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故事 > 名人故事

海湾战争前钱其琛与萨达姆的交锋

时间:2023-08-11来源:网络作者:小白

1990年8月2日,海湾地区风云突变,伊拉克悍然侵占科威特。萨达姆拒不执行联合国安理会要伊拉克撤军的决议,美、英等国调兵遣将,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中国决定派钱其琛外长出访埃及、沙特阿拉伯(以下简称“沙特”)、约旦、伊拉克,争取和平解决危机。

QQ图片20191121194238.png

钱其琛出访中东

钱其琛从11月6日出发,13日返京,行程2万公里,穿梭于海湾和中东地区,会见了六国元首、外长和地区组织负责人,举行了15场主要会谈,会谈总计30多个小时。钱其琛熟练地运用外交智慧,有针对性地,简明而透彻地,说明中国对海湾危机的立场和政策,为和平解决海湾危机奔走,引起很大国际反响,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扩大了中国的影响。

我当作中国驻伊拉克大使,有幸随同钱其琛出访,亲历访问全程。这是一次不可多得的学习机会,令我受益匪浅。

在开罗同美国国务卿会谈

1990年10月15日,约旦国王侯赛因向中国驻约旦大使提出,希望中国派高级特使访问伊拉克和海湾地区。此前,阿曼、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下简称“巴解组织”)等,也提出类似建议。综观世界全局,着眼海湾和平,中央决定:派钱其琛以特使身份,访问埃及、沙特、约旦和伊拉克四国。

出访前不久,传来美国国务卿贝克11月3日访问中东,希望安排在埃及会晤钱其琛外长的消息,中方同意了。

出访前,钱其琛强调,出访性质比较特殊,重要是到海湾现场作些了解和调查。我们的方针是: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不带解决方案,不充当调解人,劝说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争取海湾危机和平解决。

专机抵达开罗是在11月6日。下午3时,代表团下榻子午线酒店。进了酒店,紧张的工作就开始了。

美国重视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作用,很想就伊拉克、科威特争端问题摸摸我们的态度。由于贝克当天就要离开,会谈就安排在贝克专机起飞的开罗老机场。

贝克寒暄几句就转入正题。他强调:美国要继续制裁伊拉克,继续向海湾增兵,全面施加政治、军队和经济压力。伊拉克必须撤出科威特。如果制裁无效,希望中国不要阻挠授权对伊拉克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包括军队行动。美国反对“部分解决方案”(指伊拉克撤军但换取跨越边界的整个鲁迈拉油田、布比延岛等出海口),认为这无异于对伊拉克侵略行为给予奖赏。美国也反对在伊拉克撤军后立即召开中东问题国际会议。

钱其琛告诉贝克,此次出访中东,目的是同有关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探讨和平解决危机的可能性。中国没有方案,也没有被授权进行调解。我们在安理会框架内,对伊拉克领导人进行劝说。我会坦率地告诉他们,他们面临最终选择,要么从科威特无条件撤军,要么遭受严重灾难。目前爆发战争的危险越来越大,同时,国际上要求和平解决的呼声也在增长。中国对海湾局势感到不安和忧虑。

钱其琛指出,只要存在一线希望,国际社会应力争和平解决争端。中国也认为,把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问题同中东诸多问题一起解决,是不现实的,也没有好处。但是,如果美国能够强调对解决中东问题的关切,会有助于解除阿拉伯国家的疑虑,对争取阿拉伯人民有巨大作用,并不会转移人们对解决海湾危机的注意力。

看来,贝克最关心的就是中国对美国动武所持态度。针对这一点,钱其琛说,中方希望对世界有影响的大国能看得远一些,给和平解决所需要的时间长一些,这样做,后遗症可以少一些。

钱其琛转而问贝克,美国派军驻扎沙特,说是为了保护沙特的安全,现在科威特埃米尔(即科威特国家元首)要求美军解放科威特,美方若为此采取军队行动,能否将其限于科威特境内?贝克回答,要解放科威特,就必然需要对伊拉克本土采取军队行动。

看来,贝克急于会见钱其琛,一是摸清中国对美国动武可能的反应,二是对中国施加影响——谁也不得干预美国在海湾危机中的主导地位,打乱美国的战略部署。

这场会谈对中方有利,出访伊始,先摸清了美国的底牌。

埃及总统开门见山,沙特外交大臣忧心忡忡

7日上午,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来到钱其琛下榻的酒店,同其见面。

穆巴拉克告诉钱其琛,7月24日他曾经走访伊拉克、科威特和沙特三国,当时伊拉克还没有发动侵略。萨达姆对穆巴拉克说,伊拉克不会对科威特采取军队行动。穆巴拉克随即把这个许诺告诉科威特和沙特领导人。穆巴拉克还和沙特国王一起,安排伊拉克、科威特两国领导人在沙特吉达会晤。吉达会晤还未结束,伊拉克就发动了对科威特的入侵。

钱其琛向埃及总统陈述了中国对解决海湾危机的原则立场和此行目的,并表示,一定会向伊拉克说明,如何样做才能保全自己的国家,也希望埃及继续利用自己的影响,为和平解决海湾危机作出努力。

会谈快要结束时,钱其琛问穆巴拉克,如果战争爆发,中东是否将长期陷于动荡?穆巴拉克的答复是肯定的。他说,战争将波及整个海湾,但以色列不会卷入。

谈话结束后,钱其琛稍事休息,在同一酒店会晤埃及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拉伯国家联盟(以下简称“阿盟”)秘书长阿卜杜勒·马吉德。

