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第十八位：李漼（“漼”，拼音：cuǐ），母元昭皇晁氏。始封郓王。宣宗爱夔王滋，欲立为皇太子，而郓王长，故久不决。大中十三年八月，宣宗疾大渐，以夔王属内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等。而左神策护军中尉王宗实、副使丌元实矫诏立郓王为皇太子。癸巳，宣宗病死后，被宦官迎立为帝，是为唐懿宗，改元“咸通”。在位14年，终年41岁。曾用年号：大中、咸通；死后葬简陵，谥号昭圣恭惠孝皇帝。 唐懿宗李漼，是唐朝最后一个以长子即位而且是最后一个在长安平安度过帝王生涯的皇帝。然而，懿宗在位15年，骄奢淫逸侏儒俑，不思进取，宠信宦官，迎奉佛骨，面对内忧不知其危，遭遇外患不觉其难，把宣宗在位期间重新点燃起来的一点希望之光彻底熄灭了。 大中十四年（860），即懿宗即位的第二年，二月安葬了宣宗，十一月改元为咸通。使用这一年号，据说是因为宣宗所作的一首曲子中有“海岳晏咸通”的句子。懿宗改元时记得他的父皇，但君临天下以来的言行举止却几乎看不到宣宗的影子。咸通之政与大中之政相比也是相距遥遥，不可以道里计。《新唐书》的作者说懿宗是“以昏庸相继”，正是对他的综合评价。 沉湎游乐——懿宗在位期间，对宴会、乐舞和游玩的兴致远远高出国家政事，对上朝的热情明显不如饮酒作乐。懿宗在宫中，每日一小宴，三日一大宴，每个月在宫里总要大摆宴席十几次，奇珍异宝，花样繁多。除了饮酒，就是观看乐工优伶演出，他一天也不能不听音乐，就是外出到四周游幸，也会带上这些人。懿宗宫中供养的乐工有500人之多，只要他高兴，就会对这些人大加赏赐，动不动就是上千贯钱。他在宫中腻烦了，就随时到长安郊外的行宫别馆。由于他来去不定，行宫负责接待的官员随时都要备好食宿，音乐自然也不能缺少。那些需要陪同出行的亲王，也常常要备好坐骑，以备懿宗随时可能招呼他们外出，搞得大家苦不堪言。《》中说，懿宗每次出行，宫廷内外的扈从多达十余万人，费用开支之大难以计算，这成为国家财政的一项沉重负担。对于懿宗的“游宴无节”，担任谏官的左拾遗刘蜕提出劝谏，希望皇上能够以国是为重，向天下展示出体恤边将、关怀臣民的姿态，减少娱乐。对此，他根本听不进去。咸通四年（863）二月，懿宗竟将高祖献陵以下到宣宗贞陵十六座帝陵统统拜了一遍。司马光说：“拜十六陵，非一日可了。”陵墓坐落在关中渭北高原上，1986年春天，笔者因隋唐学课业随师门高谊乘坐专车考察关中唐帝十八陵（个别陵还没有到），还足足用了近两周，古时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还要带上众多的随从、祭祀物品，必定不是三两天可以来回的。游歌舞，成为懿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在他的表率作用下，整个官场也都弥漫着穷奢极欲、醉生梦死的风气，晚唐著名诗人诗中有“咸通时代物情奢”的说法，他所咏“瑶池宴罢归来醉，笑说君王在月宫”，正是对这一世态最好的描绘。 任相不明——懿宗即位之初罢免了令狐绹，改任了白敏中。白敏中是前朝老臣，但在入朝时不慎摔伤，一直卧病在床无法办公。他三次上表请求辞职，懿宗都不批准。白敏中有病，正中下怀，懿宗可以借故不理朝政，和其他的宰相朝会讨论政事也是敷衍了事，他心思根本不在这里。所以有位担任右补阙的谏官王谱说：“白敏中自正月卧病，已有四个月了。陛下虽然也和其他的宰相坐语，但未尝有到三刻（古代一昼夜为一百刻）的。这样，陛下那有闲暇和宰相讨论天下大事呢？”这番话使懿宗很不舒服，竟把王谱贬出朝廷去任了个县令。负责行使封驳权力的给事中认为王谱是谏官，论事不应当贬斥，就按照唐朝的制度退回了这一命令，没有下发。懿宗就将此事交给宰相复议，那些宰相不顾国家体制，认为王谱不仅是对皇上劝谏，也涉及到宰相白敏中，竟然同意把王谱贬职。 懿宗在位期间，一共任用了21位宰相：令狐绹、白敏中、萧邺、夏侯孜、蒋伸、杜审权、杜悰、毕、杨收、曹确、高璩、萧寘、徐商、路岩、于琮、韦保衡、王铎、刘邺、赵隐、萧仿、崔彦昭。