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潜（1882-1968），字颂云，湖南醴陵人，1949年加入民革。1949年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湖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湖南各界代表会议协商会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队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民革第二届中央常委，第三、四届中央副主席。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1949年9月初，新中国成立前夕。北平一片忙忙碌碌的景象。9日这一天，毛主席忽然放下手头的工作，与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乘车离开中南海，直奔火车站。这个时候，人民解放军正在向全国大进军，各地的政协代表、进步人士纷纷抵达北平，新中国马上就要宣告成立，毛主席的忙碌，用日理万机形容毫不夸张。这次，让毛主席推开其他要事去车站迎接的这个人，确实不一般，他就是被毛主席尊称为“老上司”的国民党元老——程潜。

1949年8月30日，毛主席亲自草拟电文，邀请程潜来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程潜乘坐的专列于9月9日抵达北平时，出现了文首那一幕。当晚，毛主席还在中南海设宴为程潜洗尘。19日上午，毛主席又到程潜下榻的北京饭店看望程潜，与他亲切交谈。共进午餐后，毛主席邀请程潜游览天坛，并约陈毅、粟裕、罗瑞卿、张元济、陈叔通、陈明仁等同游。

毛主席（右二）与程潜（右一）张元济（右三）1949年9月在北平天坛。

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开幕，程潜当作特邀代表参加了大会，并随后加入了民革。在会上，他回顾了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的经过，深有感触地指出“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团结，才把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打倒下去，才把帝国主义者的压迫扫除出去，才能彻底肃清封建残余，才能根本铲除官僚资本主义”。他表示：“今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召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把建国大业搁在大家肩上，我们今后便应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全国人民一致团结，一致努力，在最短期内把反动残余力量彻底肃清，对内实行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民主专政，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努力发展生产，造福人民；对外则与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促进世界持久和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程潜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程潜进京并如此受毛主席重视、礼遇，在各界人士中引起不小震动，对国民党统治地区的迅速解放和国民党将领的起义，产生了一定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有关程潜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等问题都事先婉商，慎重安排。考虑之周到，待遇之优厚，完全出乎程潜的预料。毛主席在召开政协会议的前一天就对程星龄谈了对程潜工作和生活的打算，说：“颂公在军政界搞了几十年，旧部多，需要安排而又可安排的，要尽可能地予以安排。可能还有人向他要点钱，或者他自己想送点钱给老朋友或老部下，都得替他想到，免得他为难。现在决定政府按月送给他特别费大米五万斤（折成五千元），任其开支，不受任何限制。颂公年纪大了，免不了留恋家乡，他在长沙有所房子，我们替他在北京也准备了一所房子。在湖南有个职务，在北京也有个职务，可以在长沙，也可以在北京。只要他参加一些主要会议，不要搞具体工作，让他过好晚年。”

程潜对共产党和毛主席对他的殷切关怀和优厚待遇非常感激，发自内心地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就是自己长达半个世纪革命所追随的事业，他全身心地投入这一伟大的事业中。他积极参加国家重大协商，以七十多岁的高龄，怀着“敬恭桑梓，造福人民”的豪迈气概，勤于参政、忠于职守，利用自己的声望，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第一次世界大战线作出了主要贡献。

1949年10月20日，程潜参加中国人民革命军队委员会首次会议，会议重要内容为讨论今后人民解放军的进军和建军问题。程潜对今后怎么肃清残余国民党匪军和建设新的国防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1950年9月16日，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开幕，重要议题是讨论《土地改革法》，制定中南区土地改革的实施方案和实施办法。担任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程潜作了发言，他高度赞扬中南军政委员会自成立以来的工作成就，表示热烈拥护土地改革并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努力。

1953年1月13日，为进行《宪法》和《普选法》的起草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了以毛主席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程潜任起草委员会委员。参加宪法草案讨论时，程潜作了题为《我国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的发言，他指出：这个宪法草案是在毛主席的亲自主持下起草的，“我在两个多月的学习和参加讨论中，能够有机会比较深入地钻研宪法草案的精神和实质，同时学习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因而对宪法草案得到了一个基本的认识。”他认为，这个宪法草案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宪法学说的一般科学原理，结合中国的古代和国情而制定出来的。它深刻反映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实质，肯定地指出了国家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方向，它是以“共同纲领为基础，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1954年12月2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首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由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经建立，从本届起，全国政协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而是当作统第一次世界大战线的组织，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作用。程潜在大会发言中指出，由于我国在过渡时期的人民民主统第一次世界大战线仍然具有广泛的基础，“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第一次世界大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所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作人民民主统第一次世界大战线的组织形式，需要继续存在。他认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总纲的规定，工作报告中对今后任务的提出，都同宪法精神完全吻合，我们的义不容辞的职责是：切实遵守总纲的准则，贯彻实现今后的光荣任务。”

程潜,陈明仁通电湖南和平解放后在长沙合影.

程潜在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期间，凡属全省性的重大行政措施，他都亲自听取专题汇报和综合汇报，了解全局情况，做到心中有数、科学决策。1952年3月初，中南军政委员会召开讨论荆江分洪工程计划的联席会议。会前，程潜不顾古稀高龄，深入荆江沿岸周密调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会议上作了详细而且很有见地的发言。与会人员感叹道：“颂公简直是位水利专家，充分的论据、精辟的分析，令人非常信服。”会后，程潜将发言内容整理成文呈报毛主席。毛主席认为程潜的意见很有道理，复信给他说：“联席会议上的发言，使我明了江湖利病所在，极为有益。”毛主席还将程潜的意见转交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周恩来立即组织有关人员进行了认真讨论。同年3月31日，政务院正式发布《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荆江分流工程4月5日动工，6月20日竣工，蓄水量可达50亿到60亿立方米，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项重大水利工程。

程潜任湖南省省长共14年，尽管年事已高、身兼数职，仍殚精竭虑，主持省政府的各种主要会议，亲自拟写《政府工作报告》等主要文件的提纲；邀请厅局级干部作专题汇报，并根据上级精神和地方实情，做出令人信服的指示。身边工作人员说：“解放前，湖南人民称颂公为‘家长’，解放后，颂公不愧为德高望重的一省之长。”他经常深入各地视察、检查工作，南洞庭湖、荆江分洪工地，浏阳、醴陵和湘潭，偏僻的湘西，处处留下了他的足迹。

1959年4月，毛主席主持召开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前排左起：邓小平、林伯渠、程潜；右起：沈钧儒、黄炎培、李济深、宋庆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程潜一生廉洁奉公，生活俭朴。他曾对秘书说：“我一生不置恒产，解放前夕我把土地还给佃户。我身无一文，只有两件旧狐皮袍子，现在我的穿着，完全是人民政府给的。”他自己的平常生活非常简朴，常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千万不要浪费，不要讲排场，乱花国家一分一文。”毛主席特批给他的每月五千元的特别费，则多数用于救济确有生活困难的辛亥革命同志会的同仁及其后代。（张蔚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