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永乐的大儿子。他的皇帝生涯恐怕是历代帝王中最窝囊的。 老爸健在的时候，不受老爸喜爱，又受两个弟弟汉王高煦、赵王高燧的挤兑，继承权几乎不保。好不容易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做了二十二年皇帝的老爸驾崩，四十七岁的他终于继承了皇位，龙椅还没有坐热，当了八个月的皇帝就去世了。——终明一代，他当皇帝的日子，仅仅比后来才坐了一个多月龙椅的时间长一些。 朱棣不喜欢大儿子高炽，一个原因大概是他太老实仁厚，说得损一点，就是有点懦弱。 没有他爷爷、他爸爸那种英武之气，不像个君临天下、让臣民战战兢兢的君主。第二则是因为身体不好，患了严重的肥胖症，走路很不方便，必须要两个人搀扶。他的爷爷和爸爸，江山都是马上得来的，朱棣自己上马能开弓，下马能治国，没办法喜欢这样的接班人。更可怕的是，这窝囊的老大却有了两个能干而不安分的弟弟。尤其是老二朱高煦，老爸兴兵南下，和建文帝夺江山时，身先士卒带领军队做先锋，直逼南京，功劳赫赫。在这场战争中，有一次朱棣对自己喜爱的二儿子许诺，你大哥身体不好，你好好干，江山迟早是你的。 高炽最终能入承大宝，一是嫡长继承制对朱棣的约束;二是因为他娶了个好老婆，生了个好儿子，朱棣喜欢仁宗的长子。 高炽的皇后张氏也有朱元璋的马皇后、朱棣的徐皇后之风，见识远大而乖巧伶俐，是个不折不扣的贤内助，用古代命书的说法，有“旺夫命”。 《明通鉴》记载，张氏自从嫁给仁宗后，很得成祖和仁孝皇后这对公婆的喜爱。明仁宗在东宫做太子的时候，多次被汉王、赵王两位弟弟挑拨离间，又因身体肥胖，不能骑马射箭，很生气，命令减少太子在宫中的膳食，太子几次险些被换，然后最终能被保全，据说是因为张皇后的缘故。——婆媳关系是大家庭第一大难题，这张皇后能让婆婆开心，凭这点就知道她不是。明朝和一样，外戚很难干政，而且多贤后。 老爸给仁宗规定的减肥计划没见什么成效，你想想，人到中年再减肥何其难也，减肥无非是个姿态，做给老爸看看。 高炽当了皇帝后，虽然因为封建礼法，不能公开对老爸有非议，心里恐怕腹诽不少。由于他一生都活在老爸的阴影下，对老爸喜欢的长孙——自己的大儿子朱瞻基，大概有点怨屋及乌的因素在里面，反而不喜欢，自己喜欢被封为襄王的第五子。朱棣生前，一再显示他立高炽为太子是因为自己喜欢长孙，而且明确向臣民表明他的态度，将来继承高炽皇位的，只能是长孙瞻基。——这种隔代指定继承人的行为，剥夺了仁宗自己选择继承人的权力，对他自尊的伤害可想而知。 史载，永乐帝朱棣数次出征，都带着皇太孙瞻基。永乐十二年(1414年)，“庚寅，车驾发北京，皇太孙从”，“上语诸侍臣曰：‘皇长孙聪明英睿，智勇过人，宜历行阵，俾知兵法，且可悉将士劳苦，知征伐不易。然文事武备，不可偏废，每日营中闲暇，卿等仍与之讲论经史，以资典学。’”对的培养远比对儿子用心。 因为沾儿子的光才当上皇帝的仁宗，对儿子有种莫名其妙的嫉妒可以理解。可是，后世有人断言如果仁宗再多当几年皇帝，可能会废除太子，我认为纯属臆猜。 仁宗对儿子感觉不爽是一回事，可废除长子继承权再选另外儿子继位又是一回事。 因为前者是个人的感情，后者涉及整个朝廷政局和大明江山，涉及自己身后的评价，朱高炽不会这样冒险。在父皇在世时，他在几次重大事件面前都有惊无险，证明他是个老实人，但毫不糊涂，做事极有主见，且“忍”的功夫一流，关键时刻形势非常理智。 这样的老实人才是大聪明。 朱棣带领二儿子挥师南下时，建文帝的部队搞了个“”，派奇兵直捣燕王的都城北平，而燕王大军在外，如果贸然班师来救，得胜之势将功亏一篑。朱高炽这时不顾自己多病肥胖的身子，带领老弱将士坚守北平城，自己冒着弓矢上城督阵，激励将士，南军终于无功而返。他这保护根据地的功劳成为日后得到继承权的重要砝码之一。 永乐十六年(1418年)，明成祖住在自己的老窝北京城(当时称“行在”，还没有正式的首都名分)，让朱高炽以太子身份在南京监国。他怀疑太子有什么不轨的行为，命令礼部侍郎胡濙暗中去监视太子的行为，并叮嘱他说：“人言东宫多失德，汝至京师，可多留数日，试观何如，密奏来!奏字须大，晚至即欲观也。”这老皇帝对太子已经有倾向性意见，一般的办事人员会迎合上意，收集太子的“不轨”言行。而胡濙被太子的老实折服了，“以皇太子诚敬晓谨七事密奏之，自是上疑始释”。 这老实人最聪明之处是认清了父亲的为人和自己的处境。面对永乐帝这样文武兼备而又阴险毒辣的父皇，耍小心眼能瞒过他?一味地去讨好也是下策。只有以不变应万变，老老实实夹起尾巴做人，才是上策。