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安顺藤摸瓜事件，涉及多个部门，牵涉人员众多，影响恶劣。为彻底查清事实真相，维护社会稳定，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线索。希望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检举举揭发，如实提供违法犯罪线索，公安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将依法从严惩处。同时敦促涉案人员主动动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对隐瞒、包庇、窝藏在逃人员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威胁、报复举报人、控告人的，依法从严惩处。

王亚樵昔日的“小弟”华克之，曾经这样评价：“王亚樵是一个精神旷达，乱七八糟的好汉……”，而这位在民国时期令人闻风丧胆的好汉，却死得非常凄惨，而且，还与自己手下的老婆有关。

1935年11月，王亚樵秘密组织骨干成员孙凤鸣持枪刺杀蒋介石，未曾想，行动失败。

无奈之下，孙凤鸣掏出手枪，对着汪精卫连开了三枪，将汪精卫打成了重伤。

蒋介石听说后，大发雷霆，他狠狠地给戴笠下达了死命令：“悬赏100万，捉拿王亚樵；捉不来活的，就要死的。”

王亚樵听闻这个消息后，先是逃到了香港；后来，为了彻底摆脱戴笠的追杀，他带着20余名部属及其家眷从香港辗转到了广西梧州。

这里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地盘，这两人与蒋介石貌合神离，几乎处于半独立状态。

因此，在王亚樵看来，广西梧州应该是最安全的。

起初，事情就像王亚樵预料的那样，戴笠根本找不到他的藏身之地，更别说是刺杀他了。

直到有一天，戴笠的手下想出了一条“以人寻人”的妙计，才算是将王亚樵一步一步置身于危险之中。

原来，王亚樵有一个得力干将，叫余立奎，此人，因为在南京参与刺杀汪精卫被李怀诚出卖而遭到逮捕。

为了查到王亚樵的藏身地点，戴笠安排特务对余立奎百般折磨，但是，余立奎是一个硬汉，任凭特务狠狠毒打，他始终不肯透漏有关王亚樵的半点儿信息。

可是，戴笠打听到，余立奎有一个小妾叫婉君，对王亚樵及其重要部下十分熟悉。

于是，戴笠决定从婉君入手，寻找王亚樵的线索。

戴笠安排特务接近婉君，并假装好心地劝道：“蒋委员长一向器重王亚樵的才干，找到他是为了救他、重用他，至少可以委任他一个省主席当当。”

为了打消婉君的疑虑，特务们还对婉君许下了诺言：“找到王亚樵，我们就会立马放掉余立奎，说不定，也会给个专员、厅长一类的大官干干。”

婉君一听，动心了，她和丈夫余立奎追随王亚樵这么多年，过得都是刀口上舔血的日子，整天提心吊胆，东躲西藏，从来没过一天安稳的日子。

如果真如他们所说，岂不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事？

想到这里，婉君答应了特务的请求，表示自己会出面寻找王亚樵。

戴笠得知婉君的决定后，非常高兴。

不过，这不是儿戏，能否找到王亚樵关系到整个中统的名声，也关系到戴笠日后的前途。

为了稳住婉君，戴笠亲自与婉君面谈，并一手赠送给婉君10万元巨款，同时，戴笠还许下诺言：“事成之后，奖金数目更为可观。”

但是，此事重大，关系着王亚樵的人身安全，面对重金利诱，婉君也不敢随意透露王亚樵的消息，她想确认一番后，再做决定。

为了确认戴笠的意图，婉君天真地问道：“戴先生，你真的是为了亚樵哥好吗？”

“那还有假？我和亚樵是患难之交，是磕过头的结拜兄弟，他做了高官，我也能沾沾光啊”，戴笠信誓旦旦地答道。

婉君听后，深信不疑，当即表示，自己用不了几天就会找到王亚樵的下落。

可是，婉君高兴的太早，她只听进了戴笠的高谈阔论，全然没有注意到戴笠眼中透露出的丝丝杀气。

果然，没过三天，婉君就将王亚樵藏身在广西梧州的消息告诉了戴笠。

戴笠听后，异常兴奋，内心之中马上策划了一个诱捕王亚樵的秘密方案。

这个方案离不开婉君的配合，甚至，戴笠还让她打了头阵。

1936年9月中旬，婉君从香港来到梧州，找到了王亚樵，告诉他：“我在香港生活困难，我也想来梧州生活。”

