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简介：蒲松龄，字留仙，又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今山东淄博市)蒲家庄人。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6月5日)四月十六日。他生长在一个渐趋败落的地主家庭里。远祖蒲鲁浑和蒲居仁，做过元代般阳路总管。高祖蒲世广是个廪生，曾祖蒲继芳是个庠生，祖父蒲生讷连秀才也未考取。祖父辈蒲生，做过玉田知县，即《·梦别》中的玉田公。父蒲槃，字敏吾，“少力学”，至二十余岁还未能考中秀才，“遂去而贾”。他称自己父亲于“权子母之余，不忘经史，其博洽淹贯，宿儒不能得”，到了四十几岁尚无子嗣，便“不欲复居积”，一面闭门读书，一面散其钱财，“周贫建寺”，后得四子一女，松龄为第三子。其时“家渐落，不能延师”，便亲自教子读书。 蒲松龄天性颖慧，过目了然，在兄弟之中最受父亲的钟爱。十九岁初应童子试，便得到县、府、道都第一的优异成绩。山东学道施闰章(愚山)很赏识他。他对施闰章的知遇之恩，铭刻于心，在《聊斋志异·胭脂》中颂扬施：“真宣圣之护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无屈士己也。而爱才如命，尤非后世学使虚应故事在所及”。从蒲松龄对施闰章的感念中，也多少可以窥见精神上受的某些影响。 进学第二年，蒲松龄就与同邑李希梅(尧臣)、张历友(笃庆)等少年秀才结为郢中诗社。蒲与张、李同年进学，当时正是同学少年，意气风发，“相期矫首跃龙津”。然而，对蒲松龄并非是直上青云的阶梯。继少年进学初露锋芒之后，“三年复三年”的乡试，却成了他终身难以闯过的关隘。 三年(1664)，蒲松龄曾读书于李希梅家，他们“日分明窗，夜分灯火”，在一起专心致志苦读了几年书，这不仅说明他们彼此间在思想、性格、道德、学问互有影响，而且说明，蒲松龄的渊博学识是从刻苦钻研中逐渐累积起来的。 对民间俚曲和鬼狐故事的兴趣 青年时代的蒲松龄，不仅奋力于举业，“冀博一第”，而且对流行于农民群众中的俚曲歌词产生浓厚兴趣，还能自度曲。同邑友人唐梦赉《宿绰然堂同苏贞下、蒲柳仙》诗中写道：“乍见耆卿还度曲，同来苏晋复传觞”。蒲松龄一生作有许多小曲和十四种俚曲，特别是小曲，很可能其中就有青少年之作。 蒲松龄对民间传说故事，极感兴味。他的《聊斋志异》也就是在青年时期开始创作的。康熙三年，张历友在《和留仙韵》之二中有句：“司空博物本风流，涪水神刀不可求。君向黄初闻正始，我从邺下识应侯。一对结客白莲社，终夜悲歌碧海头。九点寒烟回首处，不知清梦落齐州。”从张历友这首诗中已明显地透露了蒲松龄不仅爱好清谈述异，而且在这时已开始志怪传奇类小说的创作了，只不过当时还没有《聊斋志异》之名而已。这就是说，蒲松龄对民间鬼狐故事的兴趣、写作志怪小说的热情，不是在功名无望、满怀“孤愤”的情况下才萌发的;而是在潜心举业的青年时代，就“雅好搜神”、“喜人谈鬼”，并且热心地记录、加工，从事创作。这是兴趣和才华的顽强的表现，也是成就《聊斋志异》这部伟大作品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蒲松龄后来将一腔“孤愤”寄托于神话幻想小说而不是别的形式，是与他早年对民间异闻传说有特殊感情，对幻想小说形式的特别爱好有密切的关系。 幕宾生涯 康熙九年至十年，在蒲松龄的一生经历中是颇有特色的一年。这时他应同邑进士、新任宝应知县孙蕙的邀请，南下江苏去作幕宾。孙蕙请蒲松龄为幕宾，主要是因其为同乡可作亲信助手，蒲松龄才识过人，堪任文牍事，其中当然也有同情蒲松龄落拓不遇、家境窘迫的意思。孙、蒲既是同乡，又是老相识，彼此没有什么隔膜，蒲松龄除代孙蕙作酬酢文字，草拟书、呈文和告示之类，还常随孙蕙行役河上，或游扬州。蒲松龄对孙蕙体恤民苦，忤河务大员，因而受到弹劾，更是同情。