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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产生之前有时间是真的吗?

时间:2023-08-11来源:网络作者:小白

时间,对人类有着永恒的吸引力,既有“弹指一挥间”形容时间之快,也有“度日如年”形容时间之慢。

“在宇宙产生之前,有时间吗?”

这是一个困扰物理学的问题,也是令很多人着迷的问题。

如果说在宇宙产生之前有时间,那么时间就是一种独立的,不依附于别的东西而存在的特殊存在,可是所有的事物都是在宇宙产生之后才有的,时间这种特殊存在又是什么呢?

回答没有时间,则会陷入另一种迷思:“天地初开”之前是什么呢?没有时间的存在又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似乎哪一种回答都不能令人满意。

康德的先验哲学,变革了时间观,作为感性纯直观的时间,给这个问题的思考提供了另一种路径。

虽然宇宙产生于爆炸是非常晚近的理论,然而对宇宙产生之前的困惑,却不是现代科学独有的困惑,在中世纪,这个问题的形式为“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前有没有时间?”

时间在古希腊并不成为问题,只有到了后来才变成了问题。

宇宙产生之前有时间吗?| 康德先验哲学对时间的变革

在古希腊,时间被视为一种独立存在的客体,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者。

泰勒斯曾说“时间是最智慧的,因为它发现一切。”

这和人们对于时间的日常经验非常吻合,就像人们常说,“时间可以证明一切”,暗示了时间所具有的巨大力量。

用赫拉克利特的话说就是,“时间是一个玩色子的儿童,王是儿童。”

万物在时间中展现,万物因时间而产生,又在时间中消亡。

可是这样一来,在时间中的万物就是变动的,缺少一个恒常的存在。

古希腊哲学寻求“万物的本源”,最开始是从自然界,也就是现象界寻找的,例如泰勒斯的“水”,赫拉克利特的“火”等等。

但是如果整个现象界是在时间中呈现的,而时间又是流逝变动的,这让现象界在时间中摇曳,产生了不确定性。

赫拉克利特说“既存在又不存在”,赫拉底鲁说“人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就是对现象变动的表述。

宇宙产生之前有时间吗?| 康德先验哲学对时间的变革

这样的不确定性不符合“本源”的要求,于是从巴门尼德开始,古希腊哲学从现象转向思想求得本源,于是有了巴门尼德的“逻各斯”,柏拉图的“理念”。

一门寻找现象界之外的“本质”的学问,被亚里士多德命名为“现象之后”,就是“形而上学”。

近代,牛顿以物理学的形式为作为特殊存在的时间赋予了“科学”的根据。

寻求“本质”的事情交给了“形而上学”,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现象界,只要现象界在时间中是确定的,科学的结论就很稳固。

然而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启了认识论转向,情况发生了变化。

对现象界的认识来自于“思”,这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人是怎样认识现象界的呢?或者说,人可以认识现象吗?

如果认识是来源于经验,那么自然科学就变成了对经验的归纳。例如几何学,是建立在空间之上的,人凭什么从经验中没有的概念(三条线)构造出新的东西(三角形)呢?

经验归纳的问题,容易出现例外。

罗素曾经幽默地形容休谟的问题是“被按时喂养的火鸡,怎么也归纳不出在周三的晚上要被杀掉。”

在澳大利亚发现黑天鹅之前,人们的经验中天鹅都是白的。

一旦取消了时间和空间的绝对性,就无法保证人与现象界之间稳固的联系,休谟的破坏力凸显——因果关系只是习惯联想,没有什么必然性可言,科学大厦摇摇欲坠。

宇宙产生之前有时间吗?| 康德先验哲学对时间的变革

如果时间有着绝对实在性,是自在的存在,科学倒是有了可靠的基础,在时间中的人也和现象界都有同样的规律,因此也得以认识现象界。

但这种作为绝对存在的时间就是“万物之王”,在时间里的人,也和物一样,受因果律的约束,没有自由可言。

时间变成了人的存在方式,一切都遵循时间的安排,取消了人的自由。

似乎很难有两全其美的答案。

“头上的宇宙和心中的道德律”都是康德的心头好,他既不愿意看到科学受到质疑,更不愿意牺牲人的自由,他的先验哲学意图拯救“现象”,捍卫“自由”,把时间变成了”人的时间”。