王亚樵听后，深信不疑，当即答应下来。

几天以后，婉君再次告诉王亚樵：“亚樵哥，我有重要事情与你商量，请你来我住处一趟。”

智者千虑，终有一失。

平日里异常谨慎的王亚樵，接到婉君的邀约后，想都没有想就赶往了婉君的住所。

殊不知，戴笠早已在婉君家周围布下天罗地网，想给“暗杀大王”王亚樵来个瓮中捉鳖。

当毫无防备的王亚樵刚刚踏进婉君的房间时，早已埋伏在门口的特务们突然向他撒了一把石灰，迷住了他的双眼。

在双眼灼热而又看不见的情况下，王亚樵同特务们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可惜，双拳难敌四手。

最终，王亚樵身中5枪，被刺3刀，当场死亡。

心狠手辣的特务们撤退之前，又残忍地用刀剥去王亚樵的脸皮，同时，为了灭口，将余立奎的小妾婉君杀害了。

王亚樵死后，他昔日的手下郑抱真，带着徒弟许志远，买官收殓，将王亚樵安葬在了梧州的倪庄村。

曾让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等上海滩大佬害怕、让蒋介石头疼的一代乱世枭雄，就这样结束了自己暗杀大王的生涯。

他死后，他的手下去了哪里？

我们先从“刺汪勇士”孙凤鸣说起。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场，根据会议安排，开幕式结束后，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会与参会的委员们集体合影留念。

眼看拍照的时间快要到了，可是，蒋介石迟迟未到。

出于好心的汪精卫，一连两次走进蒋介石的休息室，请蒋介石出来拍照，均被蒋介石拒绝了。

原来，蒋介石见张学良、阎锡山等人带保镖来了，他担心有些人浑水摸鱼也进入了会场，所以，小心驶得万年船，他并不打算出席这次合影。

汪精卫见请不动蒋介石，转身就要离去，此时，蒋介石开口了，他提醒汪精卫：“我不去，我劝你也不要去。”

汪精卫不听，他一个人去和委员们合影了。

这时，化装成记者的孙凤鸣见刺杀蒋介石不成，便退而求其次，从箱式相机里掏出手枪，朝着汪精卫连开了三枪。

汪精卫应声倒地，身受重伤，拍照现场立刻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在场的张静江滚到在地，孔祥熙一头钻到附近一架汽车底下，反观张继反应比较快，他迅速跑到孙凤鸣背后，一把抱住了孙凤鸣。

这时，张学良眼疾手快，一脚踢去，将孙凤鸣手中的短枪踢落在地上。

汪精卫的卫兵朝着孙凤鸣连开三枪，击中了孙凤鸣的胸部，孙凤鸣即刻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他被击倒后，卫兵从他身上搜出6角毫洋和作为自杀用的鸦片烟泡1枚。

其实，孙凤鸣事先准备了3枚鸦片烟泡，另外两枚，他已提前服下。

由此看来，孙凤鸣早已抱定了誓不生还的决心。

国民党当局竭尽全力抢救孙凤鸣，动用的医疗人员、救护设备甚至超过了对汪精卫的救治标准。

他们就是希望从孙凤鸣嘴里了解行刺的背景。

可是，孙凤鸣非常坚强，他在重伤中，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一口咬定：“我是大老粗，我凭良心做事，没什么背景。”

第二天凌晨，孙凤鸣便去世了，年仅30岁。

1987年，孙凤鸣被追认为抗日爱国志士，他家乡的政府和人民为他建立了一座纪念碑园；1988年7月，碑园建成，昔日同为王亚樵手下的华克之，此时已经86岁高龄，他亲自赶到徐州，为孙凤鸣主持揭碑仪式，并挥泪写下一首悼念诗：生无私人怨，死因国事非……

孙凤鸣刺杀汪精卫一事引起了轩然大波，蒋介石虽然没有受伤，但是，他明白孙凤鸣是冲着自己来的。

他找到戴笠，要求限期破案。

一时间，南京城中黑云罩日，全程封锁。

很快，特务们逮捕了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晨光社的贺坡光、张玉华，以及与晨光社有往来的人；株连到的亲朋好友非常之多。

