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些年来电视荧屏上经常出现的“”，或是乾隆、刘墉、和珅一组，或是乾隆、纪晓岚、和珅一组。历史上，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1、刘墉与乾隆 关于刘墉与乾隆的关系，民间有很多传说，比如说刘墉是皇的干儿子，那么就是乾隆的干兄弟了。还有“和珅使坏，刘墉参万岁”的传说，这个传说还被编入了传统相声《官场斗》。总之，把刘墉说成是连都不怕，连皇帝都敢捉弄的角色。当然，这些事没有什么根据，也不可能发生，只是反映了老百姓的一种良好愿望。那么，历史上的刘墉与乾隆的关系究竟怎样？网络配图 上文已经说过，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的儿子，他前期在官场中的荣辱进退很大程度上与其父的遭际有关。而刘统勋是颇为信任的股肱之臣，所以，总的看，这个时期乾隆对刘墉还是比较关照的。刘墉被外放做安徽和江苏学政，乾隆都有诗相赠，可见关注与期许。后来，刘墉因阳曲知县段成功亏空案被判斩决，乾隆也是看在刘统勋的面子上从轻发落并重新起用。 当然，刘墉作为官场中人，自己也很注意搞好和乾隆的关系。乾隆四十二年秋天，当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向乾隆皇帝奏请自行刊刻乾隆的《御制新乐府》、《全韵诗》，使之在江苏全省流布，并建议敕发各直省刊刻。这一建议自然让乾隆皇帝觉得很舒服，此后一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职也升迁很快。 刘墉入朝为官后，虽然多次因懒于任事、行事模棱受到乾隆皇帝申饬，但官位还算平稳。据说，乾隆六十年禅位于时发生过一件“争大宝”之事。据当时一位参加过禅位大典的朝鲜官员给其国君的报告说，临当受贺时，乾隆皇帝不肯交出印玺，刘墉于是制止群臣向新皇帝道贺，自己入内向太上皇乾隆追索大宝。“半日力争，卒得大宝而出，始行贺礼”。如果此记载属实，则证明刘墉在大事上依旧保持着“劲直”之风，并非一味模棱。同时也隐约看出，做了很长时间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与新君嘉庆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些。 2、刘墉与和珅 刘墉与和珅的关系，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习惯于把二人的关系描述为忠奸对立、水火难容。的确，刘墉并不阿附和珅，而基本采取的是独善其身的做法。朝鲜书状官徐有闻说，“和珅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惟王杰、刘墉、董诰、朱珪、纪昀、铁保、玉保等诸人，终不依附。”但通过前文的分析已经可以知道，当刘墉入京任职之后，他首先是调整了自己的为官处事策略，变刚直方正为滑稽模棱，所以不可能和权势遮天的和珅做针锋相对的对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乾隆帝“龙驭上宾”之后，已是体仁阁大学士的刘墉却积极参加了对和珅的处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网络配图 乾隆帝死后的次日，嘉庆帝即夺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职务，并复刘墉上书房总师傅一职，入内当值，以供随时咨询。随后，各省督抚及给事中，纷纷上章弹劾和珅，要求将和珅处以凌迟。不过，刘墉等人建议，和珅虽然罪大恶极，但是毕竟担任过先朝的大臣，不得不为先帝留下面子，请从次律，即赐令自尽，保其全尸。 为防止有人借和珅案打击报复，避免案件扩大化，刘墉等人又及时向嘉庆帝建言，妥善做好善后事宜。结果，在处死和珅的第二天，嘉庆帝发布上谕，申明和珅一案已经办结，借以安抚人心。和珅之案结束后，刘墉受赠太子太保，可见嘉庆帝对他的肯定。和珅之案的处理，颇得时人的称赞。由此也可见，刘墉并未因公务而泄私愤，而是充分体现了一位群臣领袖应有的风范。 3、刘墉和纪昀 如果说刘墉与和珅处于对立面的话，那么，他与纪昀的关系则相当融洽。