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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志超以骁勇善战著称,甲午战争中却弃城而逃,有这样三个真相

时间:2023-08-11来源:网络作者:小白

叶志超是甲午战争中倒数第一的能跑将军,是中国人最羞于提起的一名战将,但只能说叶志超是晚节不保,因为他并不是天生的孬种,光绪再昏庸,李鸿章再糊涂,也不会把一个怕死鬼派到前线去担当大任。

叶志超早年的经历还是很值得一提的。他的英勇善战在晚清可以说是少有人敌,数一数二。

叶志超有"虎将"之称,光绪曾说他跟僧格林沁一样厉害,是"僧帅第二",叶志超曾被朝廷授予一个"洋"名字巴图鲁,这是满清为了奖赏能征善战的功臣特别设立的。当然叶志超也曾达到过打工仔的最高荣誉证书——黄马褂。由此可见,叶志超真不是泛泛之辈。

叶志超是安徽人,安徽是淮军的大本营,因此叶志超自然也是在淮军中成长起来的。自从叶志超从戎之后,他的命运就跟淮军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叶志超(1838~1901),字冠群,也确实是勇猛冠群,出类拔萃。叶志超壮年的时候人称"叶大傻",本来他人不傻,就是打起仗来不要命地往前冲,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愣头青。因此叶志超身上的刀疤遍布,跟纹身一样。

说来也怪,越是在战场上不怕死,玩命杀敌的人,越是死不了。每次叶志超都是九死一生,每次都能被上天眷顾,化险为夷、死里逃生。越是这样叶志超也越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

说来也怪,叶志超没有上过学,也没有上过军校,没有上过宋江武术学校,更没有跟人拜师学武,但他武艺高强,勇猛过人。叶志超小时候父母双亡,在舅舅家长大。据他舅舅回忆,叶志超小时候梦里在跟人说话,醒来后到院里自己使刀弄棒,使得有来有去,叫人诧异。因此村里人都说他是天兵天将下凡,来拯救大清江山的。

就连叶志超的上级领导也深信,他不是普通人,不会被打死,所以打仗总派他去打头阵,而叶志超也总是在战场上表现英勇,总能出色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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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志超开始在淮军中比不出名,是捻军作乱造就了他。

清朝统治腐败,民不聊生,人民不堪压迫、纷纷揭竿而起。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捻军,捻军从1853年开始造反到1868年被镇压,历时十数年,影响到皖苏鲁豫等地,人数最多时达数十万,规模之大,影响之广,仅次于太平天国,把满清皇帝吓得惶惶不可终日。

但满清命好,太平军遇到克星湘军,捻军遇到天敌淮军,如火如荼的捻军硬是让淮军给轻松地摆平了。

而在镇压捻军的战斗中,叶志超一马当先,无战不上,战功显赫、一举成名。对于叶志超的表现,满清皇帝当然是非常开心,给予充分肯定,叶志超"巴图鲁"的称号就是在摆平捻军之后获得的,这可是好多汉人大臣一辈子孜孜以求而难得的最高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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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的叶志超可谓是国家栋梁,常胜将军、盖世英雄。

可是人说盖棺才能定论,在甲午战争的朝鲜战场上,叶志超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从冲锋在前,一马当先的将军。变成了一个向后冲锋的逃命将军。丢尽了中国军人的脸,辜负了大清对他的殷切希望。

光绪二十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向满清政府发出求救。中日虽然没有正式过招,但李鸿章心里对日本人也发憷,先打探日本人的口气,那意思是说,朝鲜邀请了,你看咋办。

