蘅芜苑是《红楼梦》里大观园中一处建筑物，为薛宝钗的居所。今天趣历史小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内容，不知能否帮助大家拓展一些知识?

　　《红楼梦》第四十回，刘姥姥进大观园的过程中，在蘅芜苑发生的一场对话，每每被人说起，基本的观点都是：这是贾母对宝钗的一次严厉批评，进而是对“金玉良缘”的坚决打压。

　　我们觉得，这真是想多了。

　　“那些奇草仙藤愈冷逾苍翠，都结了实，似珊瑚豆子一般，累垂可爱”，这是一个何其素洁淡雅的环境;“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褥也十分朴素”——既有生活所需，也有生活情趣，没有多余的零七八碎，恰到好处，无可指摘。

　　那么贾母为什么要这么长篇大论一番呢?

　　且看她这些话——“你们的东西自然在家里没带了来”——这是维护薛家的脸面;批评凤姐“不送些玩器来与你妹妹，这样小器”，引出王夫人、凤姐说“我们原送了来，他都退回去了”、薛姨妈说“他在家里也不大弄这些东西的”——这是为自家人找脸面。

　　最后的处置“把那石头盆景儿和那架纱桌屏，还有个墨烟冻石鼎，这三样摆在这案上就够了。再把那水墨字画白绫帐子拿来，把这帐子也换了”——比宝钗原本的布置，并没有原则性、颠覆性的变化。

　　贾母作为一个经过大风大浪、饱经世事、冷眼旁观、充满智慧的老人，不会不理解宝钗一贯的生活态度。

　　那么，贾母这么大费周章，目的何在呢?其实很简单，——来了门子穷亲戚，正在大赞“今儿进这园里一瞧，竟比画儿还强十倍”的时候，冷不丁冒出这么一个与整体风格不搭的所在，尤其还是作客的亲戚的住宅，作为本宅主人的代表，不作一番处置来把各方面的脸面都圆上，这如何过得去呢?“虽然他省事，倘或来一个亲戚，看着不像”“不要很离了格儿”——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的。(以上引文出自《红楼梦》第四十回)

　　贾母肯定是反对“金玉良缘”的，但是其宣示手段应当是老道圆熟的。如果用这么直白的手段来加以宣示，那她就不是“连头带尾五十四年，凭着大惊大险、千奇百怪的事也经了些”(《红楼梦》第四十七回)的老祖宗，而是水平和赵姨娘、夏金桂差不多了。

　　这上面的文字只是个由头，我们想说的主题在后边。

　　宝钗为什么会这样布置自己的居所?难道真的是像有些议论说的那样，为了显示自己简朴，讨好贾府特别是王夫人，好当宝二奶奶吗?

　　如果真是这样，她大可以效法贾府的主基调——肆意奢华，就像她过生日时点戏承顺贾母一样，然而她没有这样做——小细节可以迁就，大风格保持本色，这根本不是讨好的路子。

　　至于说要讨好王夫人——当然王夫人那里确实是“设着半旧的青缎靠背引枕”“椅子上也搭着半旧的弹花椅袱”(《红楼梦》第三回)——也没有必要这么刻意。更何况，这并不是影响王夫人内定儿媳的决定性因素，何必多此一举?

　　排除了这些不沾边的劳什子因素，我们可以从人生思考的较深层面来解读蘅芜苑的摆设了。

　　薛家虽是皇商，但眼见得已经是江河日下。宝钗面对的是家境的变换——父亲早丧、母亲愚钝、兄长不成器，以及自己作为一个女儿家要担起的责任。这就意味着，她从小的习性养成，就是沿着低调的轨道进行的。何况如今在贾府的“客位虚悬”——固然不像黛玉那样有寄人篱下之感，但宝钗的前方也终归是一个充满长远危机和不确定性的存在，“兴利除宿弊”片段中的表现可见一斑。而意识层面的东西，在日常生活习惯中或多或少要体现出来。

　　于是“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我们还不能简单地把事情停留在“开源节流、节约俭省”的物质层次来认识。这其中还蕴含着一个怎么看待世界和人生的问题：最终撑起我们人生的究竟是什么?

　　我们先来插一段思考：

　　美大致有两种——“圆满”之美与残缺之美，前者花团锦簇、灿烂炫目，后者留有缺憾、令人唏嘘。但是，希腊故事里的两位女神——海伦和维纳斯，后者的美誉度和生命力都是前者远远弗及的。

　　还有一个著名的“三七法则”：高档手机70%的功能没用;大房子70%的空间闲置;物品70%是不会用的——东西看来很多，但是能带来实际效应、能派上用场、让我们的心灵感到愉悦的往往只占少数。减少不必要的物欲，将生活里70%无用的部分剔除，才能将真正有意义的30%修炼到极致。

　　那么我们来看，宝钗生活中的“残缺”——家庭的不圆满、前景的不确定，以及由此而来、作为其反映的物质生活的“不讲究”，对她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害吗?

