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名臣的愤青之路：布衣宰相马周有何过人之处
不过从他“嗜学，善《诗》、《春秋》”来看，他父母健在时的家境大约还是不错的，否则的话他父母拿什么去供他“嗜学”? 马周是博州茌平(今山东茌平县马庄)人，生于仁寿元年(公元601年)。
父母双亡时，马周还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其孤苦和凄惨无助就不用说了，但这却没有影响他的好学向上，他的学问和见识也在一天天增长。
不过由于缺少亲人照顾，他经常是浑身脏兮兮的，偶尔饿极了，还会去邻居家蹭吃蹭喝。
这种形象和行为，当然不受众人欢迎，所以“乡人以无细谨，薄之”。
一 因为父母早死，自己动不动就要挨饿，马周的心中免不了充满怨恨，对他所处的环境抱着一种仇视的心态。
但马周读过很多书，怎么说也是个知识青年，自然不屑于去干、坑蒙拐骗这种勾当。
不过他心中的怨气还是要发泄的，做不成混混可以做“愤青”，于是马周便行为散漫，肆意酗酒，常常是喝得酩酊大醉。
所以在勤劳朴实的乡人眼里，马周无疑就是一个败家的玩意儿，大伙背地里都叫他“酒鬼”、“穷马周”。
但锥在囊中，早晚会有出头的一天，马周的博学和才华还是渐渐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唐高祖武德年间，博州刺史达奚恕听说马周精通经史，学识渊博，才思过人，就聘请他出任本州助教之职。
自此马周也算是步入仕途，穿上了官衣。
但这个家伙的职业道德显然有问题，“日饮醇酎，不以讲授为事”，拿了工资却不好好干活，只知道喝酒，整天一副醉醺醺的样子。
贞观元年(627年)的一天，马周又喝多了，醉卧博州街头，拦住了一顶官轿讨要酒钱。
坐在轿中的县令，掀开轿帘，正待发作，一看原来是满腹才华的博州助教马周，县令也算是敬重知识分子，一改怒容，掏出一把碎银子塞到马周手上，走了。
但博州刺史达奚恕当然理解不了马周的这种行为，他把马周提携上来，是指望他好好做事。
贞观初年的还很贫穷，博州的财政当然也不会宽裕，他不能拿国家的钱去养活一个酒鬼，何况这马周身为助教却不好好教书，简直是嘛，是可忍孰不可忍。
有一天，马周又一次喝酒误事，达奚恕，再次斥责了他。
这一次的责骂应该是很重的，马周的面子当场就挂不住，于是一怒之下，脱下官服，交给门生，托他代还刺史，然后仰天大笑，离开博州。
二 离开博州，马周先到曹州(今山东菏泽)晃了一圈，跟着又到了汴州(今河南开封)。
在汴州浚仪县，担任浚仪县令的崔贤狠狠地侮辱了马周。
在汴州受了一肚子气后，马周又跑到了密州(今山东诸城)，在这里，他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赵仁本。
赵仁本是个有钱的主儿，他见马周才华出众，不知是出自慈善的考虑，还是出于投资的意图，总之他资助了马周一大笔钱财，帮助马周西入关中，到京城长安谋取仕途。
这当然是个好选择，货虽好还要找对买家，马读经、史、子、集，酿的是安邦定国策，自然要货卖帝王家。
多年来，他一直没有找对“销售渠道”，只在州县间转悠，哪里能卖到什么好价钱。
马周携资西行。
“愤青”就此变成了“奋青”。
他千里迢迢来到了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投宿于一家旅店，旅店生意比较好，旅店掌柜王老汉忙着招呼一群商贩，不免怠慢了马周。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像程咬金那样的粗人，大概就要一掀桌子，大叫“店家怎么还不拿酒?”马周是个文化人，掀桌子有失体面，但他此时不过二十六七岁，正处于年轻气盛的年龄。
怎么着也要做出一些举动表示一下心中的不满。
顺便也吸引吸引眼球。
于是，马周便要了一斗八升酒，就着几碟菜，自斟自饮，旁若无人，引得旁人惊异不已。
这一段故事，后来被小说家发扬光大，在冯梦龙的《喻世明言》中，马周所要的酒已涨至五斗，三斗用来洗胃，二斗用来洗脚。
据说岑文本还曾就此画过一幅《马周濯足图》，写过“西塞山前白鹭飞”的唐代诗人张志和又在画上题诗称赞。
三 到长安后。
马周做了中郎将常何的门客。
常何本是玄武门的守将，因为在“玄武门事变”中，帮助夺位有功。
所以官升到中郎将，虽只是四品，但以他的才能来看，已算是重用了。
贞观三年，关中大旱。
六月，李世民诏令京中五品以上官员都要上书，畅言为政得失。
而马周也在这一年开始正式登上初唐的政治舞台。
常何是一介武夫，大字也许识得几个，但文章却写不来，于是接到的诏令后，就找来马周，让他代写一篇。
马周胸有成竹，洋洋洒洒地替常何写了一篇包含20多条建议的奏章。
