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襄公三十年，子皮将郑国权力授予子产。

然而，面对外有两大强权，内有“七穆”争夺的局面，子产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弱族，他不敢贸然答应，因此他说道：“国小而偪，族大宠多，不可为也”。

我们都知道，此时子皮的地位在郑国无人能比，所以他保证：“虎帅以听，谁敢犯子?子善相之，国无小，小能事大，国乃宽。

”之后，子产才敢有所作为。

子产为政后，“有事伯石，赂与之邑”，此举虽然受到子大叔的质疑，但子产举郑书为例并作出回答：“「安定国家，必大焉先。

」姑先安大，以待其所归。

”由此可见，子产虽然对“族大宠多”的现象有所顾忌，却也深谙为政之道。

子产上台后实行三项重要政策：为田洫、作丘甲、铸刑书。

子产执政一开始，先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

其实早在以前，子驷就曾经“为田洫”，在当时引发了一场大乱。

《左传》云：“初，子驷为田洫，、、、子皆丧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乱。

” 子驷“为田洫”引来杀身之祸，其原因正是子驷侵四族田。

那么，既然侵人田地会引发不良后果，为什么子产仍要为之呢? 这恐怕就与当时土地制度的转变有关了。

众所周知，如果正了封疆，那么就可以多征得些收入。

而“多征”的目的，正是郑国必须“敬共币帛，以待来者，小国之道也。

牺牲玉帛，待于二竞，以待强者而庇民焉”。

面对如此沉重的负担，必须广筹财富，以满足南北两霸主——与的无尽需求。

子驷时代有南北两霸主，到了子产执政时，霸主仍在，勒索的情况并未改善，所以子产不得不实行这种强化中央政权的政策。

然而，此举牵扯到郑国贵族之间的利益，鉴于过往教训，于是子产决定采用比较温和的方式进行改革。

子产将土地的主权收归国有，但是给予开垦者使用权，在子皮的撑腰下，政策得以顺利进行，而后也得到了人民的认同。

《左传》云：“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

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弟，子产诲之。

我有田畴，子产殖之。

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执政一年后的子产让人民想要杀他，但是三年过去，好处渐渐出现，人们才知道他的，因此加以称赞。

虽然如此，子产改革的脚步并未停下。

鲁昭公四年，“子产作丘赋”。

一般皆认为此举与元年的“作丘甲”相似，它们产生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情势所逼，不得不作出军赋改革的调整决定。

所谓“作丘赋”、“作丘甲”，统统都是军事附加税。

以前农民征召入伍时，需要自备武器，如今则改为由政府准备，而农民只需要缴纳军事附加税就行了。

这样的行为不仅扩大了兵车、步卒等兵役的征收，也开始了车马兵甲等军费的征收。

然而，为什么要增加这些税收呢? 无非是与晋、楚两国索取无度，郑国压力极大有关，此事我们可以从“平丘之盟”时“子产争承”中得到证明，如果不是对于两国霸主穷于应付，子产何必争承呢?而子产应付的办法，就是增加国内税收。

这项改革得不到支持是可以预料到的，国人谤之曰：“其父死于路，己为虿尾。

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面对国家财政困难，子产只能说：“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鲁昭公六年，子产要将某些事项借由公布的方式来昭告全国，并且确定下来，此时大家都不知道郑国将要“铸刑书”。

大家都在猜测，究竟是哪些事呢?是不是之前的改革与贵族利益有关，子产怕改革无法上行下效、多有阻碍，所以采用公布的方式，令全国上下必须遵守呢? 而子产的行为，引起叔向的反对。

叔向认为子产如此多事，郑国将要亡败在其手上了。

他对于“铸刑书”的意见，最为强烈。

其实叔向心中害怕的是，刑法一旦公开，凡事必然都要被验证于书，人民只要依法行事，就无惧于刑，贵族也就没有尊贵的身份可言了。

更何况，春秋时期的刑罚轻重并无绝对，贵族为了保持威严，总是较庶民多一些有利的空间，他们私下作业，无人能议。

刑法一旦公开，贵族与庶民同罪，无所逃于刑书，试问，贵族的地位哪还有尊贵可言? 然而，刑书的公开，是为了解决当时政治经济改革所引起的一些问题，亦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所以，子产只能以“救世”自许，表示势在必行。

“国将亡，必多制”是叔向代表旧势力，在时代的演进的背景下，一个看似愤怒，实则无力的吼声。

新势力的崛起，是那个时代的潮流，势必带来新的规矩，新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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