纪昀出自刘墉之父刘统勋的门下，两人有师兄、师弟之谊。大学士英和在其《恩福堂笔记》中记载，纪昀与刘墉关系极好，纪昀才思敏捷，刘墉字写得很好，故纪昀常请刘墉为自己写对联。比如“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是纪昀非常喜欢的诗句，生前他曾将此诗作为自挽联。纪昀去世后，刘墉即将其写下来，作为挽联相赠。 刘墉与纪昀都好收藏砚台，两人也时相赠送唱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刘墉赠给正任都御史的纪昀一方砚台，还特意在上面题识：纪昀喜欢我的黻（fú）文砚，因而我把它送给他，而书之以铭文，“石理缜密石骨刚，赠都御史写奏章，此翁此砚真相当”。这在当时被传为佳话。蒋师瀹（yuè）也题此砚说：网络配图 城南多少贵人居，歌舞繁华锦不如。 谁见空斋评砚史，白头相对两尚书。 嘉庆八年（1803），刘墉又曾送给纪昀砚一方，称：“送砚一方，领取韩稿一部。砚乃朴茂沉郁之格，譬之文格，为如此也。”纪昀也记载到：刘墉送我砚一方，左侧有“鹤山”字，认为是的东西，但我并不以为然。但刘墉又说，“专诸巷所依托，不过苏黄米蔡数家耳。彼乌知宋有魏了翁哉？”大意是说，仿照宋代的古董，一般都宣称是、米芾等人的东西，怎么会假冒魏了翁的名号呢？纪昀承认，刘墉所言，“是或一说矣”。 嘉庆九年，刘墉去世之前，还给纪昀送过砚，纪昀在砚上题词说，“余与石庵（刘墉）皆好蓄砚，每互相赠送。亦互相攘夺，虽至爱不能割，然彼此均恬不为意也。太平卿相，不以声色货利相矜，而惟以此事为笑乐，殆亦后来之佳话欤？”除了写诗赠砚，两人还经常在一起畅谈佛法。可见两人感情之深，私交之好。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1644年，，一场突发的瘟疫严重削弱了守城明军的战斗力，据史料记载，20万大军能登城的不过6000，且多为羸弱之卒。明北京内城墙12公里，外城墙14公里，就算皇城不布防，每名士兵平均也要守50米左右，绝无坚持的可能。网络配图3月18日夜，农民军攻破外城，带十几名逃离皇宫，到齐化门，守军不认识他，以为有诈，将其射回，转安定门，没想到门闩沉重，太监们无法抬起，正是这根沉重的门闩，彻底改变了历史。19日，农民军入城，遍搜皇宫无果，直到22日才在煤山(即景山)发现一具尸体，左手写“天子”二字，经太监辨认，系崇祯无疑。然而，对此说法，史家一直有争议，比如黄云眉先生认为崇祯自缢于北海公园，俞平伯先生则认为崇祯死于管园人的小屋。“巍巍万岁山，密密接烟树，中有望帝魂，悲啼不知处。”这是清人哀悼崇祯的诗作，其中透露了两点疑问，首先，北海公园琼岛上也有一座“万岁山”，第二，自缢遗址，当时的人已经“不知处”。至于“找到”自缢遗址，并“指出”究竟是哪棵树，甚至绘声绘色地称这棵树为“罪槐”，这是清政府为笼络人心干的事。清军以“为崇祯报仇”的名义入关，当然要做做样子，但并没有勒石立碑。网络配图1931年，博物院始立“殉国处”碑，沈尹默先生题写碑文，正值前夜，故将“明”左半边故意写成“目”，以示对“日”不屑。此碑“文革”时被砸成两段，拉到原北京少年宫当井盖，北京少年宫即原景山寿皇殿，也有说法崇祯自缢于此。2003年，此碑回到原地。1931年时“罪槐”已非原树，此时距崇祯自杀已280多年，从照片上看，那棵槐树胸径不过一尺，怎可能生长得如此缓慢?60年代中期，“罪槐”枯死，1971年伐去，1981年，栽了一棵小树，1996年，为渲染气氛，公园找了一棵树龄150年的歪脖老树，移栽于此，原本是建国门一带的道边树，就此成了“罪槐”。网络配图1944年，甲申三百年祭，此处又立一碑，傅增湘撰文。傅是著名的教育家、藏书家，北洋政府时出任教育总长，在他的维护下，蔡元培得以施展“兼容并包”的教学理念，蔡元培辞职后，他也辞职了。1938年，傅参加日本人操纵的东亚文化协议会，并任会长等职，为时人所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派陈毅持亲笔函，专程拜访。陈毅未到，傅已抱憾长逝。傅增湘撰文的石碑曾于1955年被移走，后又在原地复立。总之，“崇祯自缢处”不过是个象征，以表达后人对历史的一份敬畏而已，如果，未免贻笑大方。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