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场谋杀案中，如果想判犯罪嫌疑人有罪，无非就找到三个证据，解决三个难题： 第一，作案时间; 第二，作案动机; 第三，作案工具。 在这三条中，有足够的作案时间。 在那个深夜，这兄弟俩在密谈之时，他们的身边可没有一个侍从，如果赵光义想动手，他完全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自己的目的，他甚至还有时间跑回自己的家里，从此装成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等待着自己最终受益.除了有作案时间外，赵光义也有足够的作案动机。 根据史料记载，赵光义确实有传位给弟弟的想法，但是赵普坚决反对，他认为应该“子承父业”，您有三个大胖儿子，没事传给赵光义干甚。 最后，虽然接受了赵普的意见，但他却把赵光义册封为了“开封府尹”。要知道，按照的标准惯例，担任首都市长的人，那就是未来皇位的继承人。 因此，我们绝对有理由相，正是赵匡胤这种暧昧不清的态度，不知道是传位给儿子、还是传位给弟弟的心态，让这位苦苦等待的赵光义终于按耐不住了，他索性动了杀机……那么，在这起案件中，赵光义用的什么作案工具呢?关于这个问题，历史上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毒酒。 第二种观点：斧头。 先说毒酒。根据文莹和尚《续湘山野录》记载，赵匡胤在就寝时，曾经“鼻息如雷”，而其死后，他的尸体颜色又“玉色莹然如出汤沐”。这样的体色变化与声音异常足以说明，赵匡胤就是被毒死了，而且中毒还不是一般的轻。 那么，假设赵匡胤是被毒死的，谁是下毒的人呢?是赵光义吗?说实话，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赵光义就是那个下毒的人。但是，历史却对赵光义颇为青睐，甚至一口咬定，这位仁兄就是那个谋杀者。因为这个原因非常简单，在历史上的赵光义，他真是一个“恶贯满盈”的主，而且还就好这一手“棋”。 公元965年，“暴病”身亡，一种说法认为，这就是赵光义下毒的结果。 公元978年，南唐李煜离奇逝世，很多人认为，他死于赵光义所赐的“牵机药”。 公元988年，吴越国王钱俶过六十大寿，结果在赵匡胤赐酒后，这位仁兄就了。 可见，为了清除这些绊脚石，投毒已经成为了赵光义最喜欢的“伎俩”了，那真是居家旅行、杀人灭口、必备之良药呀。因此，有了这么多的前科、后科经验，如果赵光义想毒死赵匡胤，实现自己弑兄夺位的阴谋，这也完全合情合理。何况，在当时赵光义的身边，就有这么一位“杰出”的好帮手。这个人，就是在王府门口莫名其妙，还有点“幻听”的程德玄。虽然在史书中，程德玄给人一种傻了吧唧、甚至有点弱智的形象。但其实，这些都是蒙人的，全是程德玄一手制造的“假象”。这位仁兄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使命”，就是在等宫中的王继恩。 看晕了吧，实际上换一个角度去思考，你就会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了。这个程德玄，他就是毒死赵匡胤的罪魁祸首! 根据《宋史·程德玄》记载，程德玄善医术，精通各种药性，专治各种疑难杂症。因此，凭借这一手独门绝技，程德玄想要替赵光义解决“心病”问题，这个完全可以。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赵光义当天晚上毒死哥哥的毒药，就是出自这位仁兄之手，就是他生产和提供的。如果按照这条线索推理下去，您就会明白了： 为什么这位仁兄三更半夜不睡觉，他不畏严寒、不怕冰雪，没事跑到晋王府门口，且一口气从三更等到五更。这期间，他还不敲门，也不询问，就这样痴痴的等，你程德玄也忒敬业了吧!如果排除程德玄是一个傻子、脑袋缺根弦这种情况，对比程德玄这种紧张、忧郁的表现，我们只有一种解释，才能理解程德玄这种不寻常的“举动”了。 答案是——这位仁兄之所以深夜不睡觉，非要跑到晋王府门口站岗放哨，他的脑子根本没有毛病，也不是因为什么幻听，他就是在等待着一件事情，等待着那个他希望的“结局”。 毕竟，在那个深夜，程德玄是无法亲临现场的。而且，这件事情一旦失败，那就是株连九族、满门抄斩的大祸。因此，为了那个“结果”，程德玄都必须要等，这跟他脑子是不是有问题，耳朵是不是有幻听，根本没有一丁点的关系。 这种种迹象表明，程德玄就是一个“同谋者”。他跟赵光义的关系，就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那真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赵光义对他恩宠有加，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让他永远保守住这个“秘密”。