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评说，多以“内用黄老，外用儒术”总结。
我觉得这话有道理。
汉初的局面有点小百家的样子。
前文说过的、、张苍、叔孙通、陆贾，都注重在笔头上练点功夫，于是“文学彬彬稍进”，文化活动稍得到复兴。
为始禁锢的《诗》、《书》在民间也时有发现。
“文学”在古代是指一切用文字书写的书籍文献，范围比现今所称的文学为广。
手下，萧何刀笔吏出身，可算法家，叔孙通、陆贾是儒家，、曹参自然是道家。
《·自序》说：“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
”显然是个人才济济小百家的局面。
而曹参的“荐盖公言黄老”，成为汉初用黄老思想的第一个倡导者。
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神龙一流的人物，我说这话是百分之一百的敬畏。
老先生们如三青山上的云气似的缥缈不可捉摸，身份地位不详，籍贯室家不详，高矮胖瘦不详，隐然民间，可闻而不可见，却又如月色的反光，虽不能自身建业垂名，却可以假借高徒之手，四两而拨千斤，对历史的未来施加巨大的影响。
圯上老人之看中，盖公之教授曹参，比比皆是。
盖公自然是神龙，其人身世隐在历史之后，只知道他的学派主修道家。
为胶西太守时，就多方寻觅他的坟墓、子孙后人，而不可得，慨然怀之，做盖公堂，撰《盖公堂记》，聊表心思。
史书上说，乐臣公学、，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
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
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乐瑕公、乐臣公皆是名将乐毅后人。
(《史记·乐毅列传》)当时，曹参任齐相，曾请来很多名儒巨学求教安邦治国之道，可是人言人殊，各人的主张都不一样。
他听说胶西有位大学者叫盖公，就向他请教。
盖公给他点拨说：“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
” 曹参用此思想治齐取得成功，而后继萧何成为惠帝的相国，把无为思想带到庙堂，因此演绎了“萧规曹随”的美名。
黄老政治推行的结果是，人口增长，财富增加，地方粮仓爆满，国家粮仓因存粮太多以致霉变，库存的钱因为长期不动用，串钱的绳子都被虫蛀断。
史书的文法是“衣食滋殖”、“刑罚罕用”、“天下晏然”。
用“黄老”的思想，在历代帝王中，突出的例子是。
读《道德经》很有心得，说“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非金丹术也”。
认为道家并不是、餐风饮露、炼丹求仙之一流，而是有很多的国家经验在里面。
他在亲自撰写的《道德经序》中深有感触地说，自即位以来，对前代哲王的治国之道一无所知，心里很是着急(宵昼遑遑)，于是问道诸人，人皆我见，未达先贤。
一天偶然读到《道德经》，见书上说“，奈何以死惧之”，当是时天下初定，民顽吏弊，虽早上十人被杀，晚上仍有百人铤而走险，这岂不是和经书所说的一样?于是罢极刑，而改为劳动改造。
野史上说，朱元璋一次独上寺院，一高人在寺壁上题了一首的诗，劝朱元璋行政不免和气些。
作为故事来听，自然有趣，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明初的反省刑法苛刻，如朱元璋所说，实是受道家的影响。
而把思想收编到儒家上来，这是建元元年(前140)，也就是即位初年的事。
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独尊儒术”的思想。
这可是历史上极重大的事，直接影响了往后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史家多以“禁锢思想”一说来认为此政策提出的负面性。
已归道山的柏杨(先生千古)就说：“的思想学术自由的，开始夕阳西下。
”我却不这样认为。
，也就是六国的多辩士。
这和封建时代的用人制度有关。
