也是一个富人。其他部下不敢给曾国藩送礼，鲍超却不管这一套，他一共带来十六包礼物，其中许多珍贵的珠宝古玩之类。曾国藩览之而笑，从中挑了一件收下，其他都送还鲍超。收了一件什么呢?一顶小帽。曾国藩在日记中这样记载：“鲍春霆来，带礼物十六包，以余生日也。多珍贵之件，将受小帽一顶，余则全璧耳。”鲍超对此也无可奈何，只好又带了十六包东西回去了。网络配图 曾国藩还收过美籍华人容闳“报效”的礼物。同治四年(1865)，容闳从美国采购机器回到中国。两年前他受曾国藩委托，以“出洋委员”身份，携六万八千两白银出洋采购机器，开了之先声。机器运抵上海之后，他赴南京向曾国藩汇报工作。此时曾国藩已经离开南京，北上剿捻。曾国藩知道，按中国官场惯例，容闳一定会向他致送礼物，因为曾国藩给他的是一个“肥缺”。所以曾国藩特意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容闳所送等件如在二十金以内，既可收留，多则璧还为是。”由此可见，这个时候的曾国藩收受礼品，有一条默认的“价格线”。至于容闳所送的是什么，价值多少，没有留下记载。 当然，除了清的一面，曾国藩也有“浊”的一面。总督时期，曾国藩在人情来往上开支不少。 两江总督本是天下最“肥”之“缺”，曾国藩的前任们因此手笔都比较丰阔。曾国藩既袭此任，在许多方面也不得不萧规曹随。 联络京官，是地方大吏必不可少的动作。曾国藩做京官多年，深知每年冬天那笔炭敬对京官们来说意义何等重大。曾国藩致送的对象，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他在给曾国潢的信中说：“同乡京官，今冬炭敬犹须照常馈送。” 这笔钱，每年至少数千两。 除了炭敬，另一笔比较大的花销是程仪。如前所述，迎来送往是官场上的重任。有人出差路过，他除了请人吃饭，还要给他一百两银子的程仪。 至于“别敬”，则频率较低，只有在地方官需要进京时才发生。同治七年(1868)七月二十日，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这一年十二月他抵达北京，在北京过完年后出都赴保定就任。在出发之前，曾国藩身上带了一张可以兑换二万两现银的银票。为什么要带这么多钱呢?主要就是为了给京官们送“别敬”。多年没有入京，那些在穷京官生活中挣扎的故友新朋们盼他如望云霓，他的别敬当然不可能过少。他在日记中多次记载“核别敬单”，“定别仪码”，“定分送各单”，可见这件事他是多么在意。在给儿子的信中，他说：“余送别敬一万四千馀金，三江两湖五省全送，但不厚耳。”总共送了一万四千两，他仍然认为不厚。 要想顺利报销就要给“好处费”网络配图 除去人情往来，官场上的“潜规则”更需要大笔银子。 同治七年，捻军被消灭，天下大致平定，太平天国战争军费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报销就要不可避免地遇到“部费”问题。 按照清代财务制度，曾国藩需要先将这些年来的军费开支逐项进行统计，编成清册，送交户部。户部要对报销清册进行审查，审查合格，才呈报皇帝予以报销。因此，报销过程中，最关键的是户部的态度。如果户部高抬贵手，什么不合规定的费用都能报销;如果他们，再光明正大的支出也过不了他们的审计关。那么，户部的态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视“部费”也就是“好处费”多少而定。报销前，曾国藩托打听一下户部打算要多少“部费”，李鸿章回信说：“报销一节……托人探询，则部吏所欲甚奢。虽一厘三毫无可再减。……皖苏两局前后数年用饷约三千万，则须银近四十万。如何筹措，亦殊不值细绎。……若辈欲壑，真难厌也。”也就是说，李鸿章托人去找户部的书吏，探探他们的口风。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们要一厘三毫的回扣，也就是1.3%。曾国藩需要报销的军费总额是三千多万两银子，按1.3%算，“部费”需要四十万两。 四十万之巨，无论如何是不能答应的。怎么办呢?只有继续公关。曾国藩命江宁(南京)布政使李宗羲托人，李又托了一个人出面和户部书吏接洽，做了大量工作，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给八万两，显然书吏做了极大让步。 恰好在这时，中枢的批复到了。出于对他们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卓越功勋，皇帝(实际是)同意他们免于报销，曾国藩对此，说他对此“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按理说，皇帝发了话，这八万两就可以省下了。不过，曾国藩却说，这说好的八万两银子“部费”还是照给。因为阎王好见小鬼难搪，毕竟以后他还需要和户部打交道。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