因此，整理清楚了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还原这场谋杀案后，那天晚上的故事，应该是这样的： 大赵心里郁闷，所以找二赵喝酒，结果二赵早就想取而代之了，他就趁哥哥不注意，在酒杯里下了毒。后来，喝着喝着，大赵发现不对劲了，他也觉察出来了弟弟要害自己。于是，大赵用斧头大声的敲地，想要呼叫自己的“援军”。 以上，才是当天晚上真正的“事实”。当然了，不管上述的这些推测，是多么的言辞确凿、是多么的，它们也只是推测而已。因为这样的证据，单凭程德玄个人的怪异表现，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赵光义都会用鄙视的眼神瞥我们一眼，然后冷冷的说出那三个字：“莫须有”。没有办法，毕竟没有任何的史料能够证明，在那个案发现场，赵光义谋害了自己的哥哥，他用毒药害死了赵匡胤。因此，我们可以猜测出当时的事情，但却无法给这件事情定性。 除此之外，按照史学家的定义：就算现在把赵光义挖出来，给他上大刑，他也不见得说真话，而他即使说了真话，我们也未必信。 因为这个原因很简单，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就有了一个“准确无比”的定义：赵匡胤的死，跟毒酒没有一点关系，他是被弟弟用斧头劈死的，史称“斧声烛影”。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文帝时期更是备受称颂，曾描绘这一时期的人民生活：“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社会安宁，政治清简，人民安乐，生活幸福，俨然一幅桃源盛世图。它的产生，司马迁认为源于本人“德至盛也”、“岂不仁哉”，是文帝的仁德落实到具体政事而孵化出清明祥和的治世。 克己欲以厚天下 史料记载，历史上的仁君汉文帝有诸多嗜好。他好游猎，有一段时期“日日射猎，击兔伐狐”，以至于“一日再三出”，贾山曾为此切谏;他也好驰骋寻求刺激：“文帝从霸陵上，欲西驰下峻阪。袁盎骑，并车揽辔。上曰：‘将军怯邪?’盎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骑衡，圣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骋六騑，驰下峻山，如有马惊车败，陛下纵自轻，柰高庙、何?’上乃止。”袁盎一席帝王安危关系到国家社稷安定的话，让文帝放弃了个人嗜好，虚心改正。后来有人献千里马 ，文帝“于是还马，与道里费，而下诏曰：‘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并命令“省厩马以赋县传”，减省御马以供给普通邮递。由此可见，贾山、袁盎的进谏不仅当时为汉文帝采纳，而且此后为他自觉运用，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嗜好之间，国家利益至高无上。 不但能克己以从善，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汉文帝能抑己恶——控制一己之羞怒等负性情感——以从善。如过中渭桥惊舆马事件，廷尉张释之断为“一人犯跸，当罚金”，而因受惊吓而恼怒不已的汉文帝认为处罚过轻，为之大怒，但当张释之以法为准绳力争后，“良久，上曰：‘廷尉当是也’”。“良久”二字凸显出文帝内心“私我”与“公法”斗争的程度，最终他却能去掉帝王的尊严而遵从国法，承认张释之裁断正确。文帝可谓是以其仁善推及百姓的仁君，他真正履践了儒家提倡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的处事条，以“仁”立身，以“仁”治民，以此为社会日臻于和谐打下坚实的基础。 旧兼新以尽臣才 汉文帝做代王时，与长安诸大臣并无太多瓜葛，所以遽然被选中继承帝位，惊疑交加的汉文帝登位伊始，亲信从代地带来的宋昌、张武等：“即日夕入。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宋昌领南北军直接保证了京城与皇宫外围的安全，张武为郎中令则使宫殿内的安全有保障。但是文帝作为一代贤君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不以私心治国，最初的倚重并没有成为一种用人倾向，宋昌、张武后来没有成为权臣，而是各尽其才而已。 文帝朝除随文帝从代地来的大臣外，不可忽视的势力是高祖的一批老臣。就当时的情势而论，、等高祖旧臣阅历多、资历长，身居要位，，为国家的稳定与前途计，非重用不可，所以“孝惠、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周勃、陈平、、张苍先后被文帝任用为相。后来，张苍因推算律历失准和荐人失察而免相，文帝曾想改革用军功臣的用人制度，《》载： 张苍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窦广国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广国。”