日本国力强盛,铆足了劲等跟满清较量,于是就挖了个坑,说你看着办吧,我们不管。

李鸿章这才吃了定心丸,让叶志超带了两千人就过去了。日本人一看李鸿章上当了,立马出兵,中日之间的一场对决开始了。

叶志超是第二批到达朝鲜的,是增援先期到达的中国军事的,承载了朝廷的殷切希望,因为叶志超英勇善战还是个大福将啊。

可是叶志超的表现意想不到,先是欺负朝廷没有千里眼谎报军情,把吃败仗说成是取胜,哄得光绪屁颠屁颠的。当日军兵临平壤城下的时候,叶志超先是举白旗对日本人说我要投降,等日本人满心欢喜张罗着受降的时候,叶志超丢下武器带着万余清兵夹起尾巴就跑。

朝鲜军事一看我们搬来的救兵这副孬种样也哭笑不得,气不打一处来,拿起枪就开火,枪口不是对准日本人而是对着中国逃兵的屁股打起来。

叶志超在逃出平壤后,还有机会利用朝鲜的地形站稳脚跟阻击日军,等待援兵.可是他根本就没有打的意愿,拒绝了部下阻击的建议,一溜烟往回跑,风驰电掣般跑了几百里直到过了鸭绿江才长出一口气。

叶志超的糟糕表现把皇上气坏了,提起刀子要宰了他,李鸿章赶忙劝阻,叶志超才免于一死,被免职回家。回家之后又羞又愧,不到一年就一命呜呼了。

看到这段古代,好多人都会纳闷,叶志超在国内和朝鲜的表现判若两人,到底是什么真相让能征善战的叶志超变成了逃跑将军?

1、 对手变了。

中国的军事向来都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镇压自己人很有能耐,跟外国人打就成草包了。那时候的日本经过了明治维新,国力空前强大,就像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年轻力壮。而满清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百病缠身,两国实力太悬殊,根本就不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

2、 地位变了。

早年的叶志超出身贫苦,没有顾虑,所以到战场上奋不顾身、无所畏惧。功成名就的叶志超锦衣玉食、美人娇妻,去打仗就顾虑重重了。

出征的时候,叶志超就不想去,托老乡周馥(李鸿章亲信)给李鸿章求情。李鸿章说到那儿也不一定真打起来,你怕什么?

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生出犄角像老鼠。叶志超得到的东西太多了,难以舍弃。

3、 目标变了。

早年的淮军拼命镇压义军,想在主子跟前邀功,一旦有了资本最大的愿望就是保本,别被吃掉,一旦没有资本,自己在权斗中就没有了筹码。

在出发前,李鸿章反复叮咛"点到为止",让叶志超有恃无恐。所以在吃了败仗皇上勃然大怒的时候,李鸿章才敢冒着风险为逃将说清。一般情况下,躲避还来不及呢,李鸿章竟然奋不顾身为叶志超求情,其中真相不言自明。

