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出生在美国纽约长岛风景如画的牡蛎湾，她曾经是耶鲁大学英语文学专业的高材生，“那时我想的无非是写点无病呻吟的小说”。

大四那年，她参加了一场研讨会，讨论的是著名记者约翰·赫西关于日本爆炸后情况的报道，这部美国20世纪新闻业的巅峰之作，深深地震撼了科尔文。

“赫西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位导师。

他让我想去报道真实的事情，也让我相信，这些报道能够改变世界”大学毕业后，科尔文在合众国际社做了一名夜班记者，没过多久就被派往法国，成为巴黎记者站的主任。

事业风生水起，但科尔文并不满意，她觉得美国通讯社的报道“只注重事实，没有感情”。

1986年，她加入英国著名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并在那里结识了一支驻外记者的精英团队。

每当看到他们从国外战场上发回的稿件，她都热血沸腾、跃跃欲试。

于是，她申请去做战地记者。

在科尔文的笔下，炮弹不仅是一个名词，伤亡也不仅是一个数字，它们意味着烧毁的房屋、残缺的肢体、抱着孩子哭泣的女人和士兵眼中一闪而过的惊恐。

很多时候，科尔文到了一个地方，发现自己是那里唯一的记者。

危险似乎对科尔文有种天然的吸引力，越危险，她就做得越出色。

不管在哪里，科尔文都坚持和报道对象共同生活。

1999年12月，她跟随车臣反政府武装采访时，在极度的寒冷中徒步穿越高加索山，曾掉进齐腰深的冰水里，每天最多只能喝一碗面糊。

晚上，她跟十几个车臣士兵挤在一个6米长、2米宽的地方休息。

有一次睡到半夜，科尔文被身下的硬块硌醒了，一摸，居然是两枚手榴弹。

“这帮亡命徒在遇到突发情况时，很有可能发动自杀式袭击，连我一起炸个稀巴烂。

这种事情每天都可能发生千百次”。

所幸，科尔文活着回来了! 2001年，科尔文前往斯里兰卡报道战事。

她在政府部门不知情的情况下入境，还设法躲避检查，溜进了反政府的泰米尔猛虎组织控制的区域，见到了当时猛虎组织高层的很多人。

但就在结束采访准备返回时，她遭到了政府军的攻击，子弹打进了她的肩膀、胸部和眼睛并成为“俘虏”。

最终，科尔文在美国大使馆的保护下捡回一条命，但左眼失明。

这次受伤令科尔文永久失去了左眼，她从此就戴上了海盗式的黑眼罩，这也成为她的招牌形象。

套用·白兰度扮演的“独眼杰克”(独眼龙)的说法，朋友们戏称她为“独眼吉尔”(独眼凤)。

科尔文系上这条黑色眼罩，又奔赴下一个战场。

死亡就这么嚣张地逼近她，她能借以抗衡的，只有信念。

“民众有权知道政府、军队以他们的名义在做什么”“要相信，当你在国外的战场上时，很多人正等着看你的报道。

要相信他们在关心战争中的不幸，并在试图阻止它”。

2011年年初，曾坐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的一家海滨餐馆里接受她的采访。

科尔文的提问：“你看到那些游行抗议的人群了吗?”“没有人反对我”卡扎菲回答，“利比亚的每个人都爱我，都在地追随我”“可现在一半的国土都处在反对派的控制下” 。

科尔文与卡扎菲认识20多年了，“他是一个活在自己想象王国里的人，很缺乏安全感”，比起“中东疯狗”“非洲雄狮”等名号，科尔文的评价更为中肯、可信。

玛丽·科尔文从1986年开始从事战地记者的工作，从两伊战争前线，到报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约旦河西岸发生的冲突，再到前南斯拉夫战争，她一直生活在战争烽火中，经历过2次失败的战地恋情。

战场为科尔文带来的也有甜蜜和温暖，那就是她的两场战地恋情。

但是，战地记者间的婚姻仅仅维持了两年。

“我们就像两个不知疲倦的孩子，太专注于战争中的毁灭与死亡，以至于忽略了其它东西，甚至对方的存在”。

在科尔文一举成名的1986年，她恰巧。

由于难得过正常的家庭生活，科尔文和曾经的几位爱侣常常在不同的战场采访报道。

也许是太热爱这份事业，科尔文宁可牺牲家庭，她经历了多次婚姻，没有生育。

科尔文说：“我注重的是战争中的人性。

它让处于和平环境的人们也不觉得遥远和陌生”。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2月19日发表的该报美籍记者玛丽·科尔文从叙利亚霍姆斯发来的战地报道“挂在每个人口头的问题：‘世界为何抛弃了我们?’”没人能想到，这篇文章竟会成为身经百战的科尔文的最后遗作。

《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主编约翰·威瑟罗说，科尔文“远远不只是一个战地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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