然而，在这场血雨腥风中，唯独走脱了一名重要的人物，他就是晨光社社长胡云卿。

戴笠查到，所谓的胡云卿只是一个化名而已，他真实的名字叫华克之，江苏宝应人，但是，无论出动多少人马，无论是掘地三尺，还是顺藤摸瓜，就是抓不到华克之。

一年后，华克之突然出现在香港，公开发表了当时刺杀汪精卫的真相。

原来，他是国民党左派，因不满蒋介石背叛革命，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建了晨光通讯社，准备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刺杀蒋介石。

未曾想，蒋介石非常谨慎，没有出场，只能退而求其次，刺杀了汪精卫。

此文一出，蒋介石立即下令追捕华克之，并悬赏重金10万元，大有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之意。

但是，华克之却神秘地消失了，彷佛人世间就没有这个人存在一般。

几年以后，在潘汉年的情报系统里，出现了一位叫张建良的情报奇才，他在上海和香港之间神出鬼没，来回折返，一方面刺探敌情，另一方面偷运军火，屡建奇功。

这位张建良便是销声已久的华克之。

1937年，他来到延安，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随即被派往华南，在李济深和陈铭枢身边工作，做上了延安和华南之间的信使。

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华克之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利用他广泛的人际关系，为我军搜集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为我们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大量不为人知的贡献。

新中国建立后，华克之仍然在情报战线上工作。

1998年，这位传奇人物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享年96岁，走的时候非常安详。

郑抱真是安徽合肥人，出生于1897年，与王亚樵是老乡。

1924年，经过大哥郑绍成的介绍，加入了上海“斧头帮”。

两年后，“斧头帮”改为“铁血抗日锄奸团”，郑抱真成为该团的二号人物，负责内外联系、行动谋划以及筹备武器等工作，经常游刃于南京、北平、广州和香港等地。

1936年3月，郑抱真、余亚农跟随王亚樵来到了广西梧州。

当年10月，王亚樵被戴笠杀害，郑抱真与其夫人没有逃避，反而是大胆地为王亚樵安排后事，将王亚樵暂时安葬在了广西梧州。

之后，郑抱真回到上海，将夫人和孩子安排在老百姓家中，自己只身一人回到家乡，组织武装力量继续抗日。

1939年，他率队加入新四军，成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淮南抗日游击纵队纵队长，一年后，被提拔为江北游击纵队副司令员，实现了从传奇侠士到正规军的华丽转身。

1949年1月，合肥解放，郑抱真被安排回到家乡担任合肥市首任市长，后来，又被调任到皖北担任行署副主任，这个头衔相当于副省级。

合肥虽然解放了，但是，百废待兴，在当时还是一个烂摊子、穷摊子，在财政上十分困难。

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郑抱真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发行地区性信用公债，让企业、民众购买。

这样一来，不仅迅速解决了当时的金融困难，还促进了物资流通商贸营业。

同时，他还倡导并亲手办起了合作社，在城内开设农民招待所，解决了外地、外乡支前农民的一系列实际问题，促进了大军渡江的保障工作。

连续没日没夜的工作，郑抱真身体严重透支，最终积劳成疾。

1954年12月，在上海病逝，享年57岁。

余立奎，出生于1889年，安徽合肥东北乡元疃村人，与王亚樵是同乡。

其实，余立奎出生于一个贫寒之家，少年时代，曾在其舅舅家的店铺里帮工，12岁时，外出当兵。

1910年，余立奎毕业于安徽陆军讲武堂，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和讨袁战争。

1921年，加入上海“斧头帮”，后来，“斧头帮”改为“铁血锄奸团”，余立奎成了这个团的核心成员，并参与了“刺杀宋子文”、“给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安装炸弹”等多次行动。

1935年11月，因孙凤鸣刺杀汪精卫一案，余立奎被逮捕入狱，其实，余立奎并没有参与刺杀汪精卫的行动。

国民党当局之所以要抓余立奎，就是因为余立奎与王亚樵关系密切，戴笠想从余立奎嘴中挖到有关王亚樵的藏身地点。

但是，余立奎是条硬汉，任凭特务们百般威逼利诱，他始终不肯透露半个字；只可惜，他的老婆婉君受到特务们的蛊惑，出卖了王亚樵。

后来，余立奎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但是，他一直被关押了13年之久，才被放了出来。

