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会与邓艾被杀,历史上认为,是他们自取灭亡的结果。

邓艾在拿下成都,灭亡蜀国以后,虽然并没有想叛变独立的心思,但是他政治上很不成熟,自高自大,说话行事很不检点,在成都当土霸王。这给了钟会谗陷他的机会,因而他被朝廷抓上囚车,最后,监军卫瓘怂恿邓艾的仇人,中途把他给杀掉了。
钟会则是到成都后,立刻举旗造反。最后,在姜维的挑唆下,他把魏国的将领都囚禁起来,意欲把他们全部杀掉。最后引起魏将们不满,反戈一击,把钟会连同姜维一并反杀了。
也就是说,邓艾和钟会的死,并不是司马昭杀的。
但是,邓艾和钟会真的不是司马昭所杀的吗?
我之所以对这件事产生怀疑,是因为有一件事是解释不过去的,就是司马昭执意要伐蜀这件事。
这件事最初是司马昭提出来的。司马昭认为,伐蜀的机会来了,应该整顿大军,一鼓作气拿下蜀国。当司马昭提出这一点的时候,当时魏国国内基本上都不同意,包括邓艾,都认为攻打蜀国还没到时候。支持司马昭伐蜀的,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钟会。但就算钟会支持,当时也有人提醒司马昭说,钟会这个人不可靠,他伐蜀,可能别有用心。
也就是说,司马昭伐蜀这件事,是非常冒险的。首先是很可能伐蜀无法成功。就算伐蜀成功了,邓艾、钟会等人很可能居功自傲,甚至反叛司马昭。那样一来,司马昭势必白忙活一趟。而司马昭本人又是不可能带队伐蜀的,因为曹魏宗室都在邺城,他们是当年被司马懿拘禁起来了的。如果司马昭带兵去了蜀地,可能国内就会变天。总之,司马昭只要启动了伐蜀这道程序,他怎么着都是输家,吃力不讨好。
既然吃力不讨好,为什么司马昭还要做这件事呢?
我认为,司马昭之所以敢派邓艾和钟会去伐蜀,很可能是有恃无恐。而他之所以有恃无恐,是因为他有三道保险措施。
第一道措施,借钟会杀邓艾。

钟会和邓艾有矛盾,钟会不容邓艾有功。鉴于这种情况,司马昭偏偏要给邓艾权力,让他建功。而一旦邓艾建功,钟会必然嫉妒他。这样,司马昭就可以借钟会的手,杀了邓艾。
事实上正是如此。当邓艾奇袭阴平,夺取成都以后,司马昭立刻奏请给他封侯,并提拔他为太尉。这个封赏是非常大的,本来邓艾是钟会的部下,现在却成了太尉,职权一下变得在钟会之上,钟会怎么可能容许他的存在呢?所以便伪造他对朝廷很怠慢的书信,并诬陷他造反。
司马昭知不知道邓艾被冤枉呢?他当然是知道的。但是他将错就错,不做调查,就派人把邓艾抓起来。这就是借钟会之手,搞倒邓艾。
其二,卫瓘是重要棋子。
邓艾和钟会实际上都是在卫瓘的运作下,被杀掉的。
首先是钟会谗陷邓艾,卫瓘没有纠错,和钟会一起谗陷邓艾。后来,邓艾被押解去长安的时候,卫瓘害怕自己合谋谗陷邓艾的事情暴露,怂恿邓艾的仇人,中途把他杀掉了。接着,卫瓘又组织魏军将领,反戈钟会,把钟会杀掉。
卫瓘是司马昭派到前线的监军,是专门监督钟会和邓艾军事行动的。
不过,这里却有一些让人不明白的地方,卫瓘是司马昭派去的监军,他怎么敢自作主张杀钟会和邓艾呢?尤其是杀邓艾。史书上说他怕邓艾回去后,他的阴谋暴露,所以才这样做。但是,他一个监军,怎么敢擅作主张随便杀大将呢?杀大将,其罪行不是比陷害大将更严重吗?
所以,很可能卫瓘在前去蜀国当监军之前,司马昭就已经给他交代好了,让他在合适的时机里,想办法杀掉钟会和邓艾。
从卫瓘回国后,司马昭对他的封赏,以及司马炎上台后,对他的格外重视,就可以看出,卫瓘必然是得到秘密授权的。