他在《闻孙树百以河工忤大僚》一诗中写道：“故人憔悴折腰甚，世路风波强项难。吾人祗应焚笔砚，莫将此骨葬江干。”诗写得极动感情，极言做强项令之难。另外他还有《三月三日呈孙树百，时得大计邸钞》和《大人行》都表现了自己位卑才短，无力相助，和对孙蕙处境的深切同情。 这年三月，孙蕙调署高邮，蒲松龄随往，然而，他已厌倦了幕宾生活，思家甚切，不时流露愿归返故乡的情思。如《旅思》诗云：“十年尘土梦，百事与心违。天逐残梅老，心随朔雁飞。初春疑乍冷，久客似新归。可叹金城柳，参差已十围。”《堤上作》诗云：“独上长堤望翠微，十年心事计全非。听敲窗雨怜新梦，逢故乡人疑乍归。”这里流露的既是思乡又是自伤。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首诗是《感愤》：“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新闻总入狐鬼史(别本“狐鬼史”亦作“夷坚志”)，斗酒难消磊块愁。尚有孙阳怜瘦骨，欲从玄石葬荒丘。北邙芳草年年绿，碧血青磷恨不休。”这里抒发的是忧愤，是怀才不遇，表明自己不甘为人作幕一生。终于，在这一年的秋天，他便辞幕返回故乡了。 作幕生涯只有一年，但对蒲松龄的创作生活大有裨益。首先，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远游，大开眼界，饱览风光，开阔了胸襟，陶冶了性情。一年间，他对南方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也有所了解，这对他创作以南方为背景的那些作品，如《晚霞》、《白秋练》、《五通》等显然是不可或缺的;如《莲香》作于南游期间，是可以肯定的。其次，幕宾生涯使他有机会接触封建官僚机构的各色人等。可以说幕宾一年使他深入到封建官府心脏，熟悉了其中种种内情，这就为他在《聊斋志异》中描绘、揭露官场的弊害生出各种新巧的构思打下了厚实的生活根基。再次，在作幕宾期间，他还得以接触了南方一些能歌善舞的青年女性，如顾青霞、周小史，蒲松龄都有诗歌咏过她们。在《伤顾青霞》一诗中对这位歌女的不幸早逝，寄以深切的同情和哀伤，这与《聊斋志异》多篇对年轻鬼女的描写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另外，一年作幕使他搜集了大量创作素材。前面提及的那首《感愤》诗中所说：“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新闻总入狐鬼史，斗酒难消磊块愁。”这里不仅表明他写作《聊斋志异》时间较长，也说明他积累较多。《巧娘》篇末注明是“高邮翁紫霞”提供的材料。还有，诗中把“狐鬼史”与“磊块愁”联系起来，说明这时作者已有明确的创作意图，是作为“孤愤”之书来写作了。 贫病交加 笔耕不辍 康熙十年八月初，蒲松龄自淮扬返里。次年，他应乡试，又没有中试，尽管他带着孙蕙的一封荐书，也没起作用。这时他的心情痛苦之极，每年“营巢抱卵，拙似春鸠，衔草随阳，劳同秋燕”，“场屋中更更漏闻”，“风檐下步步镂心”，结果还是“年年落魄”，使他“四十衰同七十者”。这时他真的是“三载行藏真落水，十年意气已阑珊”。 由于子女多而且小，天时又“连岁降奇荒”，康熙十一年淄川一带大旱，蒲松龄处于他坎坷一生中最艰难困苦的时期。所谓“贫因荒益累，愁与病相循”(《四十》);“大者争食小叫饥”(《寄弟》);“午时无米煮麦粥”(《日中饭》)，都是这一时期写下的诗句，到他老母亡故时，以致无钱治具，告贷无门，最后不得不接受王如水的慷慨相助。这位小说家和诗人的穷困已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可喜的是在此艰苦岁月中，蒲松龄依然坚持《聊斋志异》的写作，他虽也产生过“鬼狐事业属他辈”的念头，却始终未辍笔。就在四十岁那年春天，这部杰作初具规模，并开始流传，蒲松龄感慨之余，乃作《聊斋自志》一文以弁其首。