广国贤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时大臣又皆多死，余见无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为丞相。 但“念久之不可”，仍然用高帝时以勇健材力见长的申屠嘉为丞相。除此之外，如任季布为河东守，栾布为将军，陆贾出使南越再建功勋，召田叔咨询天下贤人，复孟舒为云中守，可见文帝对高祖刘邦旧臣都能量才任用，人尽其才。 但汉文帝又不止于此。他登基的第一年(前179年)，召为博士，第二年初，下诏举荐能言极谏者，颍阴侯随骑贾山上《至言》，博士贾谊上《积贮疏》，由此开始，汉文帝或通过举贤良征辟，或直接咨询，或间接考察，起用了一大批新人。如贾谊由博士一年中升迁为太中大夫;晁错由太常掌故，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再迁为博士，后拜为太子家令，后又因对策高第迁为中大夫;张释之由谒者迁仆射、再拜公车令，由于弹劾太子、不下司马门，“文帝由是奇之，拜为中大夫”，“顷之，至中郎将”，“其后，拜释之为廷尉”;冯唐因论将有味，文帝令他持节云中复魏尚之职，“而拜唐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 文帝起用的这些人，其言行或职任对文帝朝政治、经济、边防、军事可谓有巨大的影响。 班固《汉书·刑法志》言：“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是对汉文帝朝刑法罕用的总结，同时于其中，我们更可见到文帝根据时代社会的特点，用人以旧兼新的特质。老臣“少文多质”以持重，稳定社会，致使吏治宽厚，与民休息;新人锐意革新，明镜高悬，文帝兼两者而参之，取于时可用者有条不紊地先后采用，使大臣人尽其言，各尽其才。 怀与安以置诸侯 汉文帝常被认为在对待诸侯问题上至少错误有二：一是骄纵淮南王长、吴王濞等诸侯王，二是不能完全采纳和贯彻贾谊、晁错等人削藩的建议。其实这些都是不能体察文帝所处具体时代的浮泛之论。 汉文帝在位之时，正值匈奴强盛，假如文帝真对诸侯大动手脚，内忧与外困必然使国家，所以匈奴问题使文帝必然只能怀柔诸侯。加之，文帝时高帝刘邦的老臣健在者不少，从文帝的一则诏书便可看出：“列侯从高帝入蜀汉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户，吏二千石以上从高帝颍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淮阳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户，卫尉足等十人四百户。”至于如陈平、周勃、灌婴、夏侯婴、陆贾等人更是身居重位且足智多谋。正是他们的合谋使吕后的阴谋不能得逞，同时也是他们使文帝得以由一偏藩诸侯成为的皇帝，如何使这些人不至僭越也是文帝需要思考的问题。比如周勃因拥帝登位功高而被封为万户侯，身居宰相之位，“朝罢趋出，意得甚”，因功高而得意之极的人难免会行为出轨，汉文帝需要用诸侯来制衡这些势力强大的高帝旧臣。更有，当年高后死而吕产、吕禄之所以不敢立刻施行逆谋，也是因为内惧高帝老臣，外惧山东诸侯势力。如此多的理由，文帝怎么可能骤然一味削藩呢? 与此同时，汉文帝也积极着手国内防御和削弱诸侯强国的部署。前元12年，贾谊上疏：“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其势不可久。臣之愚计，愿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阳。梁起于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阳包陈以南揵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扞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亡山东之忧矣，此二世之利也。”建议文帝封亲子到梁、代等天下要害之地并扩大他们的领地，文帝听从了这一建议。在吴楚七国反时，这一部署发挥了关键作用，梁国成功地遏制了七国军队的前进。 “福由德兴”，汉文帝以他的仁德修身、治民、理诸侯和安四境，造就了人民之福、国家社稷之福，同时他本人由此赢得了千古赞颂，所以也成就了自身之福。“德者得也”，仁德使人得幸福国兴旺。同时，从汉文帝的具体实践，可见施政者的仁德人格对国家政治的有利影响，并且，仁德并不是懦弱无力，毫无原则，恰恰相反，仁德是指最恰切解决问题的“度”，它是事物达到最高和谐的手段和途径，汉文帝旧兼新以尽臣才，怀与安以置诸侯的成功治国经验，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