马吉德介绍了伊拉克、科威特关系紧张的过程。他说,伊斯兰国家外长开会,伊拉克代表要求埃及不要持反对态度,埃及明确坚持原则立场。

钱其琛说,安理会通过了十个决议,中国都是投赞成票的。这次去伊拉克,我们的任务很艰巨。马吉德点头说,他完全理解这一点。

钱其琛的专机从机场起飞,直飞沙特。专机徐徐降落在吉达,停机坪上早有沙特官员等候。代表团乘坐汽车向国宾馆驶去。

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在会议室外迎候钱其琛。

费萨尔说,钱外长来访,提供了我们就海湾问题交换意见的宝贵机会。今天我们先谈,下周阁下再会见法赫德国王,到时候详细地谈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问题。

费萨尔表示,沙特支持联合国和阿盟决议,解决危机的唯一出路只有伊拉克无条件从科威特撤军,恢复科威特合法政府,别无选择。目前形势危险,我们十分担心。沙特期待中国支持让伊拉克撤军,使得科威特合法政府恢复职能,恢复我们这个地区的和平。沙特诚挚地希望中国发挥作用,为地区和平奠定基础。

钱其琛说,我们的立场很明确,“8·2”事件以来,我们在安理会对有关决议都是投了赞成票的,并且严格执行决议。目前形势严峻,和平解决呼声增高,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在加大。这次出访,我们不提解决方案,也不充当调解人,目的就是听取意见,讨论和平解决危机的可能性。钱其琛强调说,中国特别重视沙特在中东海湾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你们是地区稳定因素,对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维护海湾稳定起了主要作用。

拜会流亡中的科威特王室,会见海湾合作委员会秘书长

会晤费萨尔亲王后的当晚,专机从吉达飞往塔伊夫,会晤科威特埃米尔贾比尔·艾哈迈德和王储兼首相萨阿德。

塔伊夫是座山城。科威特遭入侵后,科威特埃米尔、王室成员和内阁大臣等逃往沙特,避难于此。

钱其琛来到埃米尔住所。大厅宽敞,富丽堂皇。埃米尔坐在正前方的沙发上,看到客人,起身迎接,紧紧地握住钱其琛的手。钱其琛拿出杨尚昆主席的信,交给埃米尔,转达杨尚昆主席的问候,并请埃米尔多加保重。

钱其琛说,我奉政府之命出访,中国对海湾危机十分关切。中国不当调解人,也没有解决方案。中国的立场是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解决危机。伊拉克必须撤出科威特领土,恢复科威特原有的合法政府。我将前往巴格达,面见萨达姆,直接向他说明,伊拉克面临严峻局势,让他作最终抉择,同时也听听他的意见。

埃米尔首先回顾了他1964年访华时的情况。他说,我们是中国的老朋友,中科关系古代久远。就在人类进入20世纪末,居然发生伊拉克侵占科威特,企图把一个弱小的国家从地图上抹掉,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接受的。有鉴于此,中国采取了原则立场,过去和现在都坚持公正立场。我们要求友好的中国朋友,努力迫使伊拉克执行决议,不要给伊拉克更多的机会玩弄手法了。

钱其琛当即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同情科威特政府和人民的遭遇。伊拉克的所作所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谴责。对伊拉克制裁开始在起作用,伊拉克越来越困难了。钱其琛还说,海湾危机处于非常危险的阶段,尽管国际上存在些不同看法,但广泛认为,伊拉克必须从科威特撤军,只有撤军,才能让人们看到伊拉克在执行决议。

钱其琛说,我这次去巴格达,就是要做这方面的工作,但能否有结果,还难说。如果萨达姆丧失理智,自取灭亡,那就咎由自取了。中国、科威特合作古代长久,我这次把我们派驻科威特的大使带来了,说明中国同科威特继续保持外交关系。中国在所有的国际组织中,坚持承认科威特政府的存在。不久前,北京举行亚运会,科威特被邀请参加,而伊拉克被拒绝与会。我认为,有人企图把科威特消灭掉,这是不可能的。我有这个信心。

听了钱其琛如此坚定而诚恳的谈话,埃米尔说,我们是准备去参加亚运会的,但不幸,亚奥理事会主席、我的侄子法赫德亲王,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战乱中被杀害了。

钱其琛说,我们非常怀念法赫德亲王,他为亚洲体育运动事业作出了贡献。

接下来,钱其琛拜会了萨阿德首相。首相说,我十分赞赏阁下同埃米尔的谈话,阁下的谈话坦率、清楚、明确。当作朋友,就要坦率,不搞外交辞令。我们希望中国能发挥突出作用。

萨阿德愤怒地揭露伊拉克军事在科威特境内大肆逮捕、抢劫科威特人,并强迫科威特人改变国籍,迫使他们离开祖国。

钱其琛认真听取首相的谈话。他说,中国100多年来遭受外国入侵和掠杀。我们反对任何一国侵犯他国。在科威特的中国公司损失也很严重。随着时间推移,制裁会使伊拉克陷入困境。伊拉克玩弄手法不会得逞。

9日上午,钱其琛去海湾合作委员会总部,同比沙拉秘书长会谈。

会谈中,比沙拉秘书长介绍伊拉克占领科威特,给沙特带来不少难题。上周海湾合作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海湾危机,取得一致意见:伊拉克必须无条件撤军,恢复科威特合法政权,不同意部分撤军,伊拉克侵略科威特不应该同其他地区问题联系(指同巴勒斯坦问题挂钩),拒绝伊拉克提出的撤军条件。比沙拉认为,制裁难以奏效,阁下将前往巴格达,请阁下清楚地说明,伊拉克如无意撤军,战争将是下一步选择。

针对秘书长的谈话,钱其琛指出,我到伊拉克不是去讨论解决办法,安理会已经作出决议。中国立场是明确的,我要告诉他们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伊拉克面临严峻局势,如果想拯救伊拉克,如果要和平,就要从科威特撤军,释放几个人质是小动作,不解决问题。

