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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肇始于1931年1月19号的夜晚，华莱士照例来到利物浦中央象棋俱乐部，参加在那里进行的当地国际象棋锦标赛。就在他与对手麦卡特尼（McCartney）激战正酣的时候，在俱乐部工作的比蒂（Beattie）给他捎来个口讯：25分钟之前，一个自称R.M .Qualtrough的人打来电话，约华莱士明晚7点半到曼洛坞花园东路（Menlove Gardens East）25号见面，讨论关于保险的事情。

然而，第二天夜晚，当华莱士乘坐电车，按约定的时间到了城西，却发现他要找的地址根本不存在（尽管曼洛坞花园南路、北路、西路都在那附近）。华莱士向好几个行人问了路，还跑到曼洛坞花园西路25号去看了看，但这个Qualtrough始终没有浮现。在那几个街区转悠了45分钟之后，华莱士决定打道回府。然而，夜晚8:45左右，当华莱士回到家中，却发现家中已被劫匪光顾，他的妻子茱莉亚（Julia Wallace）倒在客厅的地板上，头部遭到棍棒重创，早已气绝身亡。

icon疑点重重的案情

显然，谋杀发生的前一个晚上，那通成功将华莱士“调虎离山”神秘电话，成为了揭示案情的关键。比蒂回顾，当时他接起电话，与对方展开了如下对话：

然而，这位Qualtrough先生并未采用这个建议，而是让比蒂帮他给华莱士捎个口信。尽管与华莱士相识8年之久的比蒂坚称电话那一头的声音“低沉而粗哑”，不可能是华莱士，警方还是开始怀疑这个神秘的“Qualtrough”就是华莱士本人假冒。　　

调查发现，那晚Qualtrough使用的电话亭紧挨着车站，而且距离华莱士的住宅仅仅400码（约360米）。按比蒂接完电话的时间算起，距离华莱士到达俱乐部的时间前后差不多有25分钟，假设凶手真的是华莱士，他离家后先溜去打了电话，以便为自己第二天的谋杀计划提供不在场证明，随后再坐车赶到俱乐部，这在时间上是完全可行的。此外，负责此案的调查员赫伯特·戈尔德（Hebert Gold）还指出，中央国际象棋俱乐部的会员制度非常严格，外人不能通过一般的电话薄查到俱乐部的电话号码。

警方将华莱士列为重大嫌疑人的另一条理由是：谋杀发生的前一晚 ，惟独华莱士自己清楚他是否会去那个俱乐部。要知道，华莱士并不是俱乐部的常客，在这之前他至少有两个星期没去下过棋了。这一位影子杀手“Qualtrough”的存在显得太勉强了，他不仅碰巧赶对了华莱士浮现的时机，顺利传达出他的“讯息”，还顺便帮华莱士做了不在场证明，并且是通过与本案利害无关的第三方比蒂。于是，在找不到任何其他嫌疑犯的情况下，警方将华莱士逮捕，并准备以谋杀罪对其进行起诉。

1931年4月22日，审判正式开始。正如国际象棋比赛中两军对垒常见的见招拆招，针对本案的每一种假设都可能被另一种完全相反的假设推翻，每一项证据，似乎都能同时支持两种相互排斥的判断。庭审中，一张国际象棋比赛对弈表，成为了控辩双方争论的关键物证。

原本，早在几个月前的11月6号，比蒂就把这次锦标赛的对弈表贴在了俱乐部门口的布告栏上，上面详细列出了参赛会员的配对情况和每轮比赛的具体日期。也就是说，任何人都能从上面得知华莱士的比赛安排。华莱士的辩护律师罗兰德·奥利弗（Roland Oliver）在辩护中拿出了一张布告栏的照片，上面就清晰显示出华莱士将于1月19号来此参加他的第四轮比赛，检方“惟独华莱士自己知道他是否会去那个俱乐部”的论断不攻自破。

但检方并不示弱，他同样从这张对弈表上捕捉到另一个详情：按照比赛日程安排，华莱士也应该在11月24号和12月5号这两天参赛，但是他并未浮现——对弈表上面的结果记录显示华莱士参加了11月10号与Lampill的比赛并获得了胜利：他的序号“6”后面标记了代表胜利（Win）的“W”，而11月24号和12月5号的序号“6”后面却没有标记。也就是说，自打首轮比赛过后，华莱士就再也没有现过面。

因此，即使幕后杀手Qualtrough真的存在，并且通过对弈表了解到华莱士的行踪，他还是无法保证后者会在两次缺席预订赛程之后，又于1月19号蓦地回归，顺利收到他的“口讯”。

此外，辩方又在庭审中指出，从犯罪现场的勘测状况看来，突击茱莉亚的凶手全身将不可幸免地沾满鲜血，但经过检测，华莱士在谋杀发生的当晚穿的衣服并未沾染上任何血迹。但警方根据现场发现的一件橡胶雨衣，又提出了新的假设：如果华莱士就是真凶，他很可能在作案时就裸身穿着雨衣，以防衣物沾上血污。检测报告同时表明，房间的浴室和下水道既未被使用，也没有发现血迹。但马桶里有一点儿凝聚的血块，来源不明。

icon一波两折的结局

华莱士案被英国媒体评为“开膛手杰克第二”，吸引了众多目光。由于媒体的介入，利物浦群众都认为华莱士就是本案的真凶，而“杀妻凶手”的恶名也扣在了华莱士的头上。为了不影响判决，法庭特意从利物浦以外的地方挑选了陪审团。

1931年4月25日，4天的审判来到了尽头，尽管华莱士坚称自己清白无辜，怀特法官在总结陈词时也倾向于无罪判决，但陪审团经过一个小时的审议，最后还是根据一位送奶小工的证言，认定华莱士谋杀罪名成立，将其处以绞刑。当法官问华莱士还有什么话可说的时候，他说：“我是无辜的，但我没什么可说的。”

1931年5月18日，伦敦刑事上诉法庭（Court of Criminal Appeal）受理了华莱士的上诉，并驳回了原判，理由是“证据不足”——这意味着陪审团错了，这个理由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通常上诉成功的理由多是因为有新证据的浮现。5月19号，华莱士被无罪释放。

出狱后的华莱士尝试重回过去的平静生活，然而一切早已改变。从前的朋友都对他避而远之，过去心爱的国际象棋，如今也不可能再玩了。原来体弱多病加上精神折磨，时隔一年，华莱士便死于肾病。

华莱士死后，这起谋杀案的原因，也随他永远埋进了坟墓。凶手使用的凶器从未被找到，凶手杀人的动机从未被知晓。如果凶手不是华莱士，那么他确实做到了完美犯罪：没有一个人证，帆叶网，没有任何线索，用怀特法官的话说，这是“犯罪史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天才谋杀”。如果凶手是华莱士，他也接近完美了，恰到好处的布局，恰到好处的不在场时间，他在活着的时候没能被定罪——死后，也更加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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