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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研究生钻取骨粉来提取古人DNA。

考古发掘现场

王传超（左二）与同行专家讨论人骨上的古病理特征。

厦门大学古人类DNA超净实验室中正在进行古DNA提取实验。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师生在山东汉代考古遗址开展古人体质测量研究。

王传超在考古遗址现场调研和采集古人标本材料。

（神秘的地球uux.cn）据福建日报（记者 林蔚/文 受访者供图）：近日，位于莆田木兰溪流域的考古调查有了重要发现：根据最新公布的调查研究报告，首次发现的山边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把当地有人类生存活动的历史至少提早到距今2万年。这再次吸引了人们对福建古人类研究的关注。在福建古人类研究领域，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近年来频频取得重要研究成果，令人瞩目。

“女娲有体，孰制匠之？”

这是出自屈原《天问》中的一个充满哲理的问句：造人的女娲，自己的身体又由谁来造？

这句话也是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王传超的微信个性签名。

今年的10月3日，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瑞典科学家斯万特·帕博（Svante Pääbo），以表彰他对已灭绝人种的基因组和人类进化的发现。而王传超及其正在从事的古人类DNA研究，更因为他“导师的导师”就是斯万特·帕博，受到关注。

事实上，从2021年在《自然》杂志（Nature）发表东亚人群形成史研究成果，并首次公开台湾岛内古代人群DNA数据开始，王传超及他所在的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就已在学界备受瞩目。

日前，因为对《鬼吹灯》中“九层妖塔”原型古墓基因密码的破解，王传超团队再一次为大众所聚焦。

揭开“九层妖塔”神秘面纱

“九层妖塔”、文成公主、吐蕃国师鸠摩智……这些脍炙人口的文学历史形象都和我国青藏高原上一个神秘的古王朝——吐蕃有关。

小说《鬼吹灯》中有着这么一段对于“九层妖塔”的描写：地下耸立着一座用数千根巨木搭成的“金”字形木塔，木塔的基座有将近两百米宽，用泥石夯砌而成，千年柏木构筑成了塔身，一共分为九层……

“九层妖塔”并非虚构，原型是位于青海省都兰县热水墓群的一座墓葬——血渭一号大墓，也称热水一号大墓。该墓群位于青海省都兰县热水乡扎麻日村东南约2000米处的察汗乌苏河上，处于青藏高原东北缘。自2014年被发掘以来，青海省都兰县热水墓群虽较早就被确定为吐蕃古墓葬群，但该遗址的人群来源及族属问题一直存在争议。

吐蕃王朝是中国西藏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史料记载的政权。然而，以往对吐蕃的研究都是集中于文献史料、宗教艺术、石像板画及出土文物等，而对于吐蕃人群来源的科学问题却鲜有涉及。

“九层妖塔”的主人来自何方？近日，王传超团队与复旦大学文少卿团队在iScience期刊上，联合发表题为“Cultural and demic co-diffusion of Tubo Empire on Tibetan Plateau”（吐蕃王朝在青藏高原上的文化和人群共扩张）的研究论文，首次正面回答了这一问题，揭开吐蕃古人的神秘面纱。

“目前国内关于古代人群历史的研究往往局限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范畴，缺乏自然科学的有效的实证分析。”王传超介绍，“我们这次研究正是用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等现代科技手段分析研究古代人类遗存的典型案例，直接对吐蕃墓葬人骨进行古基因组分析，从生物学角度讨论了吐蕃人群来源模式。”

用最现代的前沿技术，探索最古老的人群源流奥秘。

在此次研究中，王传超团队主要负责对该遗址10例距今1380年到1202年的古代个体全基因组序列，进行数据比较分析，从而得到群体遗传历史。

“面临的最大困难是青藏高原地区此前的遗传学研究较为薄弱，能够进行群体遗传学分析的数据较少。”现已在德国美因茨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的郭健新，当时以厦门大学考古学博士的身份参与到了这一工作中。他告诉记者：“因此，我们对之前的古今青藏高原人群DNA数据应收尽收，整合几乎全部公开发表的数据，与我们这批古DNA样本进行群体遗传学分析。”

