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智谋文化的早熟和发达，是中国一个特有的现象。在这种文化的催生下，中国人特别崇拜智慧人物。而在智慧人物的系列中，有两大偶像，一个是时期的，另一个就是元明之际的刘伯温。历代人们给这两位附会了很多神异的传说，传说中，他们不仅神机妙算，而且还能呼风唤雨。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批评神化诸葛亮的《》时说，先生被描写得不大像一个正常人了，“多智而近妖”，而刘伯温也被后世的许多传说扭曲得厉害，即使不“近妖”，也是“多智而近怪”。 刘基，字伯温。至大四年（1311年）生，他的家乡青田县南田山武阳村（今属浙江文成），按当时的行政区划，属于江浙行省的处州路。 江浙地区向为人文渊薮，刘伯温的家乡武阳村虽然是个偏僻的小山村，距青田县城有150多里之遥，但读书的风气不衰。刘基的曾祖还曾在为官，传到刘基父亲这一代，虽非显第，但无疑是一个中国传统农村典型的小门小户的读书家庭。在这种背景下，刘伯温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家传统教育。《明史》上说，刘伯温“幼颖异”，特别聪明，他的老师即对其父亲说，刘伯温不是池中物，长大后必然光宗耀祖。 《明史》还记载，“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所谓象纬之学，就是通过观察天象和占卜来预测人事的一套神秘的学问。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这种学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辅之于缜密的思维和明晰的判断，其所谓预测往往也有应验的时候，这就更给这门学问披上了奇异的面纱。 《明史》的这两点记载非常重要，因为它基本勾画出了刘伯温的两条人生轨迹：一个是深受传统儒家教育，作为“儒者”的刘伯温；一个是摇鹅毛扇，作为“谋臣”的刘伯温。两者不可偏废，毋宁说前者还更为重要，但可惜经过野史和民间的渲染，也许还包括刘伯温后人有意无意的“改造”，作为“谋臣”的刘伯温“压倒”了作为“儒者”的刘伯温。于是乎，本来是一个不无悲剧色彩的传统知识分子，在各种离奇怪诞的传说中，成为一个滑稽多智的怪物，差不多等于是江湖术士之流了。 作为儒者的刘伯温，照例要重走前辈读书人循环往复的那条道路。至顺四年（1333年），23岁的刘伯温参加元王朝的考试，考中进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元朝的制度，年满25岁的成年男子才能应考，据当代学者杨讷考证，刘伯温虚报年龄为26岁，终于蒙混过关。不过，只要是凭真才实学，在旧时，这倒是读书人的一段佳话。 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已中进士的刘伯温正式踏入仕途，到江西瑞州路的高安县任县丞。所谓县丞，就是县令的属官，官阶还不够“七品芝麻官”，属于正八品，略相当于今日之副县长。 官阶低倒没有什么，按照元朝制度，名列第三甲的进士就只能授予正八品，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终究是抑制不住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刘伯温运气差了一点，他此刻所置身的，完完全全是一个衰世。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元王朝最大的问题就是迷武力，不尚文治，故以马上得天下，仍然“以马上治之”，加上元朝对汉民族的猜忌，因此始终没有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到了元朝末代元顺帝的时候，元王朝的统治机器更加迟钝和衰朽。 大凡衰世，都具备两个重要表征：其一就是吏治大坏，单靠一两个志士仁人已无法改良，上层阶级贪图享乐，文恬武嬉，空前的社会危机迫在眉睫，他们却有意无意视而不见，仿佛“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内”；其二，在草野中已经萌动着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元顺帝当政时期，自然灾害不断，而吏治不良。 饱读诗书，从书斋昂昂然走出的刘伯温，儒家知识分子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几乎与生俱来，但他在江西做了五年的小官，最后只能抑郁求退。