约旦国王希望国际社会与伊拉克展开直接对话

11月9日下午4时,专机向约旦方向飞去。飞机降落在安曼机场时已是晚间。一行人在蒙蒙细雨中离开机场。

中国驻约旦大使张德良陪同钱其琛一行前往安曼著名的巴扎拉大饭店。约旦外交大臣马斯里为钱其琛设宴接风。11月10日上午,钱其琛先同马斯里会谈。

马斯里说,侯赛因国王十分重视中国外长在关键时刻来访,中国在发挥主要作用。我认为,科威特的立场有些神经质。处理撤军问题,要联系到危机产生的真相。沙特应同伊拉克缓解关系。以色列支持美国采取军队行动,战略上讲会更加严重。中国有影响,有声誉,有作用,讲原则,伊拉克会听取中国的意见的。

钱其琛说,这次访问要探讨和平解决危机的可能性。有两条,世界看法是一致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违反国际关系准则,同伊拉克友好的国家也不能为其辩解;再有,几乎所有国家都不主张动武。我们不带方案,不当调解人。如果战争在这里打响,这一地区成了战场,地区国家会受到影响。

钱其琛简要地向约旦外交大臣介绍他同贝克会谈的情况。随后,钱其琛径直去了王宫拜会侯赛因国王。

侯赛因国王说,国际社会一味对伊拉克禁运,没有人同伊拉克对话。国王赞赏中国的原则立场,希望钱其琛能以更好、更易为伊拉克接受的方式,和伊拉克领导人展开直接对话。

钱其琛说,如发生战争,对伊拉克是毁灭性灾难,伊拉克的邻国也会受到牵连。当前,国际社会对解决海湾危机已有共识,如果伊拉克能采取一些灵活行动,尤其在撤军问题上明确表态,将有助于国际社会争取和平解决的努力。

阿齐兹无理狡辩

11日上午,专机飞向伊拉克境内,不久降落在萨达姆国际机场。机场相当现代化,导航、夜航、通信和应急设备属国际一流。

下午1时,钱其琛同伊拉克外交部长阿齐兹开始会谈。

阿齐兹当作萨达姆统治集团核心人物、外事智囊,能言善辩。西方报道说,同阿齐兹接触、对话,令人感到头痛,管他叫“Tough Man(意思是很难对付的人)”。会谈一开始,阿齐兹说,请阁下先谈。

钱其琛说,时隔十个月,我又来到巴格达,这次来是表达中国政府对海湾形势的关切,出访的目的是同几国领导人探讨和平解决海湾危机的可能性。首先,我没有任何具体方案,因为这不是中国能做的事情。我们只是听取各方意见。其次,回顾中国同这一地区国家的友好关系,中国支持阿拉伯、巴勒斯坦正义事业。中国对此地区没有任何私利。中国认为,和平解决危机,有利于中东和平与发展。中东有资源,战略地位主要,这一地区的稳定同世界和平与稳定息息相关,是这一地区人民的利益所在,也是世界人民利益所在。中伊建交30多年,我们认为伊拉克是中东的主要国家,希望伊拉克繁荣昌盛。

钱其琛继续说,在访问的会见和会谈中,各方观点不尽一致,但两点认识是共同的:一、许多国家领导人,包括伊拉克的朋友在内,都认为“8·2”事件是不能接受的。不久前,我在联合国会见了60多个国家的外长,认识也是如此。二、可以说,我见到的领导人都强调一点,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不希望用军队方式解决。

钱其琛进一步说,即使有的国家宣称,不排除战争解决,但也很难说清楚战争的结果。一致认为,如果战争确实爆发,将是一场灾难,重大的破坏。战争对这一地区,对阿拉伯国家,对海湾,对伊拉克,不仅是损失问题,还是生死存亡问题。

阿齐兹注意听取钱其琛的谈话,没有作声。钱其琛继续强调指出,这场战争不是有限度的冲突,不会划定范围。我曾经当面问过美国国务卿贝克,他说,战争局限在一个地区内很困难。这显然是指打击伊拉克目标。为了和平解决,伊拉克在撤军问题上要表现出灵活性,在国际上扩大影响,这样伊拉克的朋友也才有更多的发言权。

阿齐兹谈话重要说两点:安理会大国中,美、英、法都没有同伊拉克对话,美、英拒绝对话;“8·2”事件并非本地区唯一的重要的问题。本地区重要问题是巴勒斯坦问题。以色列拒不执行安理会的决议,不断扩张。中东发生多次战争,我们亲身感受到来自以色列的实实在在的威胁。这次美国来到本地区,将直接参与地区形势最主要的变化。让伊拉克投降是不可能的,如果把战争强加给伊拉克,我们别无选择。

下午继续会谈。阿齐兹一再强调,科威特其实就是伊拉克的一部分,是英国以强行手段从伊拉克夺走了科威特。这些阴谋都得到美国的支持。

阿齐兹说,这个地区存在三个问题:巴勒斯坦问题,这是个老问题;伊拉克、科威特统一问题,这问题不能谈判;解决地区性问题,需要销毁全部毁灭性武器,地区之外的国家要保证不对本地区使用核武器。

钱其琛说,首先,中国政府主张,国与国之间的争端,要用和平方式解决,反对军队手段入侵。这个原则,包括中东问题。中国始终反对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主张恢复巴民族权利。反对美国入侵巴拿马,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反对越南入侵柬埔寨。其次,中东所有问题都应该解决,不解决,中东是动荡的,脆弱的,不稳定。从古代真相看,问题没有能够解决,重要是美苏两霸争夺,中东的现状,是两霸对抗的结果。我们主张,在联合国召开中东和会。中东和平进程一点一点进展,很缓慢,很困难,但随着形势发展会发生变化。