在李鸿章看来,朝鲜战场就是一个小品,无关紧要。也不会危害大清江山,保存实力才是重头戏。

以上三条真相让叶志超从一头战场猛虎变成了一只怕死的老鼠。

“九一三”后的邱会作:保外就医后仍怀念秦城监狱

邱会作(资料图)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邱会作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当作林彪反革命集团“四大金刚”之一的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期曾红极一时,而随着林彪事件的发生,邱会作也跌下古代的舞台。从“红小鬼”到共和国中将,从祸国权臣到阶下囚,最终成为一个寻常的耄耊老人,邱会作的一生扮演了几个大相径庭的角色,颇值得世人寻味。我们不妨拂去古代“拷贝”的尘埃,对邱会作不同时期的人生片段作个“回放”,以飨读者,为官所省,为人所鉴。从“红小鬼”成长为高级将领1929年,革命武装斗争的烽火在赣南地区熊熊燃烧,年仅15岁的邱会作,在他的家乡兴国县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成了一个“红小鬼”。那时邱会作虽然年龄小,身体瘦弱,但脑子活络,每次上级交下来的送信联络之类的任务,他都能克服种种困难按时完成,深得战友们的喜爱。没读过什么书的邱会作,也有意识地和那些有“墨水”的战友、领导多接近,请他们教自己认字学文化。仅两三年时间,他就凭着自己的聪明勤奋,写出有模有样的宣传标语,编出有板有眼的顺口溜,因而没到20岁就当上了红五军团的宣传队队长。红军在不断发展壮大中,于上世纪30年代初组建了后勤机构,当时叫供给部,才20出头的邱会作被任命为军委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由此,邱会作的戎马生涯与我军后勤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在解放前后,他也曾离开后勤,任过许多政工领导职务,但最后还是操起了“老本行”,当上了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天生是个干后勤的好料子,周恩来在上世纪50年代末,就曾表扬过他是我军优秀的后勤部长。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里,缺衣少粮是部队天天头痛的老大难问题,邱会作总能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想方设法筹到粮食,搞到棉布。应当说,他为人民解放军的后勤工作,做了许多值得称道的工作。年轻时的邱会作,是个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的后勤干部。虽然他管钱管物,但从不占公家的便宜,相反的比一般人还节省,处处想着部队。他在当粮秣处处长时,曾将自己一点一点积累下来的盐巴,送到卫生部充作公用。战争年代腥风血雨,当红军干革命时刻有掉脑袋的危险。那时的邱会作,无论形势多么严峻,处境多么艰险,始终没有退缩过。在红军长征途中,邱会作负了伤,组织上准备留下他,可是他坚持跟着部队走,到后来实在走不动了,他便把自己平时攒下的几块大洋拿出来送给老乡,请老乡背着他追赶部队,背一天给一块大洋,当老乡背了3天赶上了部队时,他的腿部都化脓发炎了。在党组织的教育培养和自身的努力下,邱会作在革命队伍里进步很快。抗日战争时期,他便已担任军委供给部副部长,后又调任豫皖苏边区财政委员会主任兼新四军第四师供给部政治委员、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邱会作在部队几次编制调整中,先后出任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第二十二分区地委书记兼赤峰军分区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五军政治委员等职。邱会作与林彪认识和接触,大概就是从东北战场开始的。当时,他追随时任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的林彪,先后转战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战场,打了不少硬仗、恶仗和漂亮仗。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等重大战役战斗中,他所领导的部队,多次担负正面主攻任务,攻城拔寨,无坚不摧,立下了赫赫战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没有忘记邱会当作革命事业所做的贡献。1951年起,他历任第十五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第二副主任,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1955年9月,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度,他被授予中将军衔。客观地说,邱会作从“红小鬼”走到共和国中将这一步,与自身的革命业绩是分不开的,至于后来他任总后勤部部长,又兼任副总参谋长,则与林彪的“提携”有着莫大关系。