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梁实秋曾说，“我们中国人一向是把洗澡当做一件大事的。”从“一向”追根溯源，沐浴洗澡则是历史悠久。据说在西周时期沐浴礼仪已形成定制，后人又不断丰富完善，而古代文人们的那些浴事则十分有趣。 “经年不沐浴，尘垢满肌肤。今朝一澡濯，衰瘦颇有余。老色头鬓白，病形支体虚。衣宽有剩带，发少不胜梳。自问今年几，春秋四十初。四十已如此，七十复何知。”这是写的《沐浴》诗，从诗中可以看出，他是一年到头不洗澡，以致尘垢积满了肌肤。网络配图 古时老百姓大都用胰子、皂豆洗澡，而和大诗人一样的公务员则使用高档一点的“面药”和“口脂”，有一次杜甫洗过澡之后还说“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其实杜甫和白居易一样是经年不沐浴，尘垢满肌肤，可谓邋遢之极。对朝廷沐浴的规定，，我行我素，如果不是有特殊原因，那杜甫在生活中另一面就是十足懒汉。 在文人中能和杜甫能够相提并论的则是王安石。据说，的洗浴业非常发达，公共澡堂子十分普遍。可是身为宰相的王安石身上长虱子，这些琵琶状的虫子甚至出现高攀到他的胡须，传为笑柄。史料记载王安石“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由此可见身上常年携带虱子也就不奇怪了。网络配图 比王安石更为狼狈的是，这位坐拥天下的被金兵掳走后，生活待遇很差，没有地方洗澡，甚至泡混堂的资格都没有，以至于身上生虱子，可是他却不认识，写信为旧臣说，“朕身上生虫，形如琵琶。”幽默中实有几分悲凉，这位艺术家真是可爱又可叹。窦元宾和王安石一样做过宰相，他出身名门，是五代汉宰相窦正固的，在《归田录》里说他不喜欢修饰自己，长期不洗澡，体味不雅，当时人给他取了绰号叫做“窦臭”。 文人中另一类却非常喜欢洗澡。大诗人就非常勤快，爱干净，爱洗澡。他说：“五日思归休，三春羡众邀。”五天不洗澡就受不了，懂得洁身净体，润肤养身。大文豪则喜欢在氤氲的澡堂里泡着，洗过澡之后还诗兴大发，“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看来苏学士是讲究卫生的人。网络配图 被罢官隐居期间，每天无事时，他和好友相约来到水边，解带入溪，一边沐浴，一边凭记忆落子争胜，双方精湛的功力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在烈日炎炎的夏天，这种特立独行的举动不但新奇诱人，而且还收到了避暑和冶性的双重作用。文天祥的水中博弈，应该是浴事中的大雅之事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纵观历史，以后，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文人做官后，梦寐以求的想得到一个谥号——文正。而作为统治者的，是绝对不会轻易把这个谥号赐赠给臣子的。能得到这个谥号的人，不管是本谥还是追谥，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他们都是在文坛声名鹊起、在政坛功绩斐然、在民间深受敬仰的人。 宋代的谥举乃是承唐谥之风，经历了从文贞到文正的变化，据史书言是为避名讳故。自此之后，“文正”之谥可以说经元、明、清前后四朝相续不断。众人耳熟能详的获得此谥的人有宋代、、司马光等，有等，有等，有、等。司马光言：“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认为文是道德博闻，正是靖共其位，是文人道德的极至。大而言之，经天纬地曰文，内外宾服曰正;小而言之，曰文，忠直守节曰正。《逸周书?谥法》对于“文正”二字做了全面系统、精辟独到的解释，在此不一一阐述而尽。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中国的汉字是字音藏义、字形藏理的，文化的“文”加正直的“正”是政治的“政”字。我们再回头去看这些人在历史长河中为世人所留下的光辉轨迹。范仲淹，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为政清廉，刚直不阿，官至参知政事，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遗《集》传世。耶律楚材，元代著名民族政治家，促进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人，官至尚书右丞，撰《湛然居士文集》留世。 方孝孺，明代著名文学家，刚直不屈，孤忠赴难，被诛十族，官至文学博士，传《逊志斋集》于世。曾国藩，清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晚晴四大名臣之首，官至武英殿大学士，著《冰鉴》存世。这些人的共性是在文学方面具有极高才能，最终在政治方面颇有建树居于高位。“文”、“正”、“政”三者之间的关系，由此亦可窥其一斑。 文化的内涵无比丰富，粗略浏览便可看到十几种定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术界也是意见纷纷，莫衷一是。“文”之一字，我们姑且说它为文字、文章、文学、文艺、文化，都是界定内的合情合理，无可厚非。不管是文字、文章、文学、文艺它都是文化的一种形式而已。 图片来源于网络 魏文帝在《典论·文论》中有言曰：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他认为文章有两大社会功能：一是“经国之大业”，有利于治国;二是“不朽之盛事”，有益于立身。这是首次将文学与治国大业和自我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连结在一起，富有一种威严浩大的帝王气，使得文学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为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因为“自觉”，才走向了自觉时代的前奏，提高了文学的地位。文学地位的提升，又增强了文学自觉意识，从而增强了治国大业的文化精神。 宋代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在《通书?文辞》中指出：文所以载道也。文以载道是文学社会作用的深刻表述。一篇文章、一部文学作品如果我们将眼光仅仅停留在这篇文章上、这部作品里，那我们看不到更高远的东西，收获不了更深层次的东西。借用佛家《楞严经》中的话来说：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当应看月。若复观指以为月体，此人岂唯亡失月轮，亦亡其手指。“文”与“道”的关系，正如这手指与明月的关系，我们应当顺着手指看到更高远处的“月亮”，而不是停留在“手指”上。这充分说明了文化作为一种介质的指引作用，通过习“文”将其所载之“道”充分体悟出来，然后付诸实践，经世致用。 文化是增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软实力。上世纪朱光烈先生在《知识就是力量吗?》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被认为是时代性的命题，即“文化就是力量”。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所提出的未来发展和繁荣文化的总纲领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习近平同志在多次讲话中要求领导干部要“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并且提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等具有深远指导思想的论断。 图片来源于网络 可以说一定的社会文化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而政治又通过社会舆论引导文化的方向，二者是相互交融、不可分割的。至此，我们回归到“文”“正”“政”三者之间的关系话题，可以确切地说习文以养浩然正气，“文”“正”相融以从“政”。李昉、范仲淹、司马光、耶律楚材、方孝孺等、曹振镛、曾国藩等人，博学多才(文)而又直道不挠(正)，最终蜚声文坛、显赫政界、留名后世，若无其文抑或不足以为政也。古为今鉴，我们当勤以广才，善养正气，积蓄文化力量以为政治建设服务。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