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37岁的陈永贵接替主动让贤的原支部书记贾进才，出任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他无惧自然环境之非常恶劣，带领农民艰苦创业，从山下用扁担挑土上山造田。

他制定了治山治水十年规划，首战白驼沟，三战狼窝掌……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大寨精神。

1959年10月，44岁的陈永贵，参加建国十周年大庆活动，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

1960年2月，山西省委发出号召；向模范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学习。

从此陈永贵的名字经常见诸报端。

1963年是大寨的“七灾八难”年，特大洪水、两次风灾，一次雹灾，一次霜冻，加上洪灾前的一段干旱，春播时的涝灾，大寨被蹂躏得泥泞不堪，面目全非。但大寨人凭着自力更生的精神，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这个大灾之年，大寨粮食亩产704斤，总产量达到了56万斤，不但没要国家一分钱救济，而且还向国家缴了24万斤商品粮。当年年底，大寨村社员们永远结束了住土窑的古代，全部搬进石窑新房。

陈永贵在干活

1964年3月28、29日，毛泽东到河北邯郸，停车于邯郸火车站，听取了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和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的工作汇报。

陶鲁笳汇报了他在昔阳蹲点的情况。陶鲁笳详细地向毛泽东介绍了陈永贵。

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听了陶鲁笳的介绍，还问：“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

陶鲁笳当即在纸条上写了“陈永贵”三个字，并说：“陈永贵，42岁扫盲，今年50岁，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不久前陈永贵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很佩服，对我说，陈永贵的讲话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符合毛主席思想和辩证法。”

著名作家赵树理给省委书记陶鲁笳说的原话是：“他没有一处讲到毛主席，却处处都是毛主席思想，没有一处提到哲学，却处处都是辩证法，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人才啊！陈永贵了不起！”

毛泽东听完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关于陈永贵事迹的汇报后，还特意要了陈永贵的事迹材料。毛泽东看完了材料，对陈永贵和他在大寨建立的劳动分配制度非常赞赏。

毛泽东让将陈永贵的事迹材料传到中央，在中央第一线工作的邓小平看了这份事迹材料后，对陈永贵的看法和毛主席一致，对陈永贵评价也很高。不久，陈永贵到北京作报告，场场爆满，反响很好，邓小平十分高兴。

此后，中央领导人不约而同地到大寨视察，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大寨和大寨领头人陈永贵的肯定。

1964年12月26日，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毛主席邀请了当作中国新型农民代表的陈永贵参加了自己的生日宴会。毛主席的生日宴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品字形地摆了三张桌子。毛主席在上方的一桌，陈永贵极荣幸地被安排在毛主席身边就座。

吃饭的时候，毛主席对陈永贵笑道：“你是农业专家噢。”陈永贵听不懂毛主席的湖南话，只是一个劲地连连点头，咧着嘴使劲笑。有人在一旁解释道：“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陈永贵听了立刻又摇起头来：“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不是农业专家。”

1967年五一劳动节，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陈永贵被请到毛主席身边。毛主席拉着他的手问候道：“永贵好！永贵好！”

当时，各大报纸在醒目的地方登了“永贵好！永贵好”，一些报纸把它套红印在了报眉上。

毛泽东与陈永贵握手

陈永贵的官职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高，从大寨党支部书记，到同时兼任昔阳县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山西省委副书记等职。

1975年1月，陈永贵赴京参加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后回到医院，通知他马上去一趟。周恩来一见陈永贵，开口就说：“这次找你来，就是安排人大的事。你要有所准备，当国务院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怎样？”

陈永贵听后一愣，忙说：“总理，我文化水平不可以，实在是当不了这个副总理！”

周恩来态度严肃地说：“看你永贵，你是不是党员？是党员就得接受党的安排。”

就在这次会议上，陈永贵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全国农业。当时共有12位副总理，陈永贵排名第7位。

陈永贵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但是他坚持不迁户口，也不拿国家工资。没有城市户口就没有粮票，每年秋后大寨分粮食，要专门拿出陈永贵的那份口粮送到公社粮店，换成全国粮票给陈永贵捎去。

当时，中央有关部门安排陈永贵住在钓鱼台3号楼。

1975年5月初，陈永贵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求批准他经常下去跑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昔阳抓点，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跑面，剩下的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

在这封信里，陈永贵还向毛主席申请搬出钓鱼台。

1975年5月3日，毛主席亲自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会。他走进会议室，在沙发上坐下，开口就问：“永贵同志在哪里啦？”陈永贵忙站起来回答。接着，毛主席让陈永贵坐到了自己身旁。

此时，毛主席把陈永贵写给他的那封关于搬出钓鱼台和三个三分之一工作计划的信还给陈永贵。陈永贵接过来一看，只见上边有毛主席的亲笔批示：“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

毛主席对陈永贵说：“你那个三三制很好呀！”“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嘛！”