　　客观地说，没有。在桩桩件件的事情上，没有矫揉造作、做张做致，处处朴实无华、顺乎自然。那“品格端方，容貌丰美”“行为豁达、随分从时” (《红楼梦》第五回)的人设，以及她赞扬平儿的话“远愁近虑，不亢不卑” (《红楼梦》第五十六回)，算来在“宝姐姐”身上竟是字字无虚——归结原因，无非是在看到物质生活有限性、不可把握性之后，有取有舍，注重内在心灵、精神层面的提升。

　　这种提升，给人带来的是真实的生命活力，无论是“小惠全大体”中的物质管理，还是“偶结海棠社”里的文化追求，都洋溢着这种活力的波流。这样的生命，收获的是家里上上下下——连赵姨娘那样的货色都在内——的宾服。尽管石兄“到底意难平”(《红楼梦》第五回)，但是对于“宝姐姐”的尊重仍然是一直存在的。

　　曹公笔下，这样的人物——生活不如意带来“残缺”，在脆弱中发现人生意义，注重内在心灵、精神提升带来的人格魅力——还有一些：

　　看黛玉，虽然“曾经离丧、作此哀音”(《红楼梦》第七十回)、寄人篱下，但出于书香门第的她，住在“那几竿竹子隐着一道曲栏”(《红楼梦》第二十三回)的潇湘馆，外在环境和内心生活中的淡雅有机结合，“秉绝代之姿容，具稀世之俊美”(《红楼梦》第二十六回)的内在气质仍然是不可改变的。也只有这样一个“神仙似的妹妹”(《红楼梦》第三回)，才能收获一个效果：让石兄那到处漂流的情感小船归岸。

　　再说李纨，丈夫早丧的公侯府邸妇人。虽然有个大奶奶的身份，但也有长远的危机。尽管“一个月十两银子的月钱……足足的又添了十两”(《红楼梦》第四十五回)，但这在已趋末路、大厦将倾的贾府，并不是什么安稳可靠的因素。但她把自己作为大家闺秀出身的文化长处以及由此而来的心灵优势发挥得恰到好处，不仅熏染了贾府的文化氛围，更因为其对贾兰的教育，在草字辈中几乎是独树一帜地立起来一个读书的典范，同时收获了良好的声誉——“浑名叫作‘大菩萨’，第一个善德人”(《红楼梦》第六十五回)。

　　还有邢岫烟，“家业贫寒”而且“父母偏是酒糟透了的人，于女儿分上平常”，姑妈邢夫人自私愚蠢，对她“也不过是脸面之情，亦非真心疼爱”——有限的月钱本来“一月二两银子还不够使”，结果这个姑妈还“打发人和我说道：一个月用不了二两银子，叫我省一两给爹妈送出去”，只得“把棉衣服叫人当了几吊钱盘缠”(《红楼梦》第五十七回)。

　　但是，这样的窘况之下，她仍然不改“端雅稳重”“钗荆裙布”的心灵本色。结果，连夙性刻薄的凤姐都认为她“心性行为，竟不像邢夫人及他的父母一样，却是个极温厚可疼的人”，因“比别的姊妹多疼他些”(《红楼梦》第四十九回)，行为豁达的宝钗更觉得她“为人雅重”“暗中每相体贴接济”——而且这还是发生在薛姨妈“忽想起薛蝌未娶，看他二人，恰是一对天生地设的夫妻”之前的事情(《红楼梦》第五十七回)。最后收获的婚姻，是读者每每称羡的天作之合之一。

　　我们并不是说，物质生活可有可无。实际上“民以食为天”，物质生活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说的是，物质生活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将其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人生支撑点是很靠不住的。而且更进一步说，即使物质生活丰足，但心灵生活贫乏，一样不会拥有发自内心的幸福。

　　而且需要强调一点的是，尽管我们举的例证都或多或少与文化、才女有关，但是文化不等于学问、学问不等于智慧、智慧不等于心灵——读书识字甚至学富五车、而心灵贫乏者不少，如雨村，如金桂，如秦钟，以及政老爷身边的那几位清客;文化不足甚至身为文盲、而心灵富足者亦不少，如平儿，如紫鹃，如小红，乃至如刘姥姥。

　　贾母说过“大凡一个人有也罢没也罢，总要受得富贵、耐得贫贱才好”(《红楼梦》第一百零八回)，这就是人贵自重的道理。而这撑起人生自重的基石，归根结底还是来自精神层面的心灵富足与高贵——诚如辜鸿铭先生所说,中国人“过着心灵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