甘为林彪的棋子以“报恩”由于邱会作是林彪老部下,所以在1959年,林彪一当上国防部长,就提升他为总后党委第一书记。对此,邱会作心中感激不已,不止一次在家人面前感慨:还是自己的首长最贴心。真正让邱会作对林彪感恩的,要从罗瑞卿事件说起。林彪任国防部长以后,名为“休息”、“养病”在家,实则处心积虑网罗羽翼,酝酿着篡党夺权的阴谋。当时军事的大量实际工作都由总参谋长罗瑞卿承担,他看不惯林彪搞的那一套,对其种种行径进行了抵制和斗争。这样一来,罗瑞卿就成了林彪的“眼中钉”。到了1965年初,总后有人揭发邱会作有腐化堕落问题,罗瑞卿表示支持总后召开党委常委会对邱会作进行帮助。邱会作听到风声,仗着与林彪的多年老关系,悄悄跑去告状。林彪早就把邱会作盘算在自己的心腹大员行列中,当即出面将邱会作保了下来。从此,邱会作对林彪的感恩之情日盛一日;同样的,他对罗瑞卿也埋下了仇恨的种子。1965年下半年,林彪开始了对罗瑞卿的迫害。邱会作与叶群经过精心策划,于12月8日至15日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对罗瑞卿进行恶意围攻。既可为林彪“尽忠”,又可为自己报仇,这样的机会邱会作岂能放过?他经过搜肠刮肚地精心准备,一连在会上发了四次言,恶毒攻击罗瑞卿,说其“要在军事造一个罗家天下”。他与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一伙配合默契,轮番上阵,实际上已完全成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马前卒”。此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邱会作可谓是官运亨通。在林彪的操纵下,他先是当上“三军造反派”的“领袖”,后又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军委办事组成员。他伙同吴法宪、李作鹏带领一大批人大搞军事派系争斗,弄得军事人心惶惶,乌烟瘴气;同时他们还变本加厉,把魔爪伸向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彭德怀等将帅,丧心病狂地对他们进行诬陷迫害。此时在邱会作的眼中,林彪无疑就是自己生命中的“大救星”、仕途上的“大福星”。他在“遇难周年”时写信给叶群,再一次表示对林彪“海枯石烂不变心”,还选制了象牙底座的台屏当作效忠礼物献给林彪。对邱会作的“忠心”,林彪大为满意,在他的又一次张罗安排下,邱会作于1969年4月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此时的林彪野心昭著,党内的斗争错综复杂,形势相当严峻,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虽然邱会作帮助林彪干了不少事,但他遇事沉不住气的性格还是让林彪夫妇不放心。于是,在1970年初,叶群为了稳住邱会作,亲自写了《咏菊》诗赠送给他,用“宁可枝头抱蕊老,不能摇落坠西风”,暗示他不要动摇。邱会作随即把诗刻在菊花砚上,回赠叶群,表示决不动摇。事实证明,林彪夫妇对邱会作的“敲打”是有道理的。从邱会作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可见一斑。“文化大革命”把林彪推上党内“第二号人物”的高位,然而,野心勃勃的林彪希望在国家职务中也能取得与他在党内相称的地位。可毛主席却有自己的想法,建议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在此大背景下,林彪便想通过1970年8月23日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串通同伙,弄个国家主席当当。于是,便有了林彪、陈伯达、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在会上大肆鼓吹“称天才”的丑径。在他们看来,只要证明“马恩列斯”、毛主席是天才,宪法中就能写进“设国家主席”这一条。邱会作在会上参加西北组的讨论时说:“林副主席说‘毛泽东是天才……’可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林副主席……”尽管林彪及其心腹费尽心机,但并没能达到目的。8月25日,毛主席得知林彪等人在会上的动作后,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制止了有关“称天才”的讨论,并让周恩来等人连续同吴、李、邱谈话。邱会作当时心里就慌了,一再提出要从会议记录中剪去他的发言记录。这时,叶群赶紧出面为其壮胆:“你们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邱会作这才稳住阵脚,在谈话中没牵扯出林彪来,只讲了自己的错误。通过这次真刀真枪的考验,林彪夫妇对邱会作的信任度有所降低,以至于后来抢班夺权的核心行动,邱会作没有被派上更大的用场;而邱会作自此对林彪的“尽忠”行为也有所收敛。这也是他后来站在人民的审判席上时,在“四大金刚”中判刑最轻的主要依据。十载囚禁生涯从悲观到轻松1971年,当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邱会作便自知大难临头,整个人精神恍惚,睡不好,吃不香。对九一三事件尚不知情的妻子胡敏曾不止一次问他如何回事,邱会作只是摇头叹气。果然,在9月24日早晨,邱会作从家里出去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再也没能回来。