他能最后熬到皇帝位置，和两个弟弟相比，笑到了最后，其制胜之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吾知尽子职而已，不知其他也。”有时候，这样的笨办法更管用。 仁宗虽然在位时间很短，但他赦免了建文的许多旧臣，平反了许多冤狱，废除了许多苛政，停止了永乐帝开始的大规模用兵，天下百姓得到了休息，文化得到了复兴，读书人的待遇比洪武、永乐两朝要好。 因此后世对他的评价很高，痛悼他在位时间太短。如果从个人的能力来说，他显然不属于有锋芒、有魄力的改革派，比起秦皇汉武乃至他的祖父、父亲，相对平庸。 但他最大的特点是尊重下面臣民的能力，尽量少地去命令臣民这样或那样。这样平庸的皇帝，带给百姓的福祉远甚于那些个人能力很强、不甘平庸的皇帝。商纣、、就是有能力而喜欢胡折腾的皇帝。所以，朱高炽的庙号为“仁”。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章学诚(1738年—1801年)，原名文镳、文酕，字实斋，号少岩，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杰出史学家和思想家，中国古典史学的终结者、方志学奠基人，有“浙东史学殿军”之誉。因学问不合时好，屡试不第，迟至四十三年(1778)方中，时年41岁。 章学诚一生颠沛流离，穷困潦倒，却“撰著于之间”。曾先后主修《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十多部志书，创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义例。并用毕生精力撰写了《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史籍考》等论著，总结、发展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文史通义》与刘知几的《史通》齐名，并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 乾隆五十九年(1794)，漂泊异乡四十多年的章学诚返回故里。五年(1800)，贫病交迫，双目失明。次年(1801)十一月卒，葬山阴芳坞。 随父迁移 乾隆三年(1738年)，章学诚生于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今浙江绍兴)。其父章镳勤于治学，循循善诱。章学诚幼时多病，资质鲁钝，记忆力尤差，每日诵读仅仅百余字，就又得病中止学业。仅十四岁就已经娶妻，当时对四书的学习还没有完成。 章镳于乾隆七年(1742年)中进士，乾隆十六年(1751年)受任湖北应城知县。十四岁的章学诚也随父母去应城。这时，他童心未歇，尽管父亲为他延请擅长举业的塾师，可他不肯习作应举之文，而喜欢泛览群书，兴趣趋近于史学。他曾试图取材于《左传》、《国语》等书，改编为纪传体史书，名曰《东周书》，经营了三年之久，被馆师阻止而作罢。当时他自命有治史学的才能，大言不逊。然而，当时他的史学基本功很差，“于文字承用转辞助语，犹未尝一得当也”。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章镳因故罢官，此后十余年，章学诚辗转于湖北应城和天门(今湖北天门县)两县书院主讲，章镳贫穷不能归乡，寄希望其子章学诚能够争取功名，而章学诚年岁渐长，稍稍知道人世的艰难，反思自己的学业，没有一点可以应用到生计上的，因此，他不得不走考试这条读书人的进身之阶。 科场失意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他第一次赴京师应顺天府乡试，未能中举。隔年再赴乡试，又被斥落，于是就学于。他在国子监读书期间，考试成绩仍常居下等，受尽同学的蔑视与讪笑，但同舍诸生中也有曾慎、甄松年两人与章学诚互为相知。二十八岁在京师的朱筠门下，得以尽览其丰富的藏书，并与往来朱门的名流学者研讨学术源流及异同，学业大进。 但是，这时的章学诚在学术上已有了独到之见。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他有两封答复甄松年的书信，表明了他在编修方志上的一些看法。其主要观点，一是志乃史体，所以“体裁宜得史法”，方志的编写应仿照纪传体史书，并提出“艺文”部分不能滥入诗文，诗文应另编文选作为志书的辅佐等建议。