按照史书的记载，他在江西，“政严而有惠爱，小民自以为得慈父”，想来颇有政绩，但“豪右数欲陷之”，意思是地方上的豪强贵族处处和他作对，最后只好离去，于1340年回到家乡。江西短暂的五年仕宦经历，并未使刘伯温对元政权完全失望，这之后，他又谋到了一个江浙儒学副提举的官职，这是负责地方教育事务的一个岗位，仅比县丞的正八品高一等，属于从七品。志大才高的刘基对此当然也无法满意，好歹干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他辞职了。辞职的理由是身体不好，后人于此有所争论，不过不论刘伯温当时是否真在患病，他对元政权的灰心，却是越来越明显地表露了出来。这从他辞职后所着的那本名着《郁离子》中即可看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贞观时期的名臣马周是苦孩子出身，史载他“少孤，家窭狭”，就是说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家中穷得一塌糊涂。不过从他“嗜学，善《诗》、《春秋》”来看，他父母健在时的家境大约还是不错的，否则的话他父母拿什么去供他“嗜学”? 马周是博州茌平(今山东茌平县马庄)人，生于仁寿元年(公元601年)。父母双亡时，马周还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其孤苦和凄惨无助就不用说了，但这却没有影响他的好学向上，他的学问和见识也在一天天增长。不过由于缺少亲人照顾，他经常是浑身脏兮兮的，偶尔饿极了，还会去邻居家蹭吃蹭喝。这种形象和行为，当然不受众人欢迎，所以“乡人以无细谨，薄之”。 一 因为父母早死，自己动不动就要挨饿，马周的心中免不了充满怨恨，对他所处的环境抱着一种仇视的心态。但马周读过很多书，怎么说也是个知识青年，自然不屑于去干、坑蒙拐骗这种勾当。不过他心中的怨气还是要发泄的，做不成混混可以做“愤青”，于是马周便行为散漫，肆意酗酒，常常是喝得酩酊大醉。所以在勤劳朴实的乡人眼里，马周无疑就是一个败家的玩意儿，大伙背地里都叫他“酒鬼”、“穷马周”。 但锥在囊中，早晚会有出头的一天，马周的博学和才华还是渐渐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唐高祖武德年间，博州刺史达奚恕听说马周精通经史，学识渊博，才思过人，就聘请他出任本州助教之职。自此马周也算是步入仕途，穿上了官衣。但这个家伙的职业道德显然有问题，“日饮醇酎，不以讲授为事”，拿了工资却不好好干活，只知道喝酒，整天一副醉醺醺的样子。 贞观元年(627年)的一天，马周又喝多了，醉卧博州街头，拦住了一顶官轿讨要酒钱。坐在轿中的县令，掀开轿帘，正待发作，一看原来是满腹才华的博州助教马周，县令也算是敬重知识分子，一改怒容，掏出一把碎银子塞到马周手上，走了。 但博州刺史达奚恕当然理解不了马周的这种行为，他把马周提携上来，是指望他好好做事。贞观初年的还很贫穷，博州的财政当然也不会宽裕，他不能拿国家的钱去养活一个酒鬼，何况这马周身为助教却不好好教书，简直是嘛，是可忍孰不可忍。有一天，马周又一次喝酒误事，达奚恕，再次斥责了他。 这一次的责骂应该是很重的，马周的面子当场就挂不住，于是一怒之下，脱下官服，交给门生，托他代还刺史，然后仰天大笑，离开博州。 二 离开博州，马周先到曹州(今山东菏泽)晃了一圈，跟着又到了汴州(今河南开封)。在汴州浚仪县，担任浚仪县令的崔贤狠狠地侮辱了马周。 在汴州受了一肚子气后，马周又跑到了密州(今山东诸城)，在这里，他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赵仁本。赵仁本是个有钱的主儿，他见马周才华出众，不知是出自慈善的考虑，还是出于投资的意图，总之他资助了马周一大笔钱财，帮助马周西入关中，到京城长安谋取仕途。 这当然是个好选择，货虽好还要找对买家，马读经、史、子、集，酿的是安邦定国策，自然要货卖帝王家。多年来，他一直没有找对“销售渠道”，只在州县间转悠，哪里能卖到什么好价钱。 马周携资西行。“愤青”就此变成了“奋青”。他千里迢迢来到了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投宿于一家旅店，旅店生意比较好，旅店掌柜王老汉忙着招呼一群商贩，不免怠慢了马周。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像程咬金那样的粗人，大概就要一掀桌子，大叫“店家怎么还不拿酒?”马周是个文化人，掀桌子有失体面，但他此时不过二十六七岁，正处于年轻气盛的年龄。怎么着也要做出一些举动表示一下心中的不满。顺便也吸引吸引眼球。于是，马周便要了一斗八升酒，就着几碟菜，自斟自饮，旁若无人，引得旁人惊异不已。这一段故事，后来被小说家发扬光大，在冯梦龙的《喻世明言》中，马周所要的酒已涨至五斗，三斗用来洗胃，二斗用来洗脚。