文中写道：“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可见他是在相当清苦的生活中进行写作的。 坐馆四十年 家庭生活难以为继，又不愿为人作幕，也就只好到缙绅人家去坐馆了。大约从康熙十二年(1673)起，蒲松龄开始了长达近四十年之久的塾师生涯。 初始，蒲松龄在本邑城北丰泉乡王家坐馆，与王敷政的几个弟弟一正、居正、观正及其堂弟王体正相处极为融洽，时有诗歌唱和。蒲松龄在王观正死后写的悼诗《梦王如水》，尽情地抒发了他的沉痛之感，说明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蒲松龄大约在王家呆了两年后，就到罢职归田的翰林院检讨唐梦赉家去做西宾了。唐梦赉极欣赏蒲松龄的才华，后数年唐梦赉为《聊斋志异》作序，说蒲松龄“幼而颖异，长而特达，下笔风起云涌，能为载记之言。于制举之暇，凡所见闻，辄为笔记，大要多鬼狐怪异之事。向得其一卷，辄为同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阅之，凡为余所习知者十之三四，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见，而与夏虫语冰也”。可以说，唐梦赉是蒲松龄的知音，也是最早赞赏《聊斋志异》的人。 大约在康熙十七年左右，蒲松龄可能在刑部侍郎高珩家坐馆。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初次结集，作《聊斋自志》，高珩为之写序，阐述该书之特点和价值，以相推奖。这些都说明蒲松龄的艺术才华和《聊斋志异》的价值已受本邑名流所注目。然而康熙十七年，蒲松龄在乡试中又名落孙山，蹭蹬的命运和贫困的生活仍然在包围着他。 康熙十八年，蒲松龄年逾不惑，穷愁不遇，功名无望，贫病交加。然而可以庆幸的是，从这一年开始，他不再飘若萍梗，已有了一个比较安适的馆去坐，淄川五村西铺的显宦毕家，聘他为西席。蒲松龄遂设帐于绰然堂。毕家在明末是个名门望族，号称“三世一品”、“四士同朝”。蒲松龄的东家是刺史毕际有。这位毕际有，字载绩，三年(1645)拔贡入监，考授山西稷山知县，后升江南通州知府。因解运漕粮，积年挂欠，赔补不及，康熙二年(1663)被罢官。以刺史称之，乃指其通州知州职衔。毕际有喜读书，精于鉴赏，风雅自命，在南通州做官时便广交名流，与江南大名士陈维崧、孙枝蔚、杜凌、林茂之等结识，“夜夜名流满高宴”。归田后，虽仍留心翰墨，有所著述，辑成毕自岩《石隐园集》，还曾助修邑志，但年事渐高，对于东山再起、光大祖业已然无意。 毕际有聘请蒲松龄来家设帐，一方面是为了教几个读书，但另一方面，蒲松龄也是他清谈的伴友，文字的代笔。这样，毕际有对待蒲松龄比较友好，宾主相处十年，一直比较融洽。 毕刺史家的丰富的藏书开扩了蒲松龄的眼界，也为他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读书和写作的环境，更有意思的是毕际有虽曾为贵官，但思想较为开明，并不歧视小说家言，不以他家的塾师谈鬼说狐，撰写艳情小说为侈陈怪异，有乖风化，不仅不加干涉，甚至风雅相属，赞助《聊斋志异》的创作。他除了提供一些素材外，还亲自为《聊斋志异》撰写短文，其中《》和《鸲鹆》两文，篇末明白地写着“毕载绩先生记”、“毕载绩先生著”。这对蒲松龄继续创作《聊斋志异》，该是一种鼓励吧! 毕际有死后，其子毕盛巨主持家务，宾主年纪相仿，长时间同桌共食，相互依傍，直是如同兄弟。蒲松龄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他后来的三十年。除了以有限的时间出游、应试和抱病归家外，几乎全在毕家度过。 在这期间，文坛上的一段佳话出现了。大约在康熙二十七年春暮，文坛两俊秀相识。