那天上午8点30分,周恩来以毛主席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宣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反省自己的问题。接着,邱会作被带往位于顺义县的北京卫戍区第三师师部,在那里生活了5年又3个月。一下子从要权在握的将军,跌落为人人唾弃的阶下囚,邱会作自然是难以适应。首先是伙食问题。开始,他们每天只有8角钱的伙食费,后来黄永胜向毛主席、周恩来写信,提出改善伙食的要求。毛主席说:黄、吴、李、邱应该吃好,有资格吃好,也有钱吃好。也许毛主席说此话的真相,还是想到了这些人曾为革命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对建立新中国有贡献。这样,从1971年11月1日起,邱会作的伙食就有了巨大的改善,鱼肉不断。在隔离审查期间,中央专案组隔三差五地提审邱会作,要他交代问题。以往都是自己审问别人,现在成了别人审问的对象,开始几个月,邱会作心里既恐慌又悲观。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在反省中也想开了,对自己所犯下的反革命罪行供认不讳,在审问中也积极主动地配合。一个人一旦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行,无所奢望了,思想上和精神上都会放松下来。邱会作就是如此,告别了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摆脱了林彪夫妇的牵制,自己的罪行该交代的也交代了,他精神上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日常除了在规定的地方小跑锻炼,还与看守人员聊天,睡觉也有规律。1976年12月,邱会作被押解到北京秦城监狱。在这里他又呆了近5年时间。秦城监狱的伙食标准仍是一如既往,冬天房内有暖气,半个月可以洗一次澡,可以使用抽水马桶,生活上并没有像真正的囚徒那样难过。以致后来邱会作保外就医,离开秦城监狱刚到西安时,还说了这样一番话:“这里没暖气,洗澡看病又不方便,你们带我回北京监狱吧!”在经历了长达近10年之久的囚禁岁月后,邱会作等一批反革命集团主犯终于等来了人民的公正审判。1980年12月10日,在特别法庭的第二次审判中,对邱会作的犯罪事实一一进行罗列举证:他在林彪的指使下,对总后李聚奎、饶正锡、汤平等一些领导干部,以“叛徒”、“阶级异己分子”、“牛鬼蛇神”、“里通外国分子”等等莫须有的罪名,进行了诬陷和残酷迫害,其中汤平被迫害致死。邱会作对他的犯罪事实低头认罪,表示接受惩办和改造。最终法庭宣判:判处邱会作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刑期从1971年9月被抓时算起。对此,邱会作很欣慰,因为他是“四大金刚”中判刑最轻的一个,其他3人均判为17年。晚年的平静生活1981年8月,考虑到邱会作等人年事已高,曾经为革命事业立过功的事实,党中央作出对他们“保外就医”的决定。邱会作的老伴胡敏原籍是陕西西安,这10年来也一直过着被审查、改造的日子,随着邱会作的保外就医,老两口得以团聚。1981年9月,邱会作正式到胡敏的“娘家”定居。晚年的邱会作“妇唱夫随”,由此曾被不少媒体打趣为“陕西倒插门的老女婿”。刚到西安,老两口居住在民宅区,房间面积比较窄小,每月生活费100元,过着一般市民的生活。到1983年,他们的每月生活费增至200元、30斤粮、半斤食用油,有病在省人民医院就诊。胡敏对老伴晚年的生活照料颇为尽心,到西安不久,便重操起医生的旧业,开了个小诊所,一来可以贴补家用,二来也方便有心脏病、肺气肿等疾病的丈夫打针吃药。在西安,邱会作曾多次住院,他一住院,胡敏就会跑前跑后照顾丈夫。当这对步履蹒跚的白发老人,相依相伴地出现在医院的走廊和病房时,人们心中便渐渐淡去对邱会作的憎恨,取代的是对人非境迁的感慨。虽然已是平民一个,邱会作仍非常留心国家和世界大事。20世纪80年代,他的经济条件不允许订购报纸,他就采取快借、快读、快还的方式,向左邻右舍借报纸看,邻居也都愿意借报给他。邱会作的一生多半从事军事的财政经济工作,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尤为关心,经常在人前人后发些议论,畅谈自己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观点。除此之外,他把大部分时间用来练毛笔字和写回忆录。用他自己的话说,练字可以修身养神,充实生活;写自传可以省行悟事,对古代和后人有个交代。上世纪90年代初,邱会作夫妇的居住条件得到较大改善,组织上将他们安排在西安市南郊某干休所安度晚年,住房面积约170平方米,与原本的相比,真是天壤之别。邱会作每月的生活费也跟着涨至1500元,组织上还专为他配了一辆轿车。对此,邱会作及其家人都很感动,他们不止一次地向地方政府表示感谢。晚年生活衣食无忧,丰富充实,使得邱会作身体硬朗,精神饱满。只要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感到这位老人坐有坐相,站有站姿,腰杆笔直,走起路来挺胸昂头,说起话来声音洪亮,且思维条理清晰,废话不多,丝毫看不出是个年过八旬的老人。2001年底,邱会作因多种老年病缠身,被接回北京,组织上安排他住在协和医院高干病房进行观察医治,直到次年7月18日在医院安然逝去,终年89岁。来源:人民网