二是方志应当“可为国史取材”，所以必须“详赡明备、整齐划一”。为此，他提出地方上“平日当立一志乘科房”，以保存有关资料。三是编写方志应有所“创特”，“非苟然为者”，使之不仅为一邑之书，而“实为天下之书”。这些见解，是章学诚，大量参阅古今方志，并加以认真分析思考而形成的。章学诚确立了方志是一方全史的认识，具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使他在此后的修志活动中能够密切结合史学研究，为建立自己的方志学及史学理论开拓了广阔前途。 接着，章学诚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参与《天门县志》的编纂;还提出关于修志的具体意见，题为《修志十议》。可以看出，他首先是在编修方志的领域里取得了较高的学术造诣。 生计两茫 乾隆三十年(1765年)，章学诚至京师第三次应顺天府乡试，依然落榜，不久便拜投编修朱筠为师，学写文章。朱筠与当时一大批著名学者过从甚密，使章学诚藉以结识了许多学界名流，开阔了眼界。其中戴震的言论对他震动很大，将一个如何治学、通过什么途径成学的偌大问题摆在章学诚面前。戴震是乾隆年间第一流学者，经学考据的大师，在哲学上也有创见，又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的治学途径是：“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 这就是说，必须通过训释字句以解经，才能进而明道，即得出理论上的认识。戴震第一次见到章学诚，便以权威的姿态诲以这条治学途径，自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雎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这一番议论，致使学识未深、一向疏于训诂考证的章学诚陷于矛盾与徬徨之中，自觉“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可为惭惕，可为寒心!”这种心情，明确表露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的《与族孙汝楠论学书》中。是坚持原先“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的独自治学的道路，还是改弦更张，从事经史考据?章学诚必须作出自己的抉择。这期间，他经过几年的坎坷颠簸，“浮气嚣情，消磨殆尽’，不仅在科举考场屡遭挫折，就连研治学问的门径也一时茫然。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秋，曾一度打算“屏摄一切，发愤为决科计”，但迫于生计，还是接受了修撰《国子监志》的委任。此后，生活重担越发沉重。但他一旦进入志局，便感到处处受牵制，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干。尤其令他气愤的是，志局监领嫉贤妒能，倚仗自己手中的权力，颠倒是非，排挤和打击真才实学之士。数年之后，章学诚忍无可忍，于是愤然离开志局。离开志局后不久，他给曾任顺天乡试考官、一向很关心和器重他的朱春浦先生写了一封长信，陈述了自己离开志局的原因和今后的打算。根据他信中说明的情况，章学诚是在出都的次年写的《文史通义》，那时已经距离他离开故乡整整20年了。章学诚离开故乡是乾隆二十八年(1753年)，则《文史通义》的动笔时间应当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章学诚时年35岁。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父亲卒于应城，全家十七、八口皆来北京，他只得写信请求老师朱筠帮助寻求编书之职，“此直生死之关，夫子大人，当有以援之。”其境遇窘迫的程度可以想见。 潜心学术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章学诚在编修《国子监志》中与诸位学官意见发生分歧，很不得意，于是辞去职务。翌年，他在一封信中十分感慨激奋地申述了辞职原因，并引述唐代刘知几辞退史官之职，私撰《史通》的事例自勉，初步设想要编纂《文史通义》。这是他第一次提《文史通义》的题目，可以推定是受到刘知几撰著《史通》的示。