封建时代，从天子以至官吏都是世袭，龙生龙，凤生凤，一般的读书人想参知政事，只有一途，自荐与游说。
鼓起如簧巧舌，奔走游说，情形有点像现在的推销员。
一次遭毒打后，回家问妻子，我的舌头在吗。
回答说，在。
张仪说，这就好办。
韩非舌间功夫不强，口吃得厉害，只得以书面上陈见解，错过了与的见面，因而见杀，这不是韩非的错，这有历史的因缘在里面。
而汉的察举、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唐宋的，是把布衣读书人的入仕之途全面开放了，只要有本事，考个进士，自然不愁无用武之地。
因此也就没有必要遑遑然如。
历史之所以选择儒家，自当有其选择的理由。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说：“至秦汉以后，中国学术大致归宗于儒家，此非各家尽被排斥之谓，实是后起儒家能荟萃先秦各家之重要精义，将之尽行吸收，融会为一。
故在先秦时，尽有百家争鸣，而秦汉以后，表面上似乎各家都已，唯有儒家独行其道。
按诸实际，殊不尽然。
此因中国学术精神，乃以社会人群之一人事问题的实际措施为其主要对象，此亦为中国学术之一特殊性。
儒家思想之一主要理想，及其基本精神即在此。
”钱穆先生持此说，是有理有据的。
班固就认为，诸子之说虽然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但合其要归，也是六经之支与流裔，源头都可以归到六经上来。
换句话说，儒家在吸纳的过程中其学术思想是优于各家的，此即历史独青儒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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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为什么要把京都迁往北京？迁都的目的是什么
一般来说，开国建都在何处，后来的皇帝也都跟随着一直在哪里设都。唯独却不是这样。开国时，建都在南京，直到手上才把京都迁往北京，其中原因何在?基于什么考量?此问题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却饱含深意。分析已有资料，剖析朱棣心迹，纵观当时形势，我们可以看到做出此决策，并非一时之念，而是通盘考虑谨慎之为。理由如下： 其一，巩固“根据地”的需要。 我们知道，虽然朱棣出生在南京帝王之家，却由于不是首位嫡子，一直不太可能有传位自己的可能。洪武三年(1370年)，受封燕王，到洪武十三年就藩北平(今北京)，多次受命参与北方军事活动，两次率师北征，加强了在北方军队中的影响。朱元璋去世后，继位的建文帝实行削藩，朱棣遂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发动，四年六月攻入南京，夺取了皇位。换句话说，朱棣是从燕王领地起家的，无疑北京就是他的根据地和大本营。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建都，自然最有安全感，也最能够保全和壮大属于自己的或明或暗之力量。 其二，避免“迷说”的忌讳。 中国古人大多很信奉迷信说法，作为皇帝为了江山社稷大业，更是不想有丝毫不顺利不吉利。事实存在着一个奇怪的建都现象，在南方建都的王朝，大都短命。而都于北方者，大都国祚长久。故就此考虑，朱棣也希望可以通过换都方式，讨个民众口彩、求个自我安慰。再者说，中国古代一直有句老话，叫做“树挪死人挪活”。朱棣在南京政变夺权，面临巨大压力，也祈求换个环境可以放松心境、改善环境。 其三，放眼“大局观”的考量。 朱棣看到，明朝设都南京偏于江南一隅，不利于控制北方局势。而当时北方边患比较严重，时常受到鞑靼和瓦剌的威胁，故朱棣决定建都北京，有两大好处：一是便于为了抵御异族的入侵。二是实行所谓“天子戍边”的政策，表现出皇帝誓死守卫边疆的决心。事实上，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加强了北方边境的防务，并推行积极政策与北方友好，形成了繁荣稳定的边境环境，使大明朝无了后顾之忧。 其四，建立“宏图业”的梦想。 