李世民处理奏章时，正为那一大堆观点平庸、歌功颂德的官样文章皱眉不已。
忽然，一篇文辞优美、建议有根有据、观点切中时弊的奏章映入眼帘。
李世民不由得惊喜万分。
又一看落款人是常何，他知道常何的老底。
断不会有此等神来之笔和此等政治眼光，于是立即召常何入朝。
问奏章是何人所写。
那常何倒也诚实，立即据实回答：“此非臣所能。
家客马周为臣具革耳。
” 李世民立即命常何回府，请马周入宫见驾。
李世民前后派了四批使者，方才把马周寻着，于是领入宫中。
“及谒见，与语甚悦。
令值门下省”。
这一趟长安之行，马周果然没有白跑。
四 因官有定额，门下省编制已满，马周初到时无官职可任，李世民就专门为他设置了一个“监察御史里行”的官职。
“销售渠道”终于打开，马周从此不再愤怒，开始踏踏实实地经营起来。
在此后的时间里，马周宦途平坦，步步高升，令人称羡不已。
所谓“平步青云”的，就是给他这种人准备的。
这样的境遇当然需要出众的政绩做支撑。
马周是个卓越的政治家，他不但明于大势，而且亦擅实务，既明白应该如何做，又知道怎么做才能收到效果。
《新唐书》里记载：“先是，京师晨暮传呼以警众，后置鼓代之，俗日‘冬冬鼓’;品官旧服止黄紫，于是三品服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绿，八品九品青;城门入由左，出由右;飞驿以达警急;纳居人地租;宿卫大小番直;……皆周建白。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城门入由左，出由右”，这应该是交通史上的一大创举，与现在交通法中的行人车辆靠右走有异曲同工之妙。
贞观一朝。
人才济济，马周官能升得这么快，除了确有才能外，在为人处世上也有他的过人之处。
马周是个聪明人，他在进谏时比较讲究艺术，不像那样直来直去。
贞观六年，他上疏反对李世民去九成宫避暑，但他不直接说你就知道跑去图凉快，政事交给皇太子，分内工作不好好干。
太不像话了。
他以“孝”的名义劝阻李世民：“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宣朝夕视膳。
今九成宫去京师三百余里，太上皇或时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最后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请李世民立即颁布回朝之期，“以解众感”。
马周要求李世民尽孝，李世民总不能因为这个而处罚他吧，所以只能是一点脾气没有，“深纳之”。
马周的聪明还表现在他对李世民心思的揣摩上。
李世民征辽东时，下旨命马周等人辅佐皇太子，留在定州(今河北定州)监察国事。
等到李世民征辽东归来，李治安排留在定州的平日里很受父皇恩宠的嫔妃前去迎接。
李世民自然非常高兴，问李治怎么想起来这么做，李治说：“这都是马周教导儿臣这么做的。
”李世民道：“这个山东人总能窥知我的心意。
” 如果说马周那些治国的策略属于大智慧，那么这些琐碎的细节也许只能算是小聪明，但正是这种小聪明润滑了他与李世民之间的君臣关系，所以李世民对他始终很好。
贞观十二年，马周迁为中书合人，要调到中书省去办公，李世民对左右的侍臣说：“我一会儿见不到马周就想他。
”贞观十八年。
李世民曾品评朝中重臣，他这样评价马周：“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
”为了表彰马周勤劳国事，李世民还用飞白书题写了16个大字“鸾凤冲霄，必资羽翼。
股肱之寄，诚在忠良”，赐予马周，足见其对马周的倚重之深。
五 贞观二十二年年正月，“中书令兼右庶子马周病，上亲为调药，使太子临问”。
但终因病情严重，医治无效，几天后马周就离开了这个他曾愤懑的世界。
马周病重前，曾命家人把他这十几年来给皇帝上的奏章取来，亲手烧掉，并说：“管、晏彰君之过求身后名，吾不为也!” 他这样为李世民考虑，李世民自然不忘他的情。
马周死后，李世民非常悲痛，亲自为马周举哀，追赠幽州都督，陪葬昭陵。
即位后，又恩赐马周之位配享高宗庙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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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最臭名昭著的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
按照抽签顺序，第一个被绞死的就是土肥原贤二，而他也正是炸死张作霖的元凶。