钱其琛接着说,把中东问题完全同海湾危机联系起来解决,很困难,不容易。我们尊重伊拉克是独立国家,中伊都是文明古国,都有自己的尊严。中国制定自己的政策,不为取悦任何国家。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唯一同美国打过仗的,我们作出了很大的民族牺牲,从未屈服过美国的压力。我同意你说的,这次美国直接介入,是这一地区主要的变化。不是说屈从或者害怕美国的压力,而是要冷静地分析形势。你知道,美国和其盟国派出军事,并不是根据联合国的决议。我同贝克谈过,要经过安理会动武很难。贝克回答,要动武,不需要联合国授权。如果不采取行动防止战争,对地区,对阿拉伯,对伊拉克,都很危险。我还要补充一点,即便伊拉克有灵活表示,国际活动增强,问题也不容易解决。但对话是有可能的,有可能推迟战争,解决危机的机会会增加。但是,不能排除偶然事件促使美国采取行动,局势一旦失控,可能爆发战争。

阿齐兹不动声色,面无表情。但他明白钱其琛说话的分量,尤其是动武问题。这时候,他站起身来,说晚宴快开始了。

晚宴在拉希德饭店举行。离开了谈判桌,气氛活跃些了,钱其琛和阿齐兹的谈话更像是聊天,双方都放松下来。这时,听到钱其琛问阿齐兹:科威特是独立国家,是阿盟成员国,伊拉克、科威特有外交关系,互派常驻大使,你们如何能不顾一切,军队占领科威特呢?阿齐兹很沉得住气。他笑了笑,侧过头对钱其琛说,科威特能算是一个国家吗?人口总共几十万,几乎一半人口常年居住国外,到了热季,全国几乎空了,都到美欧避暑。科威特存在国外银行的钱,比存在国内的还多。对钱其琛的提问,阿齐兹难以正面回答,只能这样狡辩。

阿拉法特认可“挂钩”主张,钱其琛对萨达姆晓以利害

钱其琛的车队前往巴解主席阿拉法特在巴格达的官邸。阿拉法特见到钱其琛,热情握手拥抱。钱其琛首先说明来访主旨,介绍了同阿齐兹谈话的内容。

阿拉法特单刀直入,一上来就强调巴勒斯坦问题应同科威特问题一起解决。随之话锋一转,又说,战争对美国也相当危险,会产生不稳定局面。伊斯兰和其他力量对美搞恐怖行动,石油生产将长期停止,石油设施会被摧毁。

同阿拉法特会谈,钱其琛没有说多少话。阿拉法特的思想很明确,支持萨达姆的“挂钩”论,想借萨达姆的力量,为巴勒斯坦问题寻求出路。对科威特被占,他轻描淡写,有意回避。

钱其琛结束同阿拉法特的会谈,前往萨达姆办公地点。车队在城里兜来兜去,不知转了多长时间,忽然在一栋高大建筑物处停了下来。那是一座现代化的“老宅子”。停留一会儿,又出来换车换司机,再次出发,到了一处类似军队驻地的地方。

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钱其琛走向会见大厅,萨达姆在大厅等候。

钱其琛首先递交杨尚昆主席给萨达姆的信。萨达姆看过信,请钱其琛转达他对杨尚昆主席的问候。钱其琛说,昨天我和阿齐兹外长谈了两次,我想要说明几点: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友好,同伊拉克建交30多年了,相互间一直关系良好。中国支持阿拉伯的正义事业。这个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之间出现紧张局势,中国政府对此十分关切,希望和平解决争端。现在紧张局势中战争危险越来越大。国际上几乎所有国家都表示对“8·2”事件难以接受。钱其琛说,我会认真听取总统阁下谈谈怎么和平解决问题。

萨达姆用缓慢的语调说,对话是交换意见的最好方式,是达成一致的最好方式。他说,科威特本是伊拉克领土的一部分,就如同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伊拉克历届领导人从来没有以法律形式承认过伊科边界。现在,科威特利用美国对伊拉克施加压力。伊拉克一直呼吁以色列必须从其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被占领土撤出去。再有,美国企图全面绝对地控制中东石油。

萨达姆说,伊拉克更关心的是巴勒斯坦建国。伊拉克绝对不会忘记实现和平的主要性。对待平等对话,伊拉克大方接受;采取武力威胁,伊拉克绝不接受。应该以积极态度对待“8·12”倡议(指“挂钩”论),实现全面和平。不是说让朋友全盘接受“8·12”倡议,但可以公开讨论,甚至加以修正,以利于问题解决。在条件成熟时,伊拉克会以开放和大方的态度,对待需要解决的问题。说到这里,萨达姆顿住,不再讲话,注视着钱其琛。

钱其琛首先驳斥萨达姆把科威特与伊拉克的关系说成如同香港属于中国一样,严肃指出:香港问题完全不同于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关系。香港自古是中国领土,只是被英国霸占了。中国采取和平方式与英国谈判,最后达成解决香港问题的协议。

钱其琛对萨达姆说,中伊都是文明古国,维护独立,有自己的尊严。请阁下相信,中国不会屈从于外来压力。根据自己的原则,根据事务的是非曲直,作出自己的判断。中国一贯主张,国与国之间的问题,应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不能使用军队手段。中国这一立场绝对不会改变。我们非常希望中东地区矛盾得以解决,成为稳定发展的地区。也许,因为中东具有主要战略性地位,还有石油带来的好处,也带来不少问题。然而,坦率地讲,一时难以解决所有问题,我们担心战争的危险在增长。联合国决议没有说哪个国家派军事,而美国和盟国派了军事。如果要求联合国授权美国动武,讨论起来不容易,美国公开和私下说,可以自由行动。任何偶然事件都可能引发战争,战场就在阿拉伯地区。阿拉伯国家,包括伊拉克,会遭受严重损失。要争取推迟、减少、避免战争爆发,有许多工作要做,这就是为和平进行外交努力的目的。中国政府不会提出具体方案,不进行调解,由伊拉克自己决定。钱其琛接着说,我们非常赞赏阁下所说的,在条件成熟时,伊拉克会以开放和大方的态度,对待需要解决的问题。

萨达姆最终说,在没有得到美军撤出的事先保证时,伊拉克任何明确表态,都可能导致严重结果。必须同美国撤军,解除对伊拉克制裁等所有问题联系起来。为实现这一目的,应该对话、交谈,包括海湾危机的一系列问题。