出狱后，余立奎一直处于监视之中，在威逼之下，接受了国民政府给他提供的虚职。

1949年春天，解放军进迫长江，并发起了渡江战役，当时，国民政府的人员纷纷南迁，有的去了广州，有的去了台湾，可是，余立奎没有走，而是设法留了下来。

南京解放后，余立奎也得到了解放，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951年，,回到安徽后，余立奎当上了皖北行署委员、安徽省人民政府委员等职务。

1967年，余立奎病逝，享年78岁。

除了这4位得力干将，王亚樵还有余亚农、贺坡光、张玉华等助手，但是，刺汪案发生后，贺坡光和张玉华被判处死刑，至于余亚农，他后来加入民主同盟，帮助解放军渡江作战，解放后，他担任皖北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皖北行署监委会副主任等职务，至于其他手下，命运各不相同。

如果要说民国是有侠气的人是谁，我觉得非民国的暗杀大王王亚樵莫属，王亚樵的一生是豪气冲云天、侠气激荡风云的，他的身上有着太多太多的标签，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标签分别就是他民国暗杀之王和上海斧头帮帮主的身份。

他人生最光辉的事情，就是和一个韩国人联手炸死了日本的大将白川义则。

除此之外，他还是两个民国非常重量级人物的结拜兄弟，这两人分别就是戴笠和胡宗南。

戴笠是蒋介石手下的特务头子，虽然一生只担任过军统局副局长的职位，但是整个军统几十万号人物都是由他全权掌管的，权力巨大到了极点。

而胡宗南就更不用说了，他是蒋介石最为信任以及重用的黄埔学生，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成为了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官职最高的黄埔学生。

仅在抗战时期，就一举斩获了战区司令长官的重要职位，成为了国民政府抗战时期最重要的几位统帅之一。

这两人就是王亚樵的兄弟，但在后来，随着理念的变幻，他们和王亚樵成为了不共戴天的仇人。

胡宗南和王亚樵还好，没有和王亚樵产生太多的交集。

但是戴笠作为蒋介石手下最为凶狠的鹰犬，和王亚樵爆发了一系列生死的冲突，并最终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取走了王亚樵这位结拜兄弟的性命。

戴笠之所以要杀王亚樵，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王亚樵这位暗杀之王把他的刺杀目标瞄到了蒋介石身上，并对蒋介石以及蒋介石身边的一干大员进行了刺杀。

后来王亚樵是一直逃到了香港，在香港当局的庇护下，才躲过了戴笠等人的追杀。

不过戴笠又岂能让王亚樵继续活在世间，于是他接下来通过引蛇出洞的方法把王亚樵吸引到了广西梧州，趁其不备通过埋伏了结了他的生命。

王亚樵作为民国的暗杀大王，他并不是自己一个人在战斗，在他的背后，还有他的一帮兄弟、团队在支持着他。

而在他的兄弟中，有4个人是最为出色、出名的，这4个人分别就是他的兄弟余立奎、余亚农、华克之、郑抱真。

在王亚樵被戴笠杀死后，他的几位兄弟开始走向了几条不同的道路。

余立奎曾经和王亚樵一起逃到香港避难，不过因为他刺杀汪精卫的事情属实，所以在逃到香港后，他就被香港抓了起来。

最后他被香港转交给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然后就一直被蒋介石关押在监狱中，直到1948年才被放了出来，在开国后，曾经担任过一定重要的职位。

余亚农后来的人生则比较复杂一些，在抗战爆发时期，他曾经组建过一支武装部队进行过抗日。

不过因为和我军交往甚密的原因，所以后来被国民政府的军队给抓住关了起来，不过没多久就被营救了出来。

开国后，曾经担任过非常重要的职位。

华克之后来投靠了我军，成为了我军的一名地下人员，一直潜伏在上海地区，为我军建立下了很多功勋，不过他的结局却没有前两人好。

郑抱真在王亚樵死后，他也自己建立了一支武装部队，参与进了浩浩荡荡的抗日战争中，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他带着自己的部队投靠了我军，成为了我军的一员，后来他成为了合肥市的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