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将辈出。初期就不说了，、、、、邓愈、、沫英等，无一不是中闯出的百战之将。就算到了明朝末期，依旧涌现了许多英勇善战的名将，如、、、等人，为世人所熟知。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大家不是很熟悉的明末名将。《》称其为“明季良将第一”，又称“万人敌”。我们知道，时期蜀汉名将、被称为万人敌。此人能与关羽、张飞等人相提并论，足见其骁勇威猛。 他叫曹文诏。 二 曹文诏是山西大同人。他很早就作为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人部将，活跃在辽东前线，抗击后金，积功升至游击将军。 1629年冬天，率领一支奇兵，绕过山海关，从蒙古远袭攻入关内，直取北京。袁崇焕紧急从辽东赶回，救援京师，打响。曹文诏参加了这场关系到大明王朝生死存亡的激战，再次立功。 游击将军官职并不高，可由于曹文诏善于指挥作战，上级很信任他，常让他“挑重担”，率领级别高于他的将领执行军事任务。1630年，获赐尚方宝剑的左都督马世龙总理诸路勤王大军，组织抵抗后金军队。马世龙将尚方宝剑交给曹文诏，令他率领参将王承胤、张叔嘉、都司等在玉田的枯树、洪桥伏击敌人。这一场伏击战打得很漂亮，曹文诏因功升为参将。 随后，曹文诏跟随马世龙辗转作战，收复了大安城、鲇鱼关等4座城池，被朝廷加封为都督佥事。 三 明朝末年，天灾频发，再加上帝的糟糕治理，让天灾演变成一场场人祸。民不聊生，纷纷揭竿起义。其中，又以陕西高迎祥、、等农民起义军为代表。 一纸调令，便将曹文诏从辽东前线调回关内，充当灭火队员，征讨已成燎原之势的各地农民起义军。 曹文诏不负厚望。他转战山西、陕西等地，先后击败了胤、点灯子、李老柴、独行狼、杜三、杨老柴等农民起义军，基本平定了关中。根据巡抚御史范复粹给朝廷的奏章显示，这次曹文诏转战千里，经历了大小几十次战斗，斩首36600多人，在参战的将领中排名第一。曹文诏威震陕西，当地士绅赞叹：“军中有一曹，西贼闻之心胆摇!” 可是，陕西三边总督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竟然不给曹文诏记功。巡按御史吴生生很看重曹文诏，为他打;复粹再次向朝廷报告，希望为曹文诏争得功劳。但兵部不为所动，仍然将曹文诏的功劳一再压低，使得他没有享受到论功行赏的待遇。 四 由于曹文诏在陕西多次打败农民军，农民军只好流向山西，在山西。御史张宸极给朝廷打报告，点名请求崇祯帝派遣曹文诏到山西来：“贼自秦中来。秦将曹文诏威名宿著，士民为之谣曰‘军中有一曹，西贼闻之心胆摇’。且尝立功晋中，而秦贼灭且尽。宜敕令入晋协剿。” 在御史张宸极的提议下，崇祯帝命令曹文诏进入山西征讨农民军，同时，山西、陕西的各位明朝将领都受曹文诏统一指挥调度。 在山西，曹文诏一次一次打败农民起义军，陆续平定了山西五台、盂县、定襄、寿阳、太原等地。曹文诏大军所到之处，农民军闻风而逃。他们为避开曹文诏的主力，大部分都流向黄河以北。 不过，曹文诏虽然在行军作战上很有一套，但他在官场上混得实在不如意，处处遭到制约。按照崇祯帝的命令，曹文诏军队的粮草由当地官府提供，“多积糗粮以犒”。可当曹文诏在山西徐沟、盂县、定襄等地征讨农民军时，当地官府居然不向他们提供粮草，还用大炮攻打他们的士兵。崇祯帝闻讯大怒，交与御史察问，结果杳无音信。 曹文诏驻守山西洪洞时，与当地休闲在家的御史刘令誉发生矛盾。后来，刘令誉按察河南，又与曹文诏在言语中发生冲突。刘令誉，将别人打的败仗栽赃到曹文诏身上。兵部没有认真调查，认为曹文诏打了几次胜仗，就骄傲自满起来，“怙胜而骑”，便将他调往山西大同。 五 1635年，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率部20万，攻打凤翔。 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身边只有6000人马，根本就没办法与农民起义军抗衡，向朝廷紧急求援，却没有任何回音。洪承畴所部与农民起义军一经接触，即被打败，损兵折将。曹文诏闻讯，抛弃他与洪承畴之间的个人恩怨，主动请战。 洪承畴很高兴，“非将军不能灭此贼。顾吾兵已分，无可策应者。将军行，吾将由泾阳趋淳化为后劲。”他安排曹文诏作为前锋部队，前往作战，自己则作为后援。 于是，曹文诏率领3000精兵就出发了。在镇宁的湫头镇，曹文诏与农民军打了一场遭遇战，小胜一场。或许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曹文诏不顾兵力太少，猛追农民军30里——就这样，掉进了农民军早就准备好的包围圈。数万农民军骑兵将曹文诏3000士兵重重包围，一时箭如雨下。 打是打不过的，曹文诏准备撤退。