说到这儿,萨达姆忽然站起身来。

钱其琛立即起身,同萨达姆握手告别。会谈到此结束。

沙特国王赞许中国立场

专机再次掉头,飞往沙特。钱其琛先是会见外交大臣费萨尔,同他第二次会谈。钱其琛向费萨尔亲王介绍了同萨达姆谈话时的重要内容。亲王说,谢谢你的介绍,我们赞赏中国的努力。萨达姆十分嚣张狂妄,真相就在于错误理解国际为和平所作的真诚努力;还有一些阿拉伯国家为伊拉克说话。

当晚10时,法赫德国王在和平宫接见钱其琛。法赫德国王慈眉善目,虽双膝有疾,站立困难,但还是站在那里同钱其琛握手。钱其琛首先把杨尚昆主席的信函交给国王。他当即拆封看了,说,我十分高兴在吉达会见友好的中国外长。我们对两国关系发展到如今水平十分高兴,希望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我们有决心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我们的原则是尊重自己,尊重别人。

谈到本地区问题,国王说,中东最主要的问题是巴勒斯坦问题、黎巴嫩问题,两伊战争打了九年,现在的问题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我是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情的。发生事端是星期四的早晨,星期三科威特王储同伊拉克革命指导委员会副主席在吉达进行温和的讨论,我印象是会晤将成为解决问题的开端。遗憾的是,经过了六个小时,伊拉克侵入科威特。我感到非常突然。

国王接着说,我试图和萨达姆总统直接联系,几次都没有成功,他不接电话。

国王说,萨达姆只有恢复理智,从科威特撤军,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认为,这对萨达姆并不困难,因为他只用了15分钟就解决了同伊朗的问题。

钱其琛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包括伊拉克的朋友,接受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事实。现在面临战争危险,伊拉克不是同以色列对立,是同阿拉伯,同美国对立,战争对伊拉克是生死存亡问题。萨达姆说,8月2日入侵科威特,8日才宣布科威特是伊拉克的一部分,这样做是为了提高士气,保护伊拉克,这真是可笑的逻辑。我看他神经是很紧张的。萨达姆对我说,“如果得到保证,我将采取大方的、开放的态度”。没有人知道萨达姆要的“保证”是什么,如果是保证人民不受损失,没人会制止。

国王紧接着说,萨达姆必须离开伊拉克,到别的国家待着,来沙特也可以,保证给他找个好地方。

这时,钱其琛对国王说,我已经明白无误地向萨达姆表达了中国立场,中国不调解,没有方案。国王说,他自己干的事情,由他自己去改正吧!

至此,紧张的中东四国之行结束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当作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争取和平,防止战争,采取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宣传了我们的正义立场,突出了大国地位。