在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王传超团队在厦门大学生物人类学实验室使用厦门大学高性能计算平台（HPC）和两台高性能服务器完成了大量的计算分析。最终，从基因层面解析了吐蕃古人的遗传多样性和形成历史。

“这意味着我们从遗传学上知道了吐蕃是什么、是怎样的一群人。”王传超解释，“这一研究通过对吐蕃古人的DNA研究，实证了吐蕃属于汉藏人群，反驳了鲜卑说和印度南来说，为吐蕃人群的源流提供全面翔实的实证证据。”

在厦大“玩穿越”的“混搭范”

朱孔阳是成功测序吐蕃古人基因论文的第一作者，也是厦大生命科学学院的博士生。

生物学、考古学、语言学、人工智能……在厦大进行古人类研究的老师和学生来自多个领域，组成了一个“混搭”的学术团队“玩穿越”。

朱孔阳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混搭”的必要性：“在一项群体遗传史的研究中，考古方向的学生会首先对遗址的文化类型、个体遗骸的埋葬方式进行考察，并带回样本交由生命科学方向的学生进行古DNA的提取和解析。”

“群体的迁徙历史往往和他们使用的语言有很高的相关性，因此语言学方向的学生也能为我们解析群体的遗传历史提供帮助。最后是人工智能方向的学生会负责群体遗传历史解析过程与程序、算法开发相关的一些研究内容。”

在学术跨界、学科交叉的硬核实力支撑下，厦大人类学学科穿越万年时空“对话女娲”的努力在近些年频出成果。

2021年2月，王传超团队联合全球43个单位85位共同作者，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重磅研究成果，其广泛搜集东亚地区重要遗址的人骨，使用捕获测序方法成功提取并测序了中国、蒙古国、俄罗斯远东地区和日本等距今8000到1000年前诸多重要遗址的166个古人的基因组，通过古DNA精细解析了东亚人群遗传结构，系统性地重构了东亚人群形成史。

这项研究中包括了一项令人瞩目的重大成果：首次成功测序了台湾岛内的古人基因组。研究团队对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800年的台湾汉本和公馆遗址46具人骨成功进行了古DNA提取和测序。这些样本的父系Y染色体类型和母系线粒体DNA类型也普遍出现在现代台湾人中。同时，台湾古代样本、现代南岛语人群，都和大陆东南沿海古代人群、现代壮侗语人群共享更多的等位基因位点。

王传超分析道：“研究结果支持南岛语人群与大陆壮侗语人群同源，为汉藏同源、台湾南岛与大陆壮侗同源提供古基因组学证据。”

这是一项向厦大人类学科的前辈致敬的研究成果。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厦大人类学科创建者林惠祥就已通过论证印纹陶、有肩有段斧锛器等遗存的特殊存在，将台湾史前文化看成“祖国大陆东南一带的系统”，并且从考古学、民族学角度阐述台湾少数民族的文化形态及其与祖国东南沿海百越民族的关系。

福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是南方汉人、百越以及苗瑶各族群起源、迁徙和多样化的重要地区，也是人群进入台湾和东南亚的主要通道，有着丰富的考古和民族学资源条件，十分适合开展人类学研究。

“混搭”，一直是厦大人类学研究“玩穿越”的姿态。自创建以来，其始终坚持人类学学科“四分支”即文化、语言、考古和体质协同发展。伴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扩展，研究队伍跨学科、跨方向的发展趋势愈发明晰。

但由于历史原因，作为人类学四大分支之一的体质人类学，长期以来是厦大人类学学科体系中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这成为王传超选择厦大执教的缘起。

“无用之用，也可大用”

上世纪80年代，湖南医学院报道了长沙马王堆汉代女尸的古核酸研究成果，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例古DNA研究。

1998年，吉林大学和复旦大学先后建立了古DNA实验室，通过Y染色体和线粒体DNA的分型，对我国北方地区的草原游牧民族的族源开展研究。

2008年，二代高通量测序技术开始应用于古DNA领域，古DNA研究进入了古基因组学时代。

2013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德国马普所合作，对4万年前田园洞人的21号染色体进行了捕获测序，标志着国内古DNA研究也开始转向古基因组学。