土肥原贤二 1883年，土肥原贤二出生在日本冈山县的一个军人家庭，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
1913年，30岁的土肥原贤二被派往北京。
从1913年至1927年的14年间，土肥原贤二深入中国。
利用自己的特务本领在各派军阀和势力之间游走，建立了广泛的人脉。
1928年3月，土肥原贤二被“东北王”张作霖聘请为自己的顾问，负责指导奉军的训练。
事实证明，土肥原贤二的军事才能确实突出。
他先是帮助张作霖打败了直系军阀吴佩孚，后又打败了叛变张作霖的郭松龄部队。
当然，他这么做都是有原因的。
张作霖 土肥原贤二这么帮助张作霖，目的无非是希望将来张作霖能听日本人的话。
可惜，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在民族大义面前丝毫不为所动，土肥原贤二恼羞成怒。
1928年6月4日，当时相当于中国元首的张作霖在回奉天的路上被炸死，而这起谋杀的幕后主凶就是土肥原贤二。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三省沦陷。
可是，面对诺大的东北，日本人一时不知道如何治理。
这时，又是这个土肥原贤二跳出来请回了“末代皇帝”溥仪，并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洲政府。
溥仪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成了日军第十四师团的师团长(中将军衔)，他的军事天赋再次得到证明。
1938年，土肥原贤二的师团被名将薛岳的12个师围剿，结果却全身而退。
因为这一站，蒋介石军法处决了自己的嫡系将领，黄埔一期毕业的中将师长龙慕韩。
薛岳 同年5月，为阻止土肥原贤二的师团。
蒋介石不惜掘开黄河花园口的堤岸，数十万百姓被淹死。
1200余万人流离失所，史称“花园口决堤”，蒋介石也因此背上一世骂名。
土肥原贤二还干了一件臭名昭著的事，那就是诱降了当时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
汪精卫 在此之后土肥原贤二便渐渐销声匿迹。
直至1945年8月12日，土肥原贤二出任日本第一军总司令，3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土肥原贤二被捕。
土肥原贤二受审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熟悉英美法律的土肥原贤二一言不发。
因为这样会造成证据不足的情形，所以土肥原贤二的审判持续了两年多。
最后在中国的强烈要求并出示证据下，才被判处绞刑，按照抽签顺序，他被第一个执行死刑。
全程他只说了四个字“主张无罪”。
而取自他的名字的“土肥圆”则成了现在的网络流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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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弩手为什么这么重要？甚至只会用弩而不会用弓
轮到殿帅林广时，林广说皇上别难为我，真射不了。
宋神宗不解，问为?林广说：我是弩手出身…… 在宋神宗，乃至现代人看来，弓、弩本是同类兵器，但在“本出弩手”的武人林广心中弓、弩天差地别。
这就很值得推敲一下了。
《武备志》记载“中国之利器曰弓曰弩，自汉唐以后虏弓日强，遂不可复及。
唯弩之用为最”。
在宋以前，弓手弩手并不分野，不论是武举考核还是实际编制，弩手都不是专职射箭的单位，而是多功能战士。
弩手不但弓弩并习，而且随身携带双手握持的武器，“将刀棒自随”。
甚至，当敌人骑兵冲至二十步时，“即与战锋队齐入奋击”。
古人说的“一步”是两只脚一前一后各走一步(两跨为一步)。
大约是1.5米一步。
也就是说，敌人进入三十米这个距离，这些弩手就要发起反冲锋。
这和后世线式战术时代，排枪过后战列步兵们发起反冲锋的距离差不多。
而宋代弩手则更偏向专职。
时，尹洙批评弩手“更不学枪刀，虽各带剑一口，即元不系教习”，一旦短兵相接，只能“束手就害”。
而且，如之前文章所说，宋代之前的弩兵虽然重视白刃战，甚至要参与冲锋，但在军队里的分量并不算太重要。
这在《大唐卫公兵法》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在李靖的设想中，2万人的大军中取“战兵”1.4万人，弩手40 队，计2000人。
弩手在“战兵”中的比例仅占到百分之十四多一点。