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起，章学诚开始撰写《文史通义》，20余年从不中断。还应聘纂修过和州、永清县、亳州、常德府和荆州府等地方志，参与《湖北通志》的修订。章学诚一生穷困潦倒，从32岁起，因父亡而靠讲学和修志所得维持生活，十分拮据。他学识渊博，史学理论有独到见识，因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所限，未能充分施展才能和抱负。他刻意编辑12年的《史籍考》也未问世。《文史通义》生前只刻印了篇目。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他应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刘长城之聘，主持编修《和州志》，根据和州旧志提供的资料，广泛搜求文献，用一年多时间撰成四十二篇，并辑为《和州文征》八卷。这次编修方志的活动对奠定章学诚的学术基础作用很大。在修志期间的一封书信中，章学诚自称“检点前后，识力颇进”，“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据章学诚后来回忆，他二十三、四岁时就产生了史书“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的设想，但仅在《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中才将这一设想阐发为考述史学源流的主张。他认为，史官传的内容应当“申明家学”，“以书为主，不复以一人首尾名篇”，即不仅记述史家生平事迹，尤其应记述其史著的取材、编写、传布及后人攻习的情况。对于一代之史而有多家著述者，要“条别诸家体裁，论次群书得失，萃合一篇之中”。这种主张包含了倡导记述史学史、研究史学史的思想萌芽，是十分可贵的创见。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夏，编修《和州志》期间，章学诚又与戴震相遇，就方志义例问题进行了面对面的辩论。戴震将考据学方法推及修志，主张方志应以考核地理沿革为务。章学诚批驳了戴震，指出方志应为一方之史，并非单纯的地理书，认为“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还进一步提出“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的见解。于是，他心目中这个权威的形象完全垮台，一扫原来的徬徨，大大增强了不趋从于考据学风、走自己治学途径的信心。 时来运转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章学诚曾短期充任定州(辖境约当今河北省定县、曲阳、深泽三县)定武书院主讲。五月应永清(今河北永清县)知县、挚友周震荣之聘编修《永清县志》，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七月成书。其体例与《和州志》最明显的区别就是立吏、户、礼、兵、刑、工六书。这“六书”皆为汇编档案簿籍而成，便于保存历史资料，但却不能成为具有特见的、精炼的著述，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的：“永清全志颇恨芜杂”。这促使章学诚继续对解决方志学术性与资料性的矛盾进行探索。此年，章学诚还著成《校雠通义》四卷，这是与《文史通义》相并称的重要著作。 编修《永清县志》期间，章学诚在科举考场时来运转。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秋，应顺天府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但他自认迂疏，不具备做官的素质，始终未敢入仕。这样，《永清县志》成书之后，他仍然过着漂泊客游的生活，几年内穷愁潦倒、十分困苦。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赴河南谋事不成，归途遇盗，行李及所存著述被抢劫一空。后来借朋友录存的别本重抄，但终不能复其全貌，其中《校雠通义》佚失第四卷，尤为可惜。出于生计，章学诚先后在肥乡(今河北肥乡县)清漳书院、永平县(今河北卢龙)敬胜书院、保定(今河北保定)莲池书院主讲。