由于懿宗自己对政事兴致不高，宰相的事务性权力还是很大，本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问题是大多数宰相不是碌碌无为者，就是爱财如命、为人不堪之辈。像咸通初任宰相的杜悰，是德宗朝宰相杜佑之子、宪宗的驸马，本人并不具备实际才干，尸位素餐，人送外号“秃角犀”。咸通五年任相的路岩拉帮结派，招纳贿赂，奢肆不法，还把政事委托给亲信属下小吏边咸。一个叫陈蟠叟的官员向懿宗报告说，如抄了边咸家，可佐助国家两年的军费，被懿宗痛斥了一番，从此更是无人敢言。路岩和稍后任相的驸马都尉韦保衡沆瀣一气，二人“势动天下”，当时人称他们为“牛头阿旁”，意思是像厉鬼一样“阴恶可畏”。懿宗朝的宰相贪污腐化相当严重，长安城中的居民把其中的曹确、杨收、徐商、路岩等几个宰相的姓名编了一首歌谣说： 确确无论事，钱财总被收。商人都不管，货赂（路）几时休？ 懿宗朝的这些宰相，毫无大臣风范，更加重了唐王朝的统治危机。 不惜官赏——与宣宗爱惜官赏不轻易授人不同，懿宗对于官赏毫不在乎。他赏人官职、赐人钱财，常常是兴之所至、随心所欲。伶官李可及，善音律，尤能转喉为新声，音辞宛转曲折，听者忘倦，京师市井商贾屠夫像追星一般模仿他，呼为“拍弹”。懿宗爱女同昌公主死后，他谱写了《叹百年舞曲》，词语凄恻，闻者涕流，使皇帝的思念之情深受抚慰。懿宗因此很宠爱他，把他封为威卫将军。授以伶官朝廷官职，这是唐朝从没有的先例。太宗时对工商杂色之流的任职做了严格限制，对这些人仅限于赏赐财物，从来不准超授官秩。文宗时想授予一个乐官王府率的职务，也因为遭到谏官的强烈反对而改授为地方州政府的长史。懿宗授予李可及朝廷官职，宰相也提出过意见，但是他根本不听。李可及的儿子娶妻，懿宗赐他二银樽酒，其实里面不是酒，而是“金翠”。另外，取士是唐朝以来最为士子看重的入仕之途，尤其是进士科在唐朝享有崇高的声誉，所以唐人有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本来是每年春天由礼部负责考试选拔，懿宗的亲信则不需要参加礼部考试，直接以“特敕赐及第”的方式被授予进士出身。在殿试还没有像赵宋时期已经制度化的唐朝时期，这一做法显然是出于懿宗个人的爱憎。皇帝的敕书代替了礼部的金榜，君主成为赐进士及第者的座主，因为皇帝的恩崇而“登龙门”，所谓“禁门就是龙门，圣主永为座主”，在懿宗时期成为人们嘲讽的话题。 爱慕虚荣——懿宗是一个极端爱慕虚荣、好大喜功的皇帝，这从他尊号的数字之多就可以看出。尊号，就是为了表功名德，每逢皇帝加尊号，一定要举行隆重的仪式，要向全国颁布诏书，同时举行大赦。咸通三年正月群臣给懿宗上了“睿文明圣孝德皇帝”的尊号，但是他感觉还不满足，到咸通十二年正月，再上了12字的尊号：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唐朝的皇帝中，高祖、太宗都没有在活着的时候加尊号，此后皇帝上尊号基本上都是4字或者6字，有的达到8字或者10字。玄宗曾给自己加了“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14字的尊号，并给列祖列宗一律追加了尊号。后来武宗也有14字尊号：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肃宗时群臣加尊号“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皇帝”，但他在上元二年（761）九月二十一日下诏去掉了“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10字的尊号，只称“皇帝”。后来宪宗的尊号也是10字：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可以看出，懿宗的尊号字数几乎可以赶上玄宗和武宗，但是就政绩或者治国才干而言，不要说无法与玄宗同日而语，就是武宗他也比不上。 亲信公主——懿宗对待宗室亲属的态度，从对同昌公主的溺爱就可见出他与宣宗严格要求宗室的情况明显不同。