困守穷庐的秀才蒲松龄结识了位居台阁的诗坛盟主王士祯(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 毕、王两家，世代联姻。毕际有的夫人是王士祯的从姑母。王士祯与蒲松龄会面，就是在毕家。蒲松龄与王士祯两人一朝相晤，便结下了文字之交。康熙四十七年(1708)蒲松龄有《王司寇阮亭先生寄示近刻，挑灯吟诵，至夜梦见之》七绝二首，其一云：“花辰把酒一论诗，二十余年怅别离。曩在游仙梦中见，须眉犹是未苍时。” 王士祯返回新城后，主动写信给蒲松龄，而蒲松龄对王士祯的态度是尊敬和爱戴。维系他们之间的纽带则又是《聊斋志异》一书。据说，王士祯非常欣赏《聊斋志异》，他未等全书脱稿，就“按篇索阅，每阅一篇寄还，按名再索……或传其愿以千金易《志异》一书”，其中有些话虽不可信，但王士祯对《聊斋志异》颇为赞赏则是事实。比如，他曾写过若干条眉批，并在蒲松龄五十岁那年写诗推崇《聊斋志异》，这就是那首为后世广为传诵的诗：“姑妄言之妄听之，豆棚瓜架语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蒲松龄也有诗酬答：“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王士祯对蒲松龄的情意，对《聊斋志异》的称誉，不仅对蒲松龄是一种鼓励，也使《聊斋志异》飞出淄川，广为社会所知了。 由于孩子们渐次长大，蒲松龄的家境也日趋好转，到他七十一岁撤帐归来时，其家已是一个小康之家了。在这段时间内，他没有续写《聊斋志异》的迹象，但还坚持诗文、杂著的写作。 蒲松龄晚年生活虽较安定，却好景不长。不仅自己老况有加，幼孙也连“以痘殇”，到七十四岁时老妻又病故，他更觉凄寂，写出“迩来倍觉无生趣，死者方为快活人”(《悼内》)一类诗句。一年之后，刚交七十六岁的蒲松龄，依窗危坐而卒，时为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竟然写“小黄词”?《亭记》背后隐藏了一场“不伦之恋”!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每个朝代的官场都充满明争暗斗。自古以来，文官之间的攻讦有一种惯用手段，就是从对方所写的诗文中挑刺，以证明作者的政治立场或生活作风“有问题”。仅北宋一代，就有两位名臣先后中招，一位是欧阳修，一位是。苏轼是因为写诗“讥刺”变法，被政敌构陷下狱，酿成“”。相比之下，欧阳修虽然没坐牢，却比苏轼更难堪: 他因为一首“小黄词”，竟被卷入到一场莫须有的“不伦恋”中。 “词”这种文体，最初多写男女间的，由歌女配乐演唱。一面认为词不登大雅之堂，一面却又对填词情有独钟。最奇怪的是欧阳修，此老作为当时的文坛领袖，一面大力宣扬“文以载道”，一面又填了不少污力十足的“小黄词”，其中一些文字之香艳露骨，让人脸红心跳。比如《醉蓬莱》：“半掩娇羞，语声低颤，问道有人知么”——写女子偷欢时的紧张，“却待更阑，庭花影下，重来则个”——写幽会后意犹未尽，惦记着花前月下“再来一次”;又如《蕙香囊》: “宝檀槽在雪胸前,倚香脐、横枕琼臂”; 还有《蝶恋花》：“几叠鸳衾红浪皱，暗觉金钗，磔磔声相扣”…… 就算不懂词的人，单看这些“雪胸”“香脐”“叠鸳衾”“声相扣”的字眼，也会有“开车”的既视感吧。 大概是因为才华出众，官声又好，欧阳修的多数小黄词， 基本都被当时的文人圈视为游戏笔墨，酒宴时让歌女唱唱，乐呵乐呵就得了，很少有人去对号入座，也没觉得欧阳修的“作风”有问题。 直到一首《望江南》，让这位词坛“老司机”差点翻车。 那年的开封府审理了一桩通奸案：欧阳晟之妻与家中男仆私通，事败见官之后，张氏不仅对奸情供认不讳，竟还供出了婚前的一段“不伦之恋”：自己小时候寄住在舅父欧阳修家时，舅父对自己常有一些暧昧之举。 欧阳晟是欧阳修的堂侄，这个张氏虽然名份上是欧阳修的外甥女，其实是欧阳修的妹夫张龟年与前妻所生，欧阳修的妹妹只是她的继母，所以她和欧阳修并无血缘关系。后来张龟年病故，继母就带着她投奔欧阳修。