在清漳书院，他向学生提出关于学习志向的策问：“举业将以应科目也，假使诸生亦已登进士第，无所事举业矣，遂将束书而不观耶?抑将尚有不能自已者耶?”他指出：“学亦不当专为举业。”表明章学诚自己虽然很热衷于科举功名，但仍将学术研究作为的抱负。在敬胜书院主讲期间，全家迁至永平，此后其家口常随其谋业地点的变更而流徙不定。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章学诚客寓北京，身患重病，幸亏同乡邵晋涵将他接至家中，延医治疗，得以不死。邵晋涵是一位著名学者，自十几年前与章学诚相识后，两人，这次病中，常与论学，每至深夜。两人皆有意重修《》，章学诚明确提出要将“以班马之业而明程朱之道”作为立言宗旨。此年，他的著述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较为深入地从哲理上探讨学术源流和治学风格问题，写出了《言公》、《诗教》、《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等重要论著。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冬，章学诚谒见河南巡抚，受到厚遇，次年初即开局编辑《史籍考》，由章学诚主持其事。编辑此书是章学诚的一大学术志愿，目的是全面整理、总结历代史籍。但此举规模宏大，非一人所能胜任。此时依傍毕沅，人力、物力皆为充备，著名学者如洪亮吉、、武亿等人均被邀请参与。除主持编辑《史籍考》外，章学诚还被安置于归德府(府治在今河南商丘)文正书院主讲，他乘暇重新修订了《校雠通义》一书。经过这次精心更定，集中地表达了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 困中求进 由于毕沅赴任湖广总督，章学诚随即失去文正书院讲席，携家离开河南。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下半年到次年上半年，他辗转于安徽亳州(今亳县)、太平(今太平县)、安庆之间，虽一时困厄，但学术上进展很大。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四月十一日至五月初八，近一个月之内著文二十余篇，从哲理上探索学术史、治学宗旨、治学途径和学风问题，将自己的主张予以理论性的论证和阐发，其中《原道》、《原学》、《经解》、《博约》、《史释》等篇，皆为《文史通义》中的精粹。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秋，章学诚应知州裴振的邀请编修《亳州志》，次年二月撰成。他自己对《亳州志》十分满意，认为“近日撰《亳州志》，颇有新得……义例之精，则又《文史通义》中之最上乘也”。从此，他确立了方志立“三书”的体例，即志、掌故、文征各成一书，相互辅佐，志的部分体现作者的别出心裁，掌故收编一方典章，文征汇集一方文献，从而解决了方志学术性与资料性的矛盾。这样，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基本成熟。 《亳州志》修成的当年，章学诚离亳州赴武昌，依附毕沅继续编辑《史籍考》，并参与了毕沅《续》的编纂。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答客问》、《史德》、《方志立三书议》、《书教》等接踵而成，标志着章学诚已形成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 章学诚还乡时已经五十七岁，离乡四十余年，历尽艰辛。家中没有什么资产，只是藏书甚富而已。但他并未从此居家过安定生活，不久又出游扬州、安庆、桐城等地，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想寻取支持以便完成《史籍考》。这部巨著在湖北武昌借助毕沅之力，已完成，因毕沅贬谪而中断。嘉庆三年(1798年)，他在杭州靠谢启昆支持重新修订，编成三百二十五卷，但此书终于未能流传，仅有草创时的《论修史籍考要略》和成书时的《史考释例》二文以及《史籍考总目》留存至今。嘉庆五年(1800年)，章学诚因眼病失明，犹从事著述，嘉庆六年(1801年)十一月逝世。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