1975年8月中旬，陈永贵从钓鱼台搬到了交道口一条胡同的小院里。

陈永贵是国务院副总理，家人却没跟上享福，严于律己的他叫妻子带着孩子在大寨挣工分，连城市户口也不给她们转。山西地方上的领导曾经背着陈永贵给他的家属转过户口，还想把她们送进京，手续全办了。陈永贵获悉后拍桌子吼道：“谁办的！我不同意！谁敢！”结果，此事自然就黄了。

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后，其妻宋玉林一直在村里办的托儿所给人看孩子。到大寨来参观的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客人提出要见她，她不好意思，觉得自己衣服也不干净，穿得也不好，就到处东躲西藏。可是陈永贵不在乎，非要找她出来不可，并对她说：“你有什么不好意思见人的？劳动最光荣。”还开玩笑道：“有人造谣，说我娶了个20多岁的大姑娘，你也让大家看看嘛。”

搬出钓鱼台，按规定应该给陈永贵配一名服务员。陈永贵拒绝说：“来一个年轻姑娘挺不方便的，算啦。”中央有关部门说可以派个岁数大的，陈永贵又说：“岁数那么大还侍候我，多不合适。”亦婉谢拒绝之。

身为副总理的陈永贵竟然有时自家的口粮不够吃，就多吃些杂面。

宋玉林心疼丈夫，经常单独给他做碗白面面条吃。可是后来她发现，给陈永贵盛一大碗他说吃不了，改盛一小碗他还说吃不了———他是要分出一些来给她和孩子们吃。

陈永贵身边的工作人员觉得他穷，想给他增加点收入，就申请报客饭补助。陈永贵搬出钓鱼台以后客人多了，昔阳的干部、各地的劳模、国务院的同事常来，按说这笔客饭补助也是个不小的数了。国务院正好也有这方面的规定，一申请就批了下来。但陈永贵却拒绝报销，说，“我的客人让国家报？退掉！”

到了植树季节，身为副总理的陈永贵经常参与植树。一次，他从警卫班的战士手中抓过铁镐麻利的挖树坑，身手比年轻人还麻利呢。

他手上的老茧，厚到抓上一把荆棘都感觉不到疼。

陈永贵视察云南、贵州，返回时发现随行人员带的有云烟和茅台，发了一通火让人家务必把钱寄过去。

到拉萨视察，陈永贵不去布达拉宫参观。他说：“庄稼地是最有看头的东西。红旗招展、人欢马叫的农田建设场面，才是最美的！”

当作国务院副总理，自然少不了参加一些外事活动。在外事活动中外宾有时也送给陈永贵一些小礼物，比如计算器之类的东西。这类礼物陈永贵一律上交，两袖清风，不染纤尘。

现在好多人说陈永贵没文化，那是古代造成的，但是他讲话的水平不得了，他在全国各地的讲话有记录，水平不亚于大学教授水平，经常一讲就是几个小时，没稿子且特别生动，大人小孩在下面听都不瞌睡。

1980年9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陈永贵请求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大会同意了他的申请。之后在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因病治疗无效在北京病逝，享年71岁。

大寨村的陈永贵塑像

临终时，陈永贵掉着眼泪对家人说：人是注定要死的，我没有给毛泽东丢脸。我当作一个农民，成为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谁能想到呢？我敢说，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

曾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作家马烽著文讲过他向陈永贵遗体告别的情形：

“1986年3月间，我到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听说陈永贵病了，住在北京医院里。我正打算去探视他，忽然收到一份讣告：陈永贵已经病逝，死于癌症，定于某月某日下午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告别仪式。我又是吃惊，又是遗憾，我觉得无论怎么也应该去和他告别，为他送行。那天下午我请了假，匆匆赶到了八宝山殡仪馆。小车开到追悼会大厅门口，只见门外冷冷清清空无一人。我以为是把时间看错了，再看讣告，时间、地点都没错。后来司机同志说后院还有几个小厅，也可能在那里。当我们把车开那里时，我发现大寨的贾承让等一些干部都坐在台阶上抽烟。

1965年春马烽与陈永贵交谈

这时，一辆高级轿车在告别室外停下，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风衣、戴着变色眼镜的人。周围的老百姓立刻认出来了，是华国锋！于是人们拥过来，不知不觉地在华国锋前边站成了一道走廓，有的人还鼓起掌来。华国锋一来，大厅的门打开了，我们鱼贯而入。华国锋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贵的遗体前三鞠躬，又一言不发地呆呆望着陈永贵的遗体，流下泪来。围观的人静静的，有的人抽泣起来。中央办公厅来的一位干部手足无措，不知怎么是好。华国锋仍不说话，流着泪慢慢地绕着陈永贵走了一圈，又一言不发地与陈永贵的亲属一一握手，然后还是一言不发地走出告别室，上车走了。”

马烽说：“陈永贵安安静静地躺在大厅中央的花丛中，削瘦的面部虽然化了妆，但掩盖不住满脸横七竖八的皱纹，这些皱纹刻划出了他一生的经历。当我带着沉重的心情走出追悼会大厅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应该带一瓶汾酒来，洒在他的遗体前。我和他是二十年前在一起喝酒相识的，也应当以酒告别。可惜我事先没料到，深感遗憾。”（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