其三,屯兵十万防钟会。
除了前面两道保险措施外,司马昭还有一道保险措施,便是他已经准备了十万兵力,屯集在长安。同时,他也把天子劫持在一起。一旦前面两道保险措施都失灵了,司马昭将直接提兵攻打钟会。
再加上钟会手下的魏军,并不真心归附钟会,也就是说,钟会人心不稳,司马昭并不害怕钟会造反。
当然了,这只是下下策。
不过,实际上在前面两条措施下,邓艾、钟会已经被杀,司马昭用不着这条下下策了。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邓艾、钟会的死,司马昭是脱不了干系的。
还原最真实的三国群雄之袁绍:四世三公官渡落寞
,一个本应在群雄割据的末年历史上大放异彩的名字。一个拥有着“四世三公”显赫家世的官宦才俊;一个雄踞冀、并、青、幽四州的诸侯霸主;一个统辖数十万兵马的东廷“大将军”。然而,这位东汉末期势力最大、实力最强的一方诸侯,却随着一场关乎生死的“官渡大战”而迅速落败,最终在忧愤惭羞中命赴黄泉,所创基业也尽付之手,实在令后人惋惜感叹。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人,由于家族的显赫,使得少年时的他即闻名天下,据《》所载,“绍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可见,袁绍在天下震荡的东汉末年,在“名门望族”的光环之下,并不是一个虚靡度日的纨绔子弟。相反,他是一个年轻有为、胸怀天下的杰出人才。 东汉后期,外戚宦官交替干政,往往处于傀儡甚至随时身死的境地,在灵帝驾崩之后,大将军立妹妹何之子为帝,是为少帝,并且与袁绍密谋,想借此机会诛杀宦官。不料何太后却反对诛杀宦官,不得已,何进只得命西凉刺史入京,想要以此胁迫何太后就范,而此时宦官们的表现却是“黄门、常侍闻之,皆诣进谢,唯所错置”。袁绍劝其乘此机会诛杀宦官,而何进却被宦官们表面的“恭顺”所迷惑,没有采纳袁绍的意见,最后被宦官们诛杀。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袁绍那敏锐的政治嗅觉,这就足以证明袁绍并不是一个昏聩暗昧之人。 董卓入京之后,欲废少帝而立陈留王为帝,在试探袁绍意见时,袁绍意见与其相左,于是二人心生嫌隙,但由于董卓势大,袁绍最终只能“横刀长揖而去”,袁绍由此出奔冀州。而董卓在听了侍中周毖、议郎何颙等人的劝进之后,反而任命袁绍为渤海太守,封邟乡侯。这就为袁绍积蓄发展势力争取了时间,在董卓荼毒京都洛阳之后,激起了百姓乃至各路诸侯的反抗之心,于是就有了十八路诸侯共讨董卓的“义举”,而袁绍也因为家世的渊源而被推为“盟主”,但由于各路诸侯心怀鬼胎,讨伐最终失败了。但袁绍却因祸得福,赚取了冀州,并从此接连取得了并、青二州,使实力进一步壮大。可是,在袁绍的政治生涯中,他却接连犯了数个致命的错误,以至原本所创的大业全部付诸东流,使原本大好的形势也发生了逆转。 一、拒接天子,失天下之柄 袁绍因为董卓所立天子不合自己的心意,因此在谋士提出将天子迎回邺城的建议时,拒不采纳,以至被曹操抢了先机,把天子迎到了许都,最终形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而袁绍此时却后悔不迭,好在此时幽州已落入他的手中,他坐拥着冀、并、青、幽四州,势力达到了顶峰。殊不知,此时的集团已打下了败亡的伏笔。 诚然,天子在当时已经沦为权臣诸侯手中的木偶,早已威严扫地,更不要说号令天下了,从表面看,确实毫无用处。但是,各路诸侯不管实力如何,皆不敢代汉自立,即使是拓展地盘,也要打着“匡扶汉室”的旗号,这也反映出汉室“正统”的影响力,袁绍拥有着如此之强的实力却没有认清这个问题,没有打出这张分量极重的“王牌”,实在是可惜。试问,坐拥四州之地,又有天子在手,在政治上,天下何人敢不奉从? 二、任人唯亲,培植小集团 除了自己留居冀州外,袁绍命长子袁谭守青州、中子袁熙守幽州、外甥高幹守并州。这就为袁氏集团埋下了分裂的种子,早在袁绍命袁谭守青州时,谋臣就曾劝谏说:“必为祸始。”但袁绍却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孤欲令诸儿各据一州也。”事实证明,袁绍死后,诸子争位,也进一步削弱了袁氏集团的实力,为曹操彻底消灭袁氏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三、因子疾患痛失良机 在建安五年时,曹操攻伐,谋臣劝袁绍袭击曹操的后方,袁绍却以爱子患病为由,拒绝出兵,气的田丰拿着手杖敲击于地说:“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之病失其会,惜哉!”最终曹操击败了刘备,进一步壮大了实力,日后成为了他的大敌,这实在是养虎为患之失。 四、用人失当,大将被斩 、,乃袁绍两员大将,可是在遣将与曹军对阵时,袁绍却不能知人善任,面对沮授的劝谏,拒不听从,最终使颜良被斩于白马,文丑被斩于延津,挫伤了自己的锐气,对官渡大战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由此可见,袁绍败亡之肇始。 五、生死官渡,元气大伤 在官渡大战之初,沮授曾劝谏说:“北兵数众而果劲不及南,南谷虚少而货财不及北;南利在于急战,北利在于缓搏。宜徐持久,旷以日月。”可是,袁绍却又一次拒绝了这个极为正确的建议,起兵疾攻曹操。在曹操与其僵持之时,因为粮草匮乏,军卒多有叛逃,这时沮授又提议:“可遣将蒋奇别为支军于表,以断曹公之钞。”再次被拒绝,最终在这场战事中落得大败的结局,袁绍与长子袁谭率残骑退回河北,从此一蹶不振。 其实,早在官渡大战前夕,谋臣田丰就曾劝谏说:“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不如以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脩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於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可惜,袁绍在盛怒之下,将田丰下狱,执意要攻打曹操,等到兵败回归河北,即将田丰杀死,这也可以看出他性格中偏狭的一面。 官渡一战,决定了袁绍霸业的全面衰退,从此袁绍再无力南进,不久在悲愤中离开了人世。这位“四世三公”的官宦世家子弟,最终没有敌过曹操—这一普通的士族子弟,在官渡的烟尘中渐渐落寞下去,我想,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势力一步步壮大后的骄矜之意,更多的还是他性格中那些致命的弱点,《三国志》言其“内多忌害”,所言不虚啊!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谁才是三国第一军神? 不是诸葛亮也不是宣皇帝司马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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