具体到每一军，弩兵的比例甚至要更低一些，如中军4000人中弩手只有400人，加上400弓手也就800人，而中军的骑兵高达1000人。
再加500“跳荡手”和500奇兵，就构成中军四千人中的两千八百“战兵”。
而一直到盛唐，在整个关中地带，大唐的核心经济区内，李靖的构想都得到了贯彻。
在前的几次重要会战中，都是骑兵和步兵白刃战解决战斗。
比如征突骑施，就是利用骑兵获胜。
接战时，苏定方命令步卒在原野列枪阵，自己率领骑兵在北原列阵。
敌人冲击苏定方的步兵方阵，连续三次都冲不破。
这时苏定方亲率骑兵发起冲击，对手迅速溃败，被苏定方追逐了三十里地，杀伤数万人马。
在这场会战中，不论是胜利的一方还是失败的一方，都不会把胜利或者失败的原因归到己方弓弩够不够强力上。
然而在宋代则不然。
赢了，那是上天保佑皇上万岁，输了就是硬弩没有充分发挥威力。
事后的追责和改进方向都绕到如何让弩更强，发射阵地更稳固的思路上来。
比如公元986年的君子馆之役，宋军战后的胜负总结就是“会天大寒，我师不能毂弓弩”，所以失败。
而成功的经验则是征讨李继迁，军中“多设强弩，及遇贼布阵，万弩齐发，贼无所施其技。
矢才一发，贼皆散走。
凡十六战而抵其巢穴”;，选“劲弓强弩，分番迭射，号‘驻队矢’，连发不绝，繁如雨注”激战三天，大破金兵。
另外，在初年，金军进攻四川，刘子羽提醒金州(今陕西安康)守将王彦要在军中多备弩手。
但王彦喜用短兵决战，未能采纳这个建议，结果很快就被金军击败。
总之，不论这些战斗或攻或守，或胜或败，决策者最后都将胜负关键归结于强弩的使用与否。
这和唐代步兵坚守、骑兵决胜的战术思想有根本区别。
但宋初军队中装备的黑漆、黄桦、跳蹬、木弩等大都沿袭前代旧制，其性能与唐弩并无很大差别。
大宋名片——神臂弓要到宋神宗时代才出现。
可见从装备本身是找不到这种远程武器依赖依赖症的线索的。
所以还是要把目光回到晚唐和五代。
假如李靖再世，在残唐五代的环境下，他还能靠骑兵和重步兵打遍天下吗?恐怕不一定。
比如想要复刻灭东的阴山之战，至少一万精锐的骑兵总得有。
退一步，像李世民打的战斗，不但要求己方有强力的骑兵，步兵也得非常坚韧，扛得住对手正面压上来的压力才行。
可安史之乱后到五代，中原政权的部队既缺乏强力的骑兵，步兵也不够坚韧。
说到这里，要特别说一下气候的因素。
中国两千年来温度变化有明显的三个温暖期和三个寒冷期。
唐末五代就是第二个寒冷期。
当时从气候条件来说，是整体农业是偏丰阶段中，出现了偏欠的时段。
这个寒冷期一直延续到到宋初，表现为北方降雨线南移，畜牧区扩大，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边界南移至39.24N～32.3N。
在地缘政治上，西北地区的优良产马地逐渐为吐蕃蚕食;五代时期，后晋石敬瑭又将拱手送与契丹;之后，契丹曾短期内占领了中原，在北归时掠走了数万匹战马;宋初，党项又夺取了西北的灵州(今宁夏吴忠市境内)等地。
也就是说，即使李靖再世，他面对的就是农耕区缩小，产马地丧失的状况。
这就导致己方没有足量骑兵，即使有坚强步兵也独木难支的现实。
那依赖远程武器，据城自守，或者寄希望于打对手一个埋伏就成了无奈的选择。
后梁贞明三年(917年)，契丹大举南下进攻幽州，总兵力达三十余万。
后唐大将李存审对战局十分悲观。
他说，平原交战，在契丹人数万骑兵的冲击下，我没有任何把握守住阵地，怕是要呀。
这时大将阎宝说：我们可以用强弓硬弩打他个埋伏。
当时参会的所有的将领都同意这个做法。
于是后唐在幽州城下“万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马死伤塞路”。
这一次战斗和唐代的几次弩手作战的不同之处在于，证明了用弩阻拦大规模骑兵冲锋是有可能的。
还有我们熟悉的，在陈家谷战役前，曾请求主将潘美在谷口多设劲弩，待他败回时一定要“以步兵强弩夹击救之，不然者，无遗类矣”。
这语气和李存审当年面对契丹骑兵时。
可见，这种把战斗胜负的最后希望寄托于弩手埋伏战的思路，是五代的战场环境所决定的。
到了两宋，骑兵不振，因此不得面对以步制骑的军事难题。
所以五代以弩取胜的“新近经验”被直接效仿，最后成为思维惯性，甚至产生路径依赖，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随机文章萨尔贡二世简介三国志英雄一分高下！是拥有皇室血统的刘备胜出还是以实力决胜负的曹操？中国ufo视频震惊世界造谣，画面看起来连三岁小孩都骗不了！战斗机最快飞行速度3马赫，广州到北京仅需36分钟导弹是谁发明的，冯.布劳恩在二战期间为德军发明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