同昌公主是他宠爱的飞天青玉佩郭淑妃所生，选韦保衡为驸马。公主下嫁之日，懿宗倾宫中珍玩以为资送，他还在京师的广化里赐给公主一处宅院，门窗均用杂宝装饰，井栏、药臼、槽柜等都是金银制作，连笊篱箕筐都是用金缕编织而成。床用水晶、玳瑁、琉璃等制作，床腿的支架雕饰也是金龟银鹿，其他如鹧鸪枕、翡翠匣、神丝绣被、玉如意、瑟瑟幙、纹布巾、火蚕绵、九玉钗等均来自异域。另外赐钱500万贯，其他的金银珠宝不计其数。同昌公主家有一种“澄水帛”，长约八九尺，似布又比布细，色亮透明，光可照人。夏日炎炎的时候将其挂在房子里，满座皆觉凉爽，暑气全无。据说澄水帛中有龙涎，故能消暑。同昌公主用红琉璃盘，盛夜光珠，家里晚上光明如昼，驸马家里人晚上玩叶子戏，丝毫不受影响。公主出嫁的第二年，不幸染病，不治身亡。懿宗迁怒医官用药无效，将其中两人处死，还把他们满门都下到大牢。一时间朝野议论纷纷，宰相刘瞻希望谏官能上疏进谏，但谏官迫于皇帝的淫威，无人敢于火上浇油、引祸上身。刘瞻无奈，只好自己上疏替医官辩护。果然，懿宗大怒，立即罢了刘瞻的相职，同时，还把与刘瞻关系密切的朝廷官员数人贬斥到岭南。懿宗为公主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陪葬用的衣服玩具，与生人无异，又用木料雕刻了数座殿堂，陪葬的陶俑和其他随葬品一应俱全，龙凤花木、人畜之众，不可胜计。发丧出葬长安东郊那天，懿宗与淑妃亲御延兴门送行并恸哭，又出内库各数尺高的咸通九年（868）刻印的《金刚经》卷子金骆驼、凤凰、麒麟，以为仪仗。场面宏大，京城士庶都停业观看，送葬的队伍长达20余里。懿宗又赐给送葬的役夫100斛酒和30头骆驼满驮二尺宽的大饼，作为饭食。懿宗不顾国家对待公主的礼制，随心所欲，对内忧外患则全然不放在心上，一个昏君的嘴脸暴露无遗。 崇佞佛教——武宗灭佛以后，佛教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宣宗即位后，又陆续恢复了寺院。到懿宗时期，佛教势力又迅速发展起来。他本人沉溺其中，广建佛寺，大造佛像，布施钱财无数。在懿宗的倡导下，大规模的法会道场空前兴盛，长安佛寺中的经声佛号又开始响彻捧真身菩萨起来。佛经的大量需求刺激了印刷术的发达，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之一就是咸通九年（868）刻印的《金刚经》卷子，今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现存国内最早的印刷品，也是佛家的“陀罗尼经咒”。从法门寺地宫发现的“捧真身菩萨”和“银金花双轮十二环锡仗”等，也是敕造于咸通年间的精美文物。懿宗崇佞佛教的高潮是继宪宗之后又一次举行了大规模的崇佛活动——法门寺迎奉佛骨。 咸通十四年（873）三月，懿宗安排迎奉佛骨的诏书一下，立即招致群臣的劝谏。大臣们一致的理由是此举劳民伤财，而且有宪宗迎奉佛骨之后暴死的前车之鉴，均认为此举不祥。懿宗对此充耳不闻，他对大臣们讲：“朕能活着见到佛骨，就是死了也没有什么可以遗憾了！”这次迎奉佛骨的规模，比起宪宗时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从京师到法门寺沿途之上，禁军和兵仗绵延数十里，场面之壮观，远远超出皇帝主持的祭天大典。四月八日，佛骨舍利迎入京城，在宫中供奉三天后，懿宗允许送到京城的寺院让百姓瞻仰。虔诚的信众不惜点燃自己的手臂或者在头顶上燃香奉礼，富豪之家则举行法会，不惜花费巨资，他们甚至以水银为池，以金玉为树，招集高僧大德，又请来戏班子载歌载舞。宰相以下朝廷百官也竞相施舍金帛，数量相当可观。这次迎奉佛骨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僖宗即位后才把佛骨送归法门寺。 懿宗如此坚决地迎奉佛骨真身舍利，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百姓祈福”，实际上他是为给自己带来福气，是为了“圣寿万春”，也就是为自己祈求平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佛骨真身舍利并没有给这个倒行逆施的皇帝带来福荫。 