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可能是中国最富神话色彩的山峦，盘古开天、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的故事……在这里流传了几千年。

盘绕在巍巍太行半山腰上的红旗渠，也像神话一般传奇。站在渠埂上，抬头，是陡立千仞的悬崖；俯首，是深达百米的峡谷。渠水悬在半空，静静流淌，像一条天河。

流传了几千年的神话故事，出自古人天马行空的想象；流淌了半个世纪的红旗渠，出自劳动者坚韧不拔的实干。

上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曾经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不同的是，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是举全国之力，而“红旗渠是英雄的林县人民用两只手修成的”。

放诸今日，在英雄常被庸俗解构、理想信念会被现实消解的时候，红旗渠就像一个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符号，高悬在太行山上，让人仰望，更带给人精神力量的震撼。

水之困

蜿蜒在太行山腰的红旗渠主干渠。

众所周知，红旗渠是为干旱缺水而修。带着这个印象去河南林州，不免会有一种预设：那里是一片干旱的土地，黄土、丘陵、荒山该是常见的景象吧？

意想不到的是，坐在从安阳到林州的长途车上，沿途满眼都是绿色。路旁的绿化带草木葱茏，田里的玉米密不透风，一片墨绿。随风轻摇的玉米叶反射着阳光，田地仿佛一块很大的翡翠，熠熠生辉。渐行渐近的山峦也被植被严密包裹着，生机盎然。

眼前的林州看不出一丝干渴、荒凉之象，绿化、植被不输于任何一座北方城镇。每个林州人都自豪地将这些绿色归功于红旗渠。

红旗渠风景区管委会副主任李蕾当过多年的讲解员，还曾在央视《百家讲坛》上讲述红旗渠。介绍当年林州的缺水之困时，她可以信手拈来大量的故事、事例。比如林州十年九旱，水贵如油，人们不得不翻山越岭去挑水吃。桑耳庄村桑林茂，大年除夕爬上离村七里远的黄崖泉担水，等了一天才担回一担水，新过门的儿媳妇摸黑到村边去接，不小心把一担水倾了个精光，儿媳妇羞愧地回屋悬梁自尽了……

只是，这些凄惨、悲凉的故事，早已成为古代，听上去距离眼前的林州实在遥远。红旗渠发挥作用已经半个世纪，绝大多数林州人早已习惯了它的惠泽。那个干旱缺水的林州，仿佛只存在于先辈们的讲述之中。

记者对红旗渠通水之前的林州更真切的认识，来自李蕾的一句问话：“从安阳过来的一路上，你看见水了吗？”

回想一下，几十公里的一路上，记者竟然没有看到一条河流、一片池塘。在千百年逐水而居形成的北方城市，这么长的距离见不到地表水，极不寻常。

但是，就此说林州没有河流并不确切。林州市境内有浊漳河、洹河、淅河、淇河4条河流，均属海河流域的卫河水系。只是这些河流都是季节性河流，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处于干涸状态。而且，这些河流的河道都在林州的边缘地带，即便是丰水期，林州也只有很少的区域能得到滋润。

也许是天意弄人，洹河出了林州不久就变得丰沛起来。距离林州最近的城市安阳，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殷墟遗址就坐落在安阳的洹河之滨。

地表水匮乏，地下水更是难觅。地质资料表明，林州位于太行山地及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也是黄土高原的东沿。西部地壳以上升为主，而且侵蚀成密集的沟谷，太行山东侧断层较多，地壳十分破碎，像漏斗一样排泄着浅层基岩中的水分。

根据林州地下水勘探的资料，整个市域内，可方便开采浅层地下水的区域只有8平方公里左右。其余地区的地下水，多贮藏于山丘区及盆地的灰岩地层中，埋深多在200米以上，且地质结构复杂，开采难度大，代价高。直到上世纪80年代之后，这些地下水才少量得以开发利用。

在红旗渠通水之前，林州最仰赖的水源就是雨水。这里的年平均降水量672.1毫米，在北方地区并不算很低，但受制于特殊的地质构造，雨水降下来却留不住。“靠天吃饭”的林州，似乎很少得到上天的眷顾，雨降得多一些，便是顺着山势奔腾而下的洪涝灾害，正常年景之下，雨水会很快流走、渗漏殆尽。因而，干旱缺水就成了这里的“正