程 潜:带领湖南和平解放的“老上司”

程潜(1882-1968),字颂云,湖南醴陵人,1949年加入民革。1949年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湖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湖南各界代表会议协商会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队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民革第二届中央常委,第三、四届中央副主席。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1949年9月初,新中国成立前夕。北平一片忙忙碌碌的景象。9日这一天,毛主席忽然放下手头的工作,与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乘车离开中南海,直奔火车站。这个时候,人民解放军正在向全国大进军,各地的政协代表、进步人士纷纷抵达北平,新中国马上就要宣告成立,毛主席的忙碌,用日理万机形容毫不夸张。这次,让毛主席推开其他要事去车站迎接的这个人,确实不一般,他就是被毛主席尊称为“老上司”的国民党元老——程潜。到北京:毛主席去车站亲自迎接1949年8月30日,毛主席亲自草拟电文,邀请程潜来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程潜乘坐的专列于9月9日抵达北平时,出现了文首那一幕。当晚,毛主席还在中南海设宴为程潜洗尘。19日上午,毛主席又到程潜下榻的北京饭店看望程潜,与他亲切交谈。共进午餐后,毛主席邀请程潜游览天坛,并约陈毅、粟裕、罗瑞卿、张元济、陈叔通、陈明仁等同游。毛主席(右二)与程潜(右一)张元济(右三)1949年9月在北平天坛。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开幕,程潜当作特邀代表参加了大会,并随后加入了民革。在会上,他回顾了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的经过,深有感触地指出“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团结,才把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打倒下去,才把帝国主义者的压迫扫除出去,才能彻底肃清封建残余,才能根本铲除官僚资本主义”。他表示:“今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召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把建国大业搁在大家肩上,我们今后便应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全国人民一致团结,一致努力,在最短期内把反动残余力量彻底肃清,对内实行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民主专政,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努力发展生产,造福人民;对外则与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促进世界持久和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程潜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程潜进京并如此受毛主席重视、礼遇,在各界人士中引起不小震动,对国民党统治地区的迅速解放和国民党将领的起义,产生了一定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有关程潜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等问题都事先婉商,慎重安排。考虑之周到,待遇之优厚,完全出乎程潜的预料。毛主席在召开政协会议的前一天就对程星龄谈了对程潜工作和生活的打算,说:“颂公在军政界搞了几十年,旧部多,需要安排而又可安排的,要尽可能地予以安排。可能还有人向他要点钱,或者他自己想送点钱给老朋友或老部下,都得替他想到,免得他为难。现在决定政府按月送给他特别费大米五万斤(折成五千元),任其开支,不受任何限制。颂公年纪大了,免不了留恋家乡,他在长沙有所房子,我们替他在北京也准备了一所房子。在湖南有个职务,在北京也有个职务,可以在长沙,也可以在北京。只要他参加一些主要会议,不要搞具体工作,让他过好晚年。”在政协:为巩固发展统第一次世界大战线作贡献程潜对共产党和毛主席对他的殷切关怀和优厚待遇非常感激,发自内心地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就是自己长达半个世纪革命所追随的事业,他全身心地投入这一伟大的事业中。他积极参加国家重大协商,以七十多岁的高龄,怀着“敬恭桑梓,造福人民”的豪迈气概,勤于参政、忠于职守,利用自己的声望,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第一次世界大战线作出了主要贡献。1949年10月20日,程潜参加中国人民革命军队委员会首次会议,会议重要内容为讨论今后人民解放军的进军和建军问题。程潜对今后怎么肃清残余国民党匪军和建设新的国防等问题发表了意见。1950年9月16日,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开幕,重要议题是讨论《土地改革法》,制定中南区土地改革的实施方案和实施办法。担任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程潜作了发言,他高度赞扬中南军政委员会自成立以来的工作成就,表示热烈拥护土地改革并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努力。