据说岑文本还曾就此画过一幅《马周濯足图》，写过“西塞山前白鹭飞”的唐代诗人张志和又在画上题诗称赞。 三 到长安后。马周做了中郎将常何的门客。常何本是玄武门的守将，因为在“玄武门事变”中，帮助夺位有功。所以官升到中郎将，虽只是四品，但以他的才能来看，已算是重用了。 贞观三年，关中大旱。六月，李世民诏令京中五品以上官员都要上书，畅言为政得失。而马周也在这一年开始正式登上初唐的政治舞台。 常何是一介武夫，大字也许识得几个，但文章却写不来，于是接到的诏令后，就找来马周，让他代写一篇。马周胸有成竹，洋洋洒洒地替常何写了一篇包含20多条建议的奏章。 李世民处理奏章时，正为那一大堆观点平庸、歌功颂德的官样文章皱眉不已。忽然，一篇文辞优美、建议有根有据、观点切中时弊的奏章映入眼帘。李世民不由得惊喜万分。又一看落款人是常何，他知道常何的老底。断不会有此等神来之笔和此等政治眼光，于是立即召常何入朝。问奏章是何人所写。 那常何倒也诚实，立即据实回答：“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为臣具革耳。” 李世民立即命常何回府，请马周入宫见驾。李世民前后派了四批使者，方才把马周寻着，于是领入宫中。“及谒见，与语甚悦。令值门下省”。 这一趟长安之行，马周果然没有白跑。 四 因官有定额，门下省编制已满，马周初到时无官职可任，李世民就专门为他设置了一个“监察御史里行”的官职。 “销售渠道”终于打开，马周从此不再愤怒，开始踏踏实实地经营起来。在此后的时间里，马周宦途平坦，步步高升，令人称羡不已。所谓“平步青云”的，就是给他这种人准备的。 这样的境遇当然需要出众的政绩做支撑。马周是个卓越的政治家，他不但明于大势，而且亦擅实务，既明白应该如何做，又知道怎么做才能收到效果。《新唐书》里记载：“先是，京师晨暮传呼以警众，后置鼓代之，俗日‘冬冬鼓’;品官旧服止黄紫，于是三品服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绿，八品九品青;城门入由左，出由右;飞驿以达警急;纳居人地租;宿卫大小番直;……皆周建白。”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城门入由左，出由右”，这应该是交通史上的一大创举，与现在交通法中的行人车辆靠右走有异曲同工之妙。 贞观一朝。人才济济，马周官能升得这么快，除了确有才能外，在为人处世上也有他的过人之处。 马周是个聪明人，他在进谏时比较讲究艺术，不像那样直来直去。贞观六年，他上疏反对李世民去九成宫避暑，但他不直接说你就知道跑去图凉快，政事交给皇太子，分内工作不好好干。太不像话了。他以“孝”的名义劝阻李世民：“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宣朝夕视膳。今九成宫去京师三百余里，太上皇或时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最后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请李世民立即颁布回朝之期，“以解众感”。马周要求李世民尽孝，李世民总不能因为这个而处罚他吧，所以只能是一点脾气没有，“深纳之”。 马周的聪明还表现在他对李世民心思的揣摩上。李世民征辽东时，下旨命马周等人辅佐皇太子，留在定州(今河北定州)监察国事。等到李世民征辽东归来，李治安排留在定州的平日里很受父皇恩宠的嫔妃前去迎接。李世民自然非常高兴，问李治怎么想起来这么做，李治说：“这都是马周教导儿臣这么做的。”李世民道：“这个山东人总能窥知我的心意。” 如果说马周那些治国的策略属于大智慧，那么这些琐碎的细节也许只能算是小聪明，但正是这种小聪明润滑了他与李世民之间的君臣关系，所以李世民对他始终很好。贞观十二年，马周迁为中书合人，要调到中书省去办公，李世民对左右的侍臣说：“我一会儿见不到马周就想他。”贞观十八年。李世民曾品评朝中重臣，他这样评价马周：“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为了表彰马周勤劳国事，李世民还用飞白书题写了16个大字“鸾凤冲霄，必资羽翼。股肱之寄，诚在忠良”，赐予马周，足见其对马周的倚重之深。 五 贞观二十二年年正月，“中书令兼右庶子马周病，上亲为调药，使太子临问”。但终因病情严重，医治无效，几天后马周就离开了这个他曾愤懑的世界。 马周病重前，曾命家人把他这十几年来给皇帝上的奏章取来，亲手烧掉，并说：“管、晏彰君之过求身后名，吾不为也!” 他这样为李世民考虑，李世民自然不忘他的情。马周死后，李世民非常悲痛，亲自为马周举哀，追赠幽州都督，陪葬昭陵。即位后，又恩赐马周之位配享高宗庙庭。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