佛骨迎入京师后的当年六月，懿宗又一次病重。七月十六日，懿宗就已经“疾大渐”，到了无力回天的地步。难怪旧时史家有人评价说：“佛骨才入于应门，龙已泣于苍野。”意思是说懿宗迎奉的佛骨刚刚进门，载着他灵柩的丧车就已伴着众人的哭泣到了墓地。 咸通十四年（873）七月十九日，41岁的懿宗在咸宁殿结束了他骄奢淫逸的一生。第二年二月，被安葬在简陵（位于今陕西富平）。这时大唐帝国末世的挽歌已是隐约可闻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导读：一生官位显赫，叱咤风云，可仍然是一个不幸的人。不要说因为背叛被人一直目为“汉奸”，就是在，因为最后的反水，在满人看来，无疑也是最大的叛逆。可站在吴三桂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一个大冤枉。 至于吴三桂，实力声望功业权势，尚可喜不能比，耿精忠更不能比，则要从长计议，暂不动他为宜。云南苗蛮杂处，形势复杂，吴三桂长居此地，情况熟，底子厚，继续治理也不是坏事。另外，用换防，路途遥远，复杂艰险得很。况且所有对吴三桂忠诚度的怀疑均系猜测，并无真凭实据，贸然强行撤藩，恐不能令人心服。网络配图 讲得很有道理！可以说，绝大多数朝臣对马上撤吴，都是投了反对票的，包括大学士、图海等重臣显臣，只有刑部尚书莫洛、兵部尚书等少数人主撤，但那时的大事件并非议会制多数表决通过即可，反对者多也没用。 ，大手一挥，撤藩之奏一律恩准，三藩同撤，马上行动！众臣愕然，这可是他们认为的下下策啊！吴三桂们更是愕然，绝没想到，当初的如意算盘，结果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皇上怎么能这样？圣明何在？ 谁让你们认识不到狡兔死的道理呢？这么多年了，还执迷不悟。就说你老吴，历来同类者，要么再占个自家独立山头，要么交出一切安当钓鱼公，有几个两头摆、走中间路线能成功的？沐家？毕竟是少数，何况条件还不一样，人家和皇上啥关系！ 还想打小算盘？一般的皇上也就算了，可现在你们面对的可是那千年一帝，能不吗？ 什么轻率冒进、、褊狭固执、独断专行，一样不少，都端出来让你们瞧瞧，不要以为咱康大帝只想做个高大全平面的人，他也渴望多层面、多棱角、有立体感的，这样更有魅力嘛。 只是这次，康大帝另一面表现得不是时候。军国大事岂能儿戏？他想得太单纯、太幼稚了，纯稚得让人不可理解，简直匪夷所思。 他对实际情况根本就没有认真考虑过，更未静下心来设身处地感受一下三藩们的真实想法，迫切、冒进、固执、专断，完全占据了他的大脑，竟天真地以为，只要他的圣旨一到，他们马上会卷着铺盖回老家，困扰朝廷十几年的问题立刻就解决了。 也许有人会诘责，这分明是对康大帝的诬蔑之词，圣明之君岂会如此？史书上明确记载，康大帝曾经说过：“三桂等蓄谋已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卷二六九一《索额图传》）。 怎么讲呢，这清史类的东西，一旦针对帝王，向来都是极尽文过饰非、颠倒黑白之能事，圣祖尤甚。就说上面这一段，明眼人一观便知，睁着眼睛说瞎话呢，胡扯八道。 人家尚可喜，明明率先提出撤藩在前，大乱中至死未叛在后，对大清那个忠诚，日月可鉴也，怎能说蓄谋已久？再说吴三桂，前面分析了，哪有的事，就是狂贬他的清史书上，其实也找不到任何真凭实据的。 咱们还是继续往下看，一切更加豁然也。 耿精忠暂且不提，且说吴三桂，接到皇上恩准撤藩的圣旨，简直当头挨了一棒，可想而知那是啥滋味。热血疆场上的、云贵高原上的、荣华在手的富贵人生、权势在握的叱咤风云、昔日君主的皇恩浩荡、今日圣上的恩断义绝，等等，犹如过电一样，在他脑海中闪现，内心翻江倒海、痛苦不解、委屈愤怒、犹豫彷徨。网络配图 手下那帮随着他西讨南征的铁杆文臣武将们，更是震惊愤慨！既然皇上如此绝情，干脆反了得了，咱兵精将勇，怕他啥？老吴本还在徘徊犹豫，今见部属们拥戴，反复衡量后，也下定了起义的决心。 