还原最真实的三国群雄之袁绍:四世三公官渡落寞

,一个本应在群雄割据的末年历史上大放异彩的名字。一个拥有着“四世三公”显赫家世的官宦才俊;一个雄踞冀、并、青、幽四州的诸侯霸主;一个统辖数十万兵马的东廷“大将军”。然而,这位东汉末期势力最大、实力最强的一方诸侯,却随着一场关乎生死的“官渡大战”而迅速落败,最终在忧愤惭羞中命赴黄泉,所创基业也尽付之手,实在令后人惋惜感叹。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人,由于家族的显赫,使得少年时的他即闻名天下,据《》所载,“绍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可见,袁绍在天下震荡的东汉末年,在“名门望族”的光环之下,并不是一个虚靡度日的纨绔子弟。相反,他是一个年轻有为、胸怀天下的杰出人才。 东汉后期,外戚宦官交替干政,往往处于傀儡甚至随时身死的境地,在灵帝驾崩之后,大将军立妹妹何之子为帝,是为少帝,并且与袁绍密谋,想借此机会诛杀宦官。不料何太后却反对诛杀宦官,不得已,何进只得命西凉刺史入京,想要以此胁迫何太后就范,而此时宦官们的表现却是“黄门、常侍闻之,皆诣进谢,唯所错置”。袁绍劝其乘此机会诛杀宦官,而何进却被宦官们表面的“恭顺”所迷惑,没有采纳袁绍的意见,最后被宦官们诛杀。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袁绍那敏锐的政治嗅觉,这就足以证明袁绍并不是一个昏聩暗昧之人。 董卓入京之后,欲废少帝而立陈留王为帝,在试探袁绍意见时,袁绍意见与其相左,于是二人心生嫌隙,但由于董卓势大,袁绍最终只能“横刀长揖而去”,袁绍由此出奔冀州。而董卓在听了侍中周毖、议郎何颙等人的劝进之后,反而任命袁绍为渤海太守,封邟乡侯。这就为袁绍积蓄发展势力争取了时间,在董卓荼毒京都洛阳之后,激起了百姓乃至各路诸侯的反抗之心,于是就有了十八路诸侯共讨董卓的“义举”,而袁绍也因为家世的渊源而被推为“盟主”,但由于各路诸侯心怀鬼胎,讨伐最终失败了。但袁绍却因祸得福,赚取了冀州,并从此接连取得了并、青二州,使实力进一步壮大。可是,在袁绍的政治生涯中,他却接连犯了数个致命的错误,以至原本所创的大业全部付诸东流,使原本大好的形势也发生了逆转。 一、拒接天子,失天下之柄 袁绍因为董卓所立天子不合自己的心意,因此在谋士提出将天子迎回邺城的建议时,拒不采纳,以至被曹操抢了先机,把天子迎到了许都,最终形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而袁绍此时却后悔不迭,好在此时幽州已落入他的手中,他坐拥着冀、并、青、幽四州,势力达到了顶峰。殊不知,此时的集团已打下了败亡的伏笔。 诚然,天子在当时已经沦为权臣诸侯手中的木偶,早已威严扫地,更不要说号令天下了,从表面看,确实毫无用处。但是,各路诸侯不管实力如何,皆不敢代汉自立,即使是拓展地盘,也要打着“匡扶汉室”的旗号,这也反映出汉室“正统”的影响力,袁绍拥有着如此之强的实力却没有认清这个问题,没有打出这张分量极重的“王牌”,实在是可惜。试问,坐拥四州之地,又有天子在手,在政治上,天下何人敢不奉从? 二、任人唯亲,培植小集团 除了自己留居冀州外,袁绍命长子袁谭守青州、中子袁熙守幽州、外甥高幹守并州。这就为袁氏集团埋下了分裂的种子,早在袁绍命袁谭守青州时,谋臣就曾劝谏说:“必为祸始。”但袁绍却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孤欲令诸儿各据一州也。”事实证明,袁绍死后,诸子争位,也进一步削弱了袁氏集团的实力,为曹操彻底消灭袁氏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三、因子疾患痛失良机 在建安五年时,曹操攻伐,谋臣劝袁绍袭击曹操的后方,袁绍却以爱子患病为由,拒绝出兵,气的田丰拿着手杖敲击于地说:“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之病失其会,惜哉!”最终曹操击败了刘备,进一步壮大了实力,日后成为了他的大敌,这实在是养虎为患之失。 四、用人失当,大将被斩 、,乃袁绍两员大将,可是在遣将与曹军对阵时,袁绍却不能知人善任,面对沮授的劝谏,拒不听从,最终使颜良被斩于白马,文丑被斩于延津,挫伤了自己的锐气,对官渡大战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由此可见,袁绍败亡之肇始。 五、生死官渡,元气大伤 在官渡大战之初,沮授曾劝谏说:“北兵数众而果劲不及南,南谷虚少而货财不及北;南利在于急战,北利在于缓搏。宜徐持久,旷以日月。”可是,袁绍却又一次拒绝了这个极为正确的建议,起兵疾攻曹操。在曹操与其僵持之时,因为粮草匮乏,军卒多有叛逃,这时沮授又提议:“可遣将蒋奇别为支军于表,以断曹公之钞。”再次被拒绝,最终在这场战事中落得大败的结局,袁绍与长子袁谭率残骑退回河北,从此一蹶不振。 其实,早在官渡大战前夕,谋臣田丰就曾劝谏说:“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不如以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脩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於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可惜,袁绍在盛怒之下,将田丰下狱,执意要攻打曹操,等到兵败回归河北,即将田丰杀死,这也可以看出他性格中偏狭的一面。 官渡一战,决定了袁绍霸业的全面衰退,从此袁绍再无力南进,不久在悲愤中离开了人世。这位“四世三公”的官宦世家子弟,最终没有敌过曹操—这一普通的士族子弟,在官渡的烟尘中渐渐落寞下去,我想,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势力一步步壮大后的骄矜之意,更多的还是他性格中那些致命的弱点,《三国志》言其“内多忌害”,所言不虚啊!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三国本来两位大将命运十分相似,都是死于对手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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