“九一三”后的邱会作:保外就医后仍怀念秦城监狱

邱会作(资料图)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邱会作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当作林彪反革命集团“四大金刚”之一的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期曾红极一时,而随着林彪事件的发生,邱会作也跌下古代的舞台。从“红小鬼”到共和国中将,从祸国权臣到阶下囚,最终成为一个寻常的耄耊老人,邱会作的一生扮演了几个大相径庭的角色,颇值得世人寻味。我们不妨拂去古代“拷贝”的尘埃,对邱会作不同时期的人生片段作个“回放”,以飨读者,为官所省,为人所鉴。从“红小鬼”成长为高级将领1929年,革命武装斗争的烽火在赣南地区熊熊燃烧,年仅15岁的邱会作,在他的家乡兴国县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成了一个“红小鬼”。那时邱会作虽然年龄小,身体瘦弱,但脑子活络,每次上级交下来的送信联络之类的任务,他都能克服种种困难按时完成,深得战友们的喜爱。没读过什么书的邱会作,也有意识地和那些有“墨水”的战友、领导多接近,请他们教自己认字学文化。仅两三年时间,他就凭着自己的聪明勤奋,写出有模有样的宣传标语,编出有板有眼的顺口溜,因而没到20岁就当上了红五军团的宣传队队长。红军在不断发展壮大中,于上世纪30年代初组建了后勤机构,当时叫供给部,才20出头的邱会作被任命为军委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由此,邱会作的戎马生涯与我军后勤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在解放前后,他也曾离开后勤,任过许多政工领导职务,但最后还是操起了“老本行”,当上了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天生是个干后勤的好料子,周恩来在上世纪50年代末,就曾表扬过他是我军优秀的后勤部长。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里,缺衣少粮是部队天天头痛的老大难问题,邱会作总能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想方设法筹到粮食,搞到棉布。应当说,他为人民解放军的后勤工作,做了许多值得称道的工作。年轻时的邱会作,是个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的后勤干部。虽然他管钱管物,但从不占公家的便宜,相反的比一般人还节省,处处想着部队。他在当粮秣处处长时,曾将自己一点一点积累下来的盐巴,送到卫生部充作公用。战争年代腥风血雨,当红军干革命时刻有掉脑袋的危险。那时的邱会作,无论形势多么严峻,处境多么艰险,始终没有退缩过。在红军长征途中,邱会作负了伤,组织上准备留下他,可是他坚持跟着部队走,到后来实在走不动了,他便把自己平时攒下的几块大洋拿出来送给老乡,请老乡背着他追赶部队,背一天给一块大洋,当老乡背了3天赶上了部队时,他的腿部都化脓发炎了。在党组织的教育培养和自身的努力下,邱会作在革命队伍里进步很快。抗日战争时期,他便已担任军委供给部副部长,后又调任豫皖苏边区财政委员会主任兼新四军第四师供给部政治委员、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邱会作在部队几次编制调整中,先后出任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第二十二分区地委书记兼赤峰军分区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五军政治委员等职。邱会作与林彪认识和接触,大概就是从东北战场开始的。当时,他追随时任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的林彪,先后转战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战场,打了不少硬仗、恶仗和漂亮仗。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等重大战役战斗中,他所领导的部队,多次担负正面主攻任务,攻城拔寨,无坚不摧,立下了赫赫战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没有忘记邱会当作革命事业所做的贡献。1951年起,他历任第十五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第二副主任,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1955年9月,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度,他被授予中将军衔。客观地说,邱会作从“红小鬼”走到共和国中将这一步,与自身的革命业绩是分不开的,至于后来他任总后勤部部长,又兼任副总参谋长,则与林彪的“提携”有着莫大关系。甘为林彪的棋子以“报恩”由于邱会作是林彪老部下,所以在1959年,林彪一当上国防部长,就提升他为总后党委第一书记。对此,邱会作心中感激不已,不止一次在家人面前感慨:还是自己的首长最贴心。真正让邱会作对林彪感恩的,要从罗瑞卿事件说起。林彪任国防部长以后,名为“休息”、“养病”在家,实则处心积虑网罗羽翼,酝酿着篡党夺权的阴谋。当时军事的大量实际工作都由总参谋长罗瑞卿承担,他看不惯林彪搞的那一套,对其种种行径进行了抵制和斗争。这样一来,罗瑞卿就成了林彪的“眼中钉”。到了1965年初,总后有人揭发邱会作有腐化堕落问题,罗瑞卿表示支持总后召开党委常委会对邱会作进行帮助。邱会作听到风声,仗着与林彪的多年老关系,悄悄跑去告状。林彪早就把邱会作盘算在自己的心腹大员行列中,当即出面将邱会作保了下来。从此,邱会作对林彪的感恩之情日盛一日;同样的,他对罗瑞卿也埋下了仇恨的种子。1965年下半年,林彪开始了对罗瑞卿的迫害。邱会作与叶群经过精心策划,于12月8日至15日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对罗瑞卿进行恶意围攻。既可为林彪“尽忠”,又可为自己报仇,这样的机会邱会作岂能放过?他经过搜肠刮肚地精心准备,一连在会上发了四次言,恶毒攻击罗瑞卿,说其“要在军事造一个罗家天下”。他与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一伙配合默契,轮番上阵,实际上已完全成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马前卒”。此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邱会作可谓是官运亨通。在林彪的操纵下,他先是当上“三军造反派”的“领袖”,后又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军委办事组成员。他伙同吴法宪、李作鹏带领一大批人大搞军事派系争斗,弄得军事人心惶惶,乌烟瘴气;同时他们还变本加厉,把魔爪伸向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彭德怀等将帅,丧心病狂地对他们进行诬陷迫害。此时在邱会作的眼中,林彪无疑就是自己生命中的“大救星”、仕途上的“大福星”。他在“遇难周年”时写信给叶群,再一次表示对林彪“海枯石烂不变心”,还选制了象牙底座的台屏当作效忠礼物献给林彪。对邱会作的“忠心”,林彪大为满意,在他的又一次张罗安排下,邱会作于1969年4月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此时的林彪野心昭著,党内的斗争错综复杂,形势相当严峻,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虽然邱会作帮助林彪干了不少事,但他遇事沉不住气的性格还是让林彪夫妇不放心。