一直等到张氏长大成人，欧阳修便以舅父的身份主婚，把她嫁给了欧阳晟。 至于张氏为何要在此时指认欧阳修曾对自己“不轨”，一种可能是出于无知和恐惧。张氏投奔欧阳修时只有七岁，面对一个相对陌生的男性长辈，加上当时保守的观念，她把舅父一些正常的亲昵视为调戏是有可能的。如今在惶恐之下，把这些旧年的“隐情”和盘托出，以图减罪，也不难理解。 当然，她当时是否受到某些官员的“诱供”，以此作为攻击欧阳修的把柄，也很值得怀疑。当时、欧阳修等人发起了一场改革，史称“”，由此得罪了大批官僚。他们污蔑欧阳修等人结党营私，并到处罗织罪名，一心要把他搬倒。 宋代文臣(剧照) 张氏爆的这段“猛料”，立即在朝野上下掀起轩然大波。政敌们纷纷攻击欧阳修是伪君子，连也要欧阳修给个说法。欧阳修当然矢口否认，并一再强调：张氏当年寄住自己家时只有七岁啊，自己就算再“风流”，难道会和一个七岁的小女孩发生什么吗? 应该说这种反驳是很有力的。不料，从政敌阵营中跳出一个叫钱勰的官员，对欧阳修冷冷笑道：“七岁，不正是学簸钱的年纪么!” 听到“簸钱”二字，欧阳修立即明白他在说什么了，竟一时无言以对。 什么是“簸钱”呢?它是唐宋时在小女孩间流行的一种游戏，玩法非常简单：每人轮流抓一把铜钱撒在地上，以正面或反面的多寡决定胜负。钱勰提起的“簸钱”，出自欧阳修写的一首《望江南》： 江南柳，叶小未成阴。人为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胜吟。留取待春深。 十四五，闲抱琵琶寻。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已留心，何况到如今。 江南柳 从字面看，这首词似乎没有那么“污”，但稍有文学基础的人都能读出别样的意味。“柳”是经典的女性意象，而“成阴”一语双关，字面意思是树荫，却又暗示女孩的成熟。“江南柳”既然“未成阴”，就是说女孩年纪还小，于是“人为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胜吟”——人不忍攀折柳枝，黄莺也不忍站在嫩枝上唱歌。这两句互文见义，“人”与“莺”都指代多情的男性;“留取待春深”——既然年纪还小，那就等她长大再“下手”好了。 再看下阙。转眼女孩已是十四五岁的年纪，词人见她“闲抱琵琶”的样子，不禁回想她当年“堂上簸钱堂下走”的可爱情态。“恁时相见已留心”——那时候就已经对她有意了，“何况到如今”——何况如今她真的已到了“绿柳成阴”的青春年华呢。 读罢全篇，这就是一个“怪蜀黍”爱上“小萝莉”的故事嘛!女孩还是“簸钱年纪”，就对人家一见倾心，而且垂涎了好多年，一直看着人家从“叶小未成阴”长到十四五岁。虽说没有明写自己有没有“下手”，但光是这份心思就够让人侧目了。 这首《望江南》，选材独特而又略显“重口”，还有“簸钱”这样的细节描写，时间跨度好几年，怎么看都像意有所指。而张氏在欧阳修家住了七八年，出嫁时正好是“十四五”，难怪这首词越看就越像为她而写的。 由此一来，张氏是“人证”，这首《望江南》是“物证”，欧阳修差不多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尽管同僚和朋友们一再为他鸣冤叫屈，还拿出他的许多佳作证明他的文风一贯“飘逸清远，皆(李)白之品流也”，甚至否认这首词出自欧阳修之手，纯属政敌们的构陷，但都无济于事。 醉翁亭 不久，朝廷的处分下来了：欧阳修被贬为滁州刺史。时隔千年，这场疑案的真相早已无从查考，但他在滁州写下的一篇文章却千古流传，这就是《醉翁亭记》。 好在，由于欧阳修的才华和政绩，没过几年他就被朝廷召回，最后是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致仕，死后还被追封为国公。这段疑案也就不大为人所知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