1953年1月13日,为进行《宪法》和《普选法》的起草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了以毛主席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程潜任起草委员会委员。参加宪法草案讨论时,程潜作了题为《我国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的发言,他指出:这个宪法草案是在毛主席的亲自主持下起草的,“我在两个多月的学习和参加讨论中,能够有机会比较深入地钻研宪法草案的精神和实质,同时学习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因而对宪法草案得到了一个基本的认识。”他认为,这个宪法草案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宪法学说的一般科学原理,结合中国的古代和国情而制定出来的。它深刻反映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实质,肯定地指出了国家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方向,它是以“共同纲领为基础,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1954年12月2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首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由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经建立,从本届起,全国政协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而是当作统第一次世界大战线的组织,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作用。程潜在大会发言中指出,由于我国在过渡时期的人民民主统第一次世界大战线仍然具有广泛的基础,“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第一次世界大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所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作人民民主统第一次世界大战线的组织形式,需要继续存在。他认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总纲的规定,工作报告中对今后任务的提出,都同宪法精神完全吻合,我们的义不容辞的职责是:切实遵守总纲的准则,贯彻实现今后的光荣任务。”在湖南:德高望重的一省之长程潜,陈明仁通电湖南和平解放后在长沙合影.程潜在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期间,凡属全省性的重大行政措施,他都亲自听取专题汇报和综合汇报,了解全局情况,做到心中有数、科学决策。1952年3月初,中南军政委员会召开讨论荆江分洪工程计划的联席会议。会前,程潜不顾古稀高龄,深入荆江沿岸周密调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会议上作了详细而且很有见地的发言。与会人员感叹道:“颂公简直是位水利专家,充分的论据、精辟的分析,令人非常信服。”会后,程潜将发言内容整理成文呈报毛主席。毛主席认为程潜的意见很有道理,复信给他说:“联席会议上的发言,使我明了江湖利病所在,极为有益。”毛主席还将程潜的意见转交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周恩来立即组织有关人员进行了认真讨论。同年3月31日,政务院正式发布《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荆江分流工程4月5日动工,6月20日竣工,蓄水量可达50亿到60亿立方米,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项重大水利工程。程潜任湖南省省长共14年,尽管年事已高、身兼数职,仍殚精竭虑,主持省政府的各种主要会议,亲自拟写《政府工作报告》等主要文件的提纲;邀请厅局级干部作专题汇报,并根据上级精神和地方实情,做出令人信服的指示。身边工作人员说:“解放前,湖南人民称颂公为‘家长’,解放后,颂公不愧为德高望重的一省之长。”他经常深入各地视察、检查工作,南洞庭湖、荆江分洪工地,浏阳、醴陵和湘潭,偏僻的湘西,处处留下了他的足迹。1959年4月,毛主席主持召开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前排左起:邓小平、林伯渠、程潜;右起:沈钧儒、黄炎培、李济深、宋庆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程潜一生廉洁奉公,生活俭朴。他曾对秘书说:“我一生不置恒产,解放前夕我把土地还给佃户。我身无一文,只有两件旧狐皮袍子,现在我的穿着,完全是人民政府给的。”他自己的平常生活非常简朴,常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千万不要浪费,不要讲排场,乱花国家一分一文。”毛主席特批给他的每月五千元的特别费,则多数用于救济确有生活困难的辛亥革命同志会的同仁及其后代。(张蔚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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