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据云南德宏发布消息，近日，国际知名期刊《Herpetologica》发表中国科研团队关于伞虎新物种的研究成果，将在盈江发现的新伞虎正式命名为盈江伞虎。这是继版纳伞虎之后，我国发现的第二种伞虎亚属物种，为云南“生物多样性宝库”再添标志性新成员。 盈江伞虎 伞虎，隶属于有鳞目壁虎科壁虎属伞虎亚属，是一类极具生态适应性的树栖爬行动物。这类动物最显著的特征是拥有扁平的尾部，体侧及四肢周围发达的翼膜状皮肤皱褶，且指趾间具宽大蹼膜——这些特化结构赋予它们在雨林树冠层间灵活滑翔的能力，因此也被称为“滑翔壁虎”，是自然界中“拟态与运动适应”协同进化的典型代表。由于其特殊的生活习性，野外调查中难以发觉，以至于我国在2016年才首次记录有伞虎分布。 盈江伞虎的发现，始于一次偶然的观测。2022年6月，盈江县观鸟协会理事长曾祥乐在盈江县石梯村区域首次发现该物种，当时这只亚成体雌性伞虎正栖息于树干之上，其体色与树皮完美融合，展现出极强的伪装能力。这一发现随即引起科研界关注，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车静研究员团队迅速介入，联合云南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等单位开启系统性研究。 盈江伞虎 此后3年间，科研团队先后开展多次实地科考，采集标本并进行细致的形态学观测与分子遗传学分析。通过对比盈江伞虎与已知伞虎物种的18项关键形态指标——包括吻肛长、尾部皮瓣数量、前臂前缘皮瓣位置、背部横纹特征等，结合线粒体ND2基因片段的系统发育分析，科研人员最终确认：盈江伞虎与版纳伞虎虽互为姐妹群，但二者在前肢腕部的皮膜形态、尾节形态和色斑上存在明显不同，线粒体遗传差异更达到了9%。 值得关注的是，盈江伞虎的发现，首次将伞虎亚属的已知分布北界进一步拓展，成为目前该亚属中分布最北的物种。 此次发现，是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联合地方保护机构、民间科研力量协同攻关的成果，体现了“科研机构+基层保护+公众参与”生物多样性调查模式的有效性。盈江伞虎的命名与发表，进一步印证了我国西南边境地区物种多样性的独特价值，再次凸显该区域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重要地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澎湃特约评论员 周威 据@铁路南京站通报，10月27日，一头野猪闯入南京南站至紫金山东站间高铁联络线，与D5515次列车相撞，引发设备故障停车。随车机械师下车排查处置故障时，被邻线列车碰撞，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记者注意到，南京市的野猪已经泛滥成灾。南京市林业站站长孙立峰接受媒体采访称，南京8个行政区均有野猪分布，且种群密度呈总体上升趋势，从2021年的每平方公里3.24头增加到2023年的4.43头。而此次高铁事故发生地附近的紫金山区域，就是野猪的主要分布地区之一。 从2017年开始，就多次出现过野猪闯入市区事件，南京市还曾编制过偶遇野猪指南，画出野猪出没的重点区域，提醒人们注意防范。就在本月，也出现过野猪闯入酒店大堂、被困马路围栏事件。 澎湃评论： 城市发展与野生动物保护的博弈 这名机械师的不幸让人痛心。很多人在看到这条新闻时，也会产生一些疑问，比如悲剧到底是个意外，还是因安全管理不到位造成的？更具体点说，当列车遭遇野生动物碰撞等突发状况时，是否有足够规范的处置流程？特别是在临近线路仍有列车通过的情况下，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如何保障？这还有待相关部门的进一步调查和信息披露。 与此同时，事故确因野猪撞上高铁而起，此事也再次将野猪与人类的“领地之争”话题，推到了公众视野。 野猪泛滥，已是个老话题。据报道，我国目前有26个省份857个县区存在野猪致害的情况，野猪“下山进城”主要是为了获得食物，也可能与想要开辟新领地有关。对于不同地区来说，野猪致害的影响也不一样，在农村主要是破坏农作物、种植的药材林果等，在城乡接合部主要是对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以及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构成威胁。 野猪泛滥，其实是生态环境改善带来的“副产品”。在这方面，南京可谓典型。作为长江下游生态资源最丰富的城市之一，南京独特的地形地貌——江河湖泊与山地丘陵的交织，为野生动物的生存繁衍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很多国家一、二级珍稀野生动物（如长江江豚、黑鸢等）都有较大规模的种群存在，就是生态环境向好的力证。但是，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又使得城市不断向山区拓展，人类活动空间与野生动物栖息地的边界日渐模糊。 生态的改善带来了新的挑战：野猪等野生动物因缺乏天敌制约，数量快速增长，加之其超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和觅食范围的扩大，与人类活动的交集愈发频繁。特别是每年进入秋季，野猪迎来繁殖高峰，其活动范围因为求偶、觅食等行为的影响会进一步扩大，这一时间段也成了野猪“肇事”的高发期。 面对横冲直闯、性情凶猛的野猪，怎么办？ 野猪已经被移出“三有”动物名录，通过科学组织捕猎来控制其数量、减少其致害性，是一个比较直接的办法。不过，我国的很多野猪栖息地都在自然保护区内，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和《自然保护区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这些区域都是禁止狩猎的。此外也有专家指出，一旦开了狩猎的口子，狩猎枪支管理、捕猎装置的贩卖和使用管理如果不当，很可能殃及其他野生动物，让经过巨大努力取得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恢复成果功亏一篑。 所以，需要建立起一个多层次的防范和补偿体系，既要保护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又要维护好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在农村地区，野猪对农作物的破坏一直是困扰农民的一大难题，由此带来的赔偿问题也由来已久。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农业保险制度，但野生动物致害往往游离于保险范围之外。一些地方虽然设立了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基金，但补偿标准不一、申报程序烦琐，导致农民积极性不高。现实表明，需要省级等更高层面建立统一的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机制，让受害群众能够及时得到合理赔偿，减少损失。 对于高铁、公路等重要交通设施，需要加强防护措施。比如，南京作为长三角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境内高铁线路密布，一旦发生野生动物入侵，后果往往严重。因此，在野猪活动频繁的路段加装防护设施、安装智能监测预警系统，都是必要的投入。同时，也要考虑修建生态通道，为野生动物活动留出安全道路，这也是减少人兽冲突的有效办法。 从长远来看，野猪致害问题的治理需要多管齐下。一方面要加强对野猪种群的科学监测和管理，在确保生态平衡的前提下，适度控制其数量；另一方面也要在城市规划中预留足够的生态空间，避免人类活动过度挤占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一些生态资源丰富的城市，在推进城市化的同时，更要注意保护好生态廊道，维护生物多样性。 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类似的野生动物“肇事”事件或许还会时有发生。只有建立起科学的防范机制和合理的补偿制度，才能更好地应对城市化过程中的各类生态挑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本期编辑 邹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