大都在北京，形成地跨三大洲的大国，而朱棣也抱着这样的梦想而积极准备。也许正是因为朱棣拥有许多皇帝不敢想不敢做的宏伟抱负和远大理想，明成祖即位后五次北征蒙古，追击蒙古残部，缓解其对明朝的威胁;疏通大运河;迁都并营建北京，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定都北京的汉人皇帝，奠定了北京此后500余年的首都地位;组织学者编撰长达3.7亿字的百科全书《》;设立奴儿干都司，以招抚为主要手段管辖东北少数民族。更令他闻名世界的是下西洋，前后七次(前六次在永乐年间进行，第七次下西洋在宣德年间进行)，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沟通了中国同东南亚和印度河沿岸国家。明成祖可谓功绩累累的一代雄主。通过以上四点，我们不得不说，朱棣迁都北京这着棋，走的好、走的妙，走出了胆识、走出了远见。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四度担任宰相崔胤最后为什么会被杀死
崔胤，生于公元853，卒于公元904年，主要成就有：四度担任宰相、屡任朝廷要职、设计诛杀宦官。他出身官宦世家，是右仆射崔从之孙，工部侍郎崔慎由之子，《》、《新唐书》以及《新五代史》中均有对他的记载。那么，关于崔胤简介是怎样的呢? 崔胤画像 崔胤是唐清河武城(今山东武城西北)人，，别称崔昌遐、崔四人，字昌遐，一说字垂休。乾宁二年，进士及第，他仕途顺利多次升迁后官拜御史中丞。唐大顺年间，崔胤历任吏部、兵部侍郎，不久又以本官任平章事，这是崔胤第一次拜相。崔胤所处晚唐时期，当时王室衰微，大权旁落，宦官与朝廷大臣互相争权。崔胤为人阴险狡诈，工于心计，又善于阿谀附合，外表看上去老成持重，实则内心险恶。在暗流涌动的朝廷中，崔胤可谓是。凤翔节度使李茂贞起兵反叛时，宰相杜让能等人惨遭杀戮。李茂贞待崔胤以宗人之礼，屡屡大加推荐，崔胤因此而官运亨通。 不久，昭宗开始昭雪杜让能等蒙受不白之冤的朝廷大臣，罢免了崔胤的相位。当时崔胤立刻写信向独霸关东、势力强大求援，朱全忠马上上书给为崔胤辩护。昭宗无奈，只好让崔胤再度为相。之后，崔胤先后四次拜相，世人都称他为“崔四人”。 崔胤受父亲崔慎由影响对宦官的专横十分憎恶，内心一直想将宦官铲除。昭宗与崔胤密谋，于900年杀掉宦官景务修等人，令宦官们对他十分畏惧，不胜忿恨。天复三年，劝尽杀宦官，筹谋重建禁军。天复四年，崔胤被朱温杀死。 崔胤的评价 崔胤，别称崔昌遐、崔四人，字昌遐，一说字垂休，唐清河武城(今山东武城西北)人。他出身官宦世家，曾担任司徒兼侍中、判六军十二卫事等官职。那么，人们对崔胤的评价是怎样的呢? 崔胤作品 唐末时期，王室衰微，大权旁落，宦官与朝廷大臣互相争权。他们树立朋党、结交外镇的藩帅，在朝廷中相互攻击。崔胤为人阴险狡诈，又善于阿谀附合，外表看上去老成持重，实则内心险恶。在暗流涌动的朝廷中，崔胤如鱼得水。凤翔节度使李茂贞起兵反叛时，宰相杜让能、韦昭度惨遭杀戮。李茂贞待崔胤以宗人之礼，屡屡大加推荐，崔胤因此而官运亨通。朱全忠在给唐昭宗李晔的奏章中曾这样弹劾崔胤：“司徒兼侍中、判六军诸卫事、充盐铁转运使、判度支崔胤，身兼剧职，专权乱国，离间君臣。” 光化三年十一月，述等人发动兵变，囚禁了唐昭宗李晔。刘季述极度嫉恨崔胤，碍于朱全忠的面子，只是罢免了他的职务。之后，刘季述向朱全忠献出了大唐江山，崔胤也怂恿朱全忠进军长安。但是朱全忠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恰恰相反，他以勤王为名，出兵讨伐刘季述。在朱全忠尚未入关之时，唐王廷却发生了变故。神策军大将孙德昭受的崔胤的鼓舞，诛杀刘季述，迎昭宗重登帝位。昭宗即位后论功行赏，让崔胤辅领朝政、执掌大权。崔胤工于心计，就连叔叔崔安潜也对他颇为失望：“吾父兄刻苦以持门户，终为缁郎坏之。” 公元904年，崔胤被弹劾诛杀，时年51岁。洛阳百姓们都评价崔胤为：“国贼崔胤导全忠卖社稷，使我及此。”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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