就在这时候，一个小兵被抓住后看见了曹文诏，情不自禁地喊了四个字：“将军救我!”农民军中的一名明朝叛军立即认出了曹文诏，指给农民军看：“此曹总兵也。” 农民军见包围了赫赫有名的曹文诏，大喜，将包围圈包得更紧了。曹文诏勇猛突围，杀了几十名农民军士兵，拼杀了几里路，然而回天乏力，他在耗尽体力后，拔刀自杀。 曹文诏死后，崇祯帝追赠为太子太保、左都督。多年以后，张廷玉在编撰《明史》时，赞其为“明季良将第一”，又称曹文诏“秉骁猛之资，所向摧败，皆所称万人敌也”。这样的评价，还是相当高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建设航校 1946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决定成立东北航空总队，林弥一郎担任东北航空总队的副队长兼参议。2月，由于发生了通化事件，林弥一郎的几名部下受到了牵连，中共通化分省委书记吴溉之曾经三次下令要求处决林弥一郎，但是反战联盟主任前田光繁坚定反对、航空总队第一副政治委员黄乃一出面做保，林弥一郎才免于错杀。 为了收集航空修理材料，林弥一郎所部奉命进驻到辽宁省本溪市，与东北民主联军分工协作，将奉集堡、辽阳、荣口和四平等地的前关东军飞机场遗留的破损飞机及飞机零部件全部收集了起来。经过东北民主联军的多方收集，前后收集和修复了日式飞机总计46架。 同年3月1日，中共东北局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林弥一郎再次被任命为主任教官。林弥一郎在担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主任教官期间，在理论、实践、训练、教学等诸多方面开创了共军航空的基础，培养了大量的优秀航空人材。包括王海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民志愿军飞行员均为林弥一郎的学生。林弥一郎为人民空军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日本方面的军事专家称为解放军空军之父。 回国生活 1956年8月，林弥一郎返回了日本。由于当时东西两大阵营对立极为严重，林弥一郎及其下属处境非常微妙和困难。林弥一郎被自己的同期生们非议帮助了中国空军建设，因而林弥一郎一直是保持沉默，很少谈及自己协助组建中国空军一事，也极少出席任何公开活动。据其下属转述，林弥一郎曾吐露其本人的真心话，说在当时二战日本投降后的极端混乱中，他的也是没有办法，他坚持说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也不后悔。 1977年5月，林弥一郎夫妇受当时的第一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的邀请，首次访问了中国。在该次访问中，林弥一郎受到了廖承志的接见，并会晤了多名自己当年的学生(注：没有具体的官方材料证实)。访问回国后，林弥一郎在日本各地组织了“航七会”(即“七航校会”)，为创建“中国归国者友好会”(又称“日中友好会”，即后来的“日中和平友好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该会最多时曾有会员1000多人。 1996年，林弥一郎再次来到中国，参加纪念东北老航校成立50周年活动。1999年8月14日病逝，在他逝世一周年之际，“航七会”会员举行了隆重的追思会，称他是一位中国人民永远尊敬的空军之友。 人物贡献 在中国空军的历史上，不能不提及东北老航校，在东北老航校的创建史上，也不能不提及为之倾洒热血甚至献出生命的300余名日本友人。四野日籍官兵中功勋显著者，无疑是原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的林弥一郎部，这支关东军的王牌集体加入东北民主联军时，计飞行员20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是从解放区转送来的投诚和被我军俘虏的日籍航空人员。以这些日籍官兵为骨干组成的东北老航校成为中国空军的摇篮。这里共培养出飞行员160人，其中23人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阅兵。当年的空军司令员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以及曾经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乔治·安德鲁·戴维斯的张积慧等人都是从这里走出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