……

对于国内古DNA研究发展的每一个时间节点，王传超都烂熟于心，娓娓道来。

2017年，王传超结束了德国马普所和哈佛医学院的博士后研究回国。国际顶尖学术机构的科研经历，令他深知国内古DNA研究起步晚，还落后。他在厦门大学建立起古DNA实验室，带领团队日以继夜开展研究，为解析汉藏同源、南岛与壮侗同源，反驳泛欧亚语的农业传播假说，印欧语的起源和扩散等科学问题作出重要贡献。

尽管学术成果累累，王传超所从事的古人类研究依然是个长期以来少有人知的“冷门学科”。

从“冷门”到“热门”的转变发生在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颁发。获奖的古人类研究科学家斯万特·帕博领导德国马普研究所的团队对已灭绝的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分析，其后，又成功解析了4万年前生活在北亚的丹尼索瓦人（Denisovan）的全基因组。由此，人类起源模型被修正为“晚近非洲起源附带杂交”。

在带来关注热度的同时，认为此次诺奖授予“爆冷”的声音也不绝于耳。

面对争议，曾经也在德国马普研究所工作过的王传超有着自己的看法：“斯万特·帕博打开了一扇门，让我们通过古DNA回溯人类历史、研究人类演化。在一条寂寥的小路上探索出了广阔天地，没有他的执着和坚守，也就没有我们对人之为人、何以为人的深刻理解。”

人之为人，何以为人？这，其实也是他对古人类学研究工作意义何在的深入思考。

王传超认为，从基础科学层面，古DNA研究为人类的起源和演化历史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

从应用科学层面，在帕博解析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基因组研究的基础上，后来的研究人员发现古人类的DNA片段可以帮助我们适应欧亚低紫外线辐射的环境。研究人员通过比较藏族人跟全世界不同族群的基因发现，藏族人适应高海拔缺氧环境的基因与丹尼索瓦人相关，这也可以间接推断出丹尼索瓦人的相关基因进入到了藏族人身上。除此之外，尼安德特人的基因也可能和烟酒上瘾、血栓、营养失衡、尿道功能失常、光化性角化病等有关。

“40年前对古埃及木乃伊感兴趣时，斯万特·帕博绝不会想到他纯属好玩的研究，能给人类众多健康与疾病相关的问题找到原因。”

“无用之用，也可有大用。”王传超说。

记者手记

当最年轻与最古老“打破次元壁”邂逅

王传超的B站（哔哩哔哩网站）账户上共有15个视频，4100多粉丝。视频从2020年开始更新，绝大部分是他为自己学生远程上课录制的视频，上完课后顺手上传，没有任何其他的后期制作。

与他严谨的治学态度相比较，这波B站上传视频的操作足以让王传超被粉丝们认为是“敷衍的UP主（上传者）”了。但是，这不妨碍他的视频收获了10.2万的播放量和2700多个赞。这还不包括在每个视频评论区展开的热烈讨论，以及视频播放过程中的弹幕讨论。

古人类研究，正吸引着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目光。

教授、博导、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拥有着一长串头衔，研究着动辄以万年为计量单位的“古人”，“85后”王传超却不是人们刻板印象中白发长须老夫子的形象。他运用着最现代前沿的科学技术，带领年轻朝气的团队，在B站这样的“二次元”平台自如社交，同时又研究着“女娲有体，孰制匠之”这样始自远古的宏大命题。

在采访厦大古人类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为最年轻与最古老在这里“打破次元壁”的邂逅所惊艳。令人惊艳的，不仅仅是一个个重磅的研究成果，更是一种科研工作人员“把冷门做到热门”的恒心定力。

可以想见，在诺贝尔奖带来的热度过后，古人类研究极有可能又淡出公众视野。毕竟，“板凳需坐十年冷”才是学术研究的常态。但是，当最年轻与最古老的惊艳邂逅已经唤起公众特别是年轻人对于科学的好奇与热诚，那么，穿越万年时空“对话女娲”的旅程就必将不再像从前那样寂寥孤清，而会成为一条越走越宽阔的阳光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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