其实不这样又能怎么办呢？别看朝廷现在话说得好，对撤藩工作也抓得紧，，周密安排，力求给吴三桂们一个最温暖最舒适最可靠的，可一旦真撤后，地盘没有了，兵权也无了，像吴三桂这等风云人物，等待他的又会是什么呢？古往今来，政治上过河拆桥的事情太多了。 老吴有否此种想法，不得而知，反正决心已定时，他是自信满满的。比较一下，他以为自己文韬武略天下已无双，将士们又是百战之锐、忠心之辈，要是起兵无不从命；所据云南也是经营多年，地险财富（有天下富吗）；另有一批过去的老部下如现任陕西提督王辅臣等虽已调走，却可作为外应。 简说老吴的文武之才：四个女婿胡国柱、夏相国、郭壮图和卫朴，都是一时才具，或文或武或文武双全；另外武有吴国贵、吴应期、马宝、王屏藩、张国柱、高得捷等，文有方光琛、刘茂遐（字玄初）等，个个顶呱呱。 再看朝廷，皇上年方二十，乳臭未干，不堪大任，过去平定中原的名将大都凋零，剩下的及新起的一代岂是他的对手？其实老吴主观了点，事后也证实，康熙是没啥大本事，可清军新一代统帅有厉害的角儿，八旗依然很强，绿营同样不弱（都是汉兵，感叹）。另外，他也忘了，时间如果让人家凋零，自己与老部下们十一年来不也要走同样的路吗？ 还有一点，绝对不能忽视，那就是满汉之争。明亡清兴至今不过三十年，大陆抗清之火被扑灭也只在九年前（1664），汉人的故国之思岂能说忘就忘？就连做汉奸已很久的吴三桂，手下不也有胸怀反清复明之士？他的女婿、臂膀之一胡国柱就是。 何况满洲贵族对汉人的统治，必须正视，三十年来残暴多于仁慈，贱视多于平等，不客气地说，占据帝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好几的汉人只是二、三等的公民，地位不要说远不及主体满民族，就连蒙藏都不如，这是不争的事实。 如此环境，要说广大汉人在短时间内，都能地接受满洲贵族统治，那也太虚假了，即使有清三百年好像也没有吧。这次撤三藩，恰恰撤的也都是汉人，且不是一两个，而是牵涉几个大大小小的集团，足足六七万人呢，无形中触发了民族之感情，引发了民族之对立。网络配图 而正是这种客观存在的民族之争，不仅让三藩内部凝聚力更强，也是日后大乱爆发初期，虽然发动者是为人所不齿的昔日背叛者，的汉人响应者仍众的原因之所在。当然，跟着当朝的汉人也不少，尤其是那些既得利益者们；另外，坐山观虎斗的汉人同样不少。个中原因不想多说了，十七世纪汉民族的不断失败，根子就在于此。 切入正题。这边吴三桂们真的开始磨刀霍霍了，而康熙那边却还浑然不知，全力做着撤藩的前期准备工作，好几万人呢，漫漫长路，线路怎么走，沿途怎么接待，到目的地后又怎么安置，浩大的工程啊。 比起三峡移民恐也不简单吧。三百多年前的事了，没飞机、火车、汽车、轮船什么的，综合条件更是差之千里，尤其他们并非一般民众，而是三个强大的军民结合体，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康熙忙得，其间有很多专门御批，足以体现他对撤藩之事的重视与对被撤之众的关切，但从他的着眼点来看，倒能明确一个真相。 原来他忙了半天，没有一件触及假如吴三桂们有啥异常如何防范的问题，虽然《圣祖实录》之类书上有不少事后弥补这方面不足的大帝语录及其他相关言辞，但根本找不到能够证明当时朝廷哪怕有一点实际举措的证据。 这也侧证了康熙当初决定三藩同撤时，想的就是那么简单，认为圣旨一到，一切OK，大臣们想这想那，还分几步走，纯粹多虑。什么“撤亦反，不撤亦反”，事后遁词也。吴三桂们谋反之箭已在弦上，岂能不发？ 从此，吴三桂进入了人生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他前不见古人后不知是否有来者的人生也至此奠定。经过一番精心谋划，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终于正式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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