于是,在1970年初,叶群为了稳住邱会作,亲自写了《咏菊》诗赠送给他,用“宁可枝头抱蕊老,不能摇落坠西风”,暗示他不要动摇。邱会作随即把诗刻在菊花砚上,回赠叶群,表示决不动摇。事实证明,林彪夫妇对邱会作的“敲打”是有道理的。从邱会作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可见一斑。“文化大革命”把林彪推上党内“第二号人物”的高位,然而,野心勃勃的林彪希望在国家职务中也能取得与他在党内相称的地位。可毛主席却有自己的想法,建议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在此大背景下,林彪便想通过1970年8月23日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串通同伙,弄个国家主席当当。于是,便有了林彪、陈伯达、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在会上大肆鼓吹“称天才”的丑径。在他们看来,只要证明“马恩列斯”、毛主席是天才,宪法中就能写进“设国家主席”这一条。邱会作在会上参加西北组的讨论时说:“林副主席说‘毛泽东是天才……’可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林副主席……”尽管林彪及其心腹费尽心机,但并没能达到目的。8月25日,毛主席得知林彪等人在会上的动作后,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制止了有关“称天才”的讨论,并让周恩来等人连续同吴、李、邱谈话。邱会作当时心里就慌了,一再提出要从会议记录中剪去他的发言记录。这时,叶群赶紧出面为其壮胆:“你们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邱会作这才稳住阵脚,在谈话中没牵扯出林彪来,只讲了自己的错误。通过这次真刀真枪的考验,林彪夫妇对邱会作的信任度有所降低,以至于后来抢班夺权的核心行动,邱会作没有被派上更大的用场;而邱会作自此对林彪的“尽忠”行为也有所收敛。这也是他后来站在人民的审判席上时,在“四大金刚”中判刑最轻的主要依据。十载囚禁生涯从悲观到轻松1971年,当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邱会作便自知大难临头,整个人精神恍惚,睡不好,吃不香。对九一三事件尚不知情的妻子胡敏曾不止一次问他如何回事,邱会作只是摇头叹气。果然,在9月24日早晨,邱会作从家里出去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再也没能回来。那天上午8点30分,周恩来以毛主席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宣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反省自己的问题。接着,邱会作被带往位于顺义县的北京卫戍区第三师师部,在那里生活了5年又3个月。一下子从要权在握的将军,跌落为人人唾弃的阶下囚,邱会作自然是难以适应。首先是伙食问题。开始,他们每天只有8角钱的伙食费,后来黄永胜向毛主席、周恩来写信,提出改善伙食的要求。毛主席说:黄、吴、李、邱应该吃好,有资格吃好,也有钱吃好。也许毛主席说此话的真相,还是想到了这些人曾为革命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对建立新中国有贡献。这样,从1971年11月1日起,邱会作的伙食就有了巨大的改善,鱼肉不断。在隔离审查期间,中央专案组隔三差五地提审邱会作,要他交代问题。以往都是自己审问别人,现在成了别人审问的对象,开始几个月,邱会作心里既恐慌又悲观。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在反省中也想开了,对自己所犯下的反革命罪行供认不讳,在审问中也积极主动地配合。一个人一旦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行,无所奢望了,思想上和精神上都会放松下来。邱会作就是如此,告别了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摆脱了林彪夫妇的牵制,自己的罪行该交代的也交代了,他精神上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日常除了在规定的地方小跑锻炼,还与看守人员聊天,睡觉也有规律。1976年12月,邱会作被押解到北京秦城监狱。在这里他又呆了近5年时间。秦城监狱的伙食标准仍是一如既往,冬天房内有暖气,半个月可以洗一次澡,可以使用抽水马桶,生活上并没有像真正的囚徒那样难过。以致后来邱会作保外就医,离开秦城监狱刚到西安时,还说了这样一番话:“这里没暖气,洗澡看病又不方便,你们带我回北京监狱吧!”在经历了长达近10年之久的囚禁岁月后,邱会作等一批反革命集团主犯终于等来了人民的公正审判。1980年12月10日,在特别法庭的第二次审判中,对邱会作的犯罪事实一一进行罗列举证:他在林彪的指使下,对总后李聚奎、饶正锡、汤平等一些领导干部,以“叛徒”、“阶级异己分子”、“牛鬼蛇神”、“里通外国分子”等等莫须有的罪名,进行了诬陷和残酷迫害,其中汤平被迫害致死。邱会作对他的犯罪事实低头认罪,表示接受惩办和改造。最终法庭宣判:判处邱会作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刑期从1971年9月被抓时算起。对此,邱会作很欣慰,因为他是“四大金刚”中判刑最轻的一个,其他3人均判为17年。晚年的平静生活1981年8月,考虑到邱会作等人年事已高,曾经为革命事业立过功的事实,党中央作出对他们“保外就医”的决定。邱会作的老伴胡敏原籍是陕西西安,这10年来也一直过着被审查、改造的日子,随着邱会作的保外就医,老两口得以团聚。1981年9月,邱会作正式到胡敏的“娘家”定居。晚年的邱会作“妇唱夫随”,由此曾被不少媒体打趣为“陕西倒插门的老女婿”。刚到西安,老两口居住在民宅区,房间面积比较窄小,每月生活费100元,过着一般市民的生活。到1983年,他们的每月生活费增至200元、30斤粮、半斤食用油,有病在省人民医院就诊。胡敏对老伴晚年的生活照料颇为尽心,到西安不久,便重操起医生的旧业,开了个小诊所,一来可以贴补家用,二来也方便有心脏病、肺气肿等疾病的丈夫打针吃药。在西安,邱会作曾多次住院,他一住院,胡敏就会跑前跑后照顾丈夫。当这对步履蹒跚的白发老人,相依相伴地出现在医院的走廊和病房时,人们心中便渐渐淡去对邱会作的憎恨,取代的是对人非境迁的感慨。虽然已是平民一个,邱会作仍非常留心国家和世界大事。20世纪80年代,他的经济条件不允许订购报纸,他就采取快借、快读、快还的方式,向左邻右舍借报纸看,邻居也都愿意借报给他。邱会作的一生多半从事军事的财政经济工作,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尤为关心,经常在人前人后发些议论,畅谈自己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观点。除此之外,他把大部分时间用来练毛笔字和写回忆录。用他自己的话说,练字可以修身养神,充实生活;写自传可以省行悟事,对古代和后人有个交代。上世纪90年代初,邱会作夫妇的居住条件得到较大改善,组织上将他们安排在西安市南郊某干休所安度晚年,住房面积约170平方米,与原本的相比,真是天壤之别。邱会作每月的生活费也跟着涨至1500元,组织上还专为他配了一辆轿车。对此,邱会作及其家人都很感动,他们不止一次地向地方政府表示感谢。晚年生活衣食无忧,丰富充实,使得邱会作身体硬朗,精神饱满。只要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感到这位老人坐有坐相,站有站姿,腰杆笔直,走起路来挺胸昂头,说起话来声音洪亮,且思维条理清晰,废话不多,丝毫看不出是个年过八旬的老人。2001年底,邱会作因多种老年病缠身,被接回北京,组织上安排他住在协和医院高干病房进行观察医治,直到次年7月18日在医院安然逝去,终年89岁。来源:人民网

程 潜:带领湖南和平解放的“老上司”

程潜(1882-1968),字颂云,湖南醴陵人,1949年加入民革。1949年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湖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湖南各界代表会议协商会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队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民革第二届中央常委,第三、四届中央副主席。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1949年9月初,新中国成立前夕。北平一片忙忙碌碌的景象。9日这一天,毛主席忽然放下手头的工作,与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乘车离开中南海,直奔火车站。这个时候,人民解放军正在向全国大进军,各地的政协代表、进步人士纷纷抵达北平,新中国马上就要宣告成立,毛主席的忙碌,用日理万机形容毫不夸张。这次,让毛主席推开其他要事去车站迎接的这个人,确实不一般,他就是被毛主席尊称为“老上司”的国民党元老——程潜。到北京:毛主席去车站亲自迎接1949年8月30日,毛主席亲自草拟电文,邀请程潜来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程潜乘坐的专列于9月9日抵达北平时,出现了文首那一幕。当晚,毛主席还在中南海设宴为程潜洗尘。19日上午,毛主席又到程潜下榻的北京饭店看望程潜,与他亲切交谈。共进午餐后,毛主席邀请程潜游览天坛,并约陈毅、粟裕、罗瑞卿、张元济、陈叔通、陈明仁等同游。毛主席(右二)与程潜(右一)张元济(右三)1949年9月在北平天坛。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开幕,程潜当作特邀代表参加了大会,并随后加入了民革。在会上,他回顾了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的经过,深有感触地指出“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团结,才把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打倒下去,才把帝国主义者的压迫扫除出去,才能彻底肃清封建残余,才能根本铲除官僚资本主义”。他表示:“今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召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把建国大业搁在大家肩上,我们今后便应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全国人民一致团结,一致努力,在最短期内把反动残余力量彻底肃清,对内实行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民主专政,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努力发展生产,造福人民;对外则与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促进世界持久和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程潜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程潜进京并如此受毛主席重视、礼遇,在各界人士中引起不小震动,对国民党统治地区的迅速解放和国民党将领的起义,产生了一定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有关程潜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等问题都事先婉商,慎重安排。考虑之周到,待遇之优厚,完全出乎程潜的预料。毛主席在召开政协会议的前一天就对程星龄谈了对程潜工作和生活的打算,说:“颂公在军政界搞了几十年,旧部多,需要安排而又可安排的,要尽可能地予以安排。可能还有人向他要点钱,或者他自己想送点钱给老朋友或老部下,都得替他想到,免得他为难。现在决定政府按月送给他特别费大米五万斤(折成五千元),任其开支,不受任何限制。颂公年纪大了,免不了留恋家乡,他在长沙有所房子,我们替他在北京也准备了一所房子。在湖南有个职务,在北京也有个职务,可以在长沙,也可以在北京。只要他参加一些主要会议,不要搞具体工作,让他过好晚年。”在政协:为巩固发展统第一次世界大战线作贡献程潜对共产党和毛主席对他的殷切关怀和优厚待遇非常感激,发自内心地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就是自己长达半个世纪革命所追随的事业,他全身心地投入这一伟大的事业中。他积极参加国家重大协商,以七十多岁的高龄,怀着“敬恭桑梓,造福人民”的豪迈气概,勤于参政、忠于职守,利用自己的声望,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第一次世界大战线作出了主要贡献。1949年10月20日,程潜参加中国人民革命军队委员会首次会议,会议重要内容为讨论今后人民解放军的进军和建军问题。程潜对今后怎么肃清残余国民党匪军和建设新的国防等问题发表了意见。1950年9月16日,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开幕,重要议题是讨论《土地改革法》,制定中南区土地改革的实施方案和实施办法。担任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程潜作了发言,他高度赞扬中南军政委员会自成立以来的工作成就,表示热烈拥护土地改革并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努力。1953年1月13日,为进行《宪法》和《普选法》的起草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了以毛主席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程潜任起草委员会委员。参加宪法草案讨论时,程潜作了题为《我国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的发言,他指出:这个宪法草案是在毛主席的亲自主持下起草的,“我在两个多月的学习和参加讨论中,能够有机会比较深入地钻研宪法草案的精神和实质,同时学习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因而对宪法草案得到了一个基本的认识。”他认为,这个宪法草案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宪法学说的一般科学原理,结合中国的古代和国情而制定出来的。它深刻反映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实质,肯定地指出了国家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方向,它是以“共同纲领为基础,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1954年12月2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首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由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经建立,从本届起,全国政协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而是当作统第一次世界大战线的组织,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作用。程潜在大会发言中指出,由于我国在过渡时期的人民民主统第一次世界大战线仍然具有广泛的基础,“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第一次世界大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所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作人民民主统第一次世界大战线的组织形式,需要继续存在。他认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总纲的规定,工作报告中对今后任务的提出,都同宪法精神完全吻合,我们的义不容辞的职责是:切实遵守总纲的准则,贯彻实现今后的光荣任务。”在湖南:德高望重的一省之长程潜,陈明仁通电湖南和平解放后在长沙合影.程潜在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期间,凡属全省性的重大行政措施,他都亲自听取专题汇报和综合汇报,了解全局情况,做到心中有数、科学决策。1952年3月初,中南军政委员会召开讨论荆江分洪工程计划的联席会议。会前,程潜不顾古稀高龄,深入荆江沿岸周密调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会议上作了详细而且很有见地的发言。与会人员感叹道:“颂公简直是位水利专家,充分的论据、精辟的分析,令人非常信服。”会后,程潜将发言内容整理成文呈报毛主席。毛主席认为程潜的意见很有道理,复信给他说:“联席会议上的发言,使我明了江湖利病所在,极为有益。”毛主席还将程潜的意见转交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周恩来立即组织有关人员进行了认真讨论。同年3月31日,政务院正式发布《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荆江分流工程4月5日动工,6月20日竣工,蓄水量可达50亿到60亿立方米,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项重大水利工程。程潜任湖南省省长共14年,尽管年事已高、身兼数职,仍殚精竭虑,主持省政府的各种主要会议,亲自拟写《政府工作报告》等主要文件的提纲;邀请厅局级干部作专题汇报,并根据上级精神和地方实情,做出令人信服的指示。身边工作人员说:“解放前,湖南人民称颂公为‘家长’,解放后,颂公不愧为德高望重的一省之长。”他经常深入各地视察、检查工作,南洞庭湖、荆江分洪工地,浏阳、醴陵和湘潭,偏僻的湘西,处处留下了他的足迹。1959年4月,毛主席主持召开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前排左起:邓小平、林伯渠、程潜;右起:沈钧儒、黄炎培、李济深、宋庆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程潜一生廉洁奉公,生活俭朴。他曾对秘书说:“我一生不置恒产,解放前夕我把土地还给佃户。我身无一文,只有两件旧狐皮袍子,现在我的穿着,完全是人民政府给的。”他自己的平常生活非常简朴,常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千万不要浪费,不要讲排场,乱花国家一分一文。”毛主席特批给他的每月五千元的特别费,则多数用于救济确有生活困难的辛亥革命同志会的同仁及其后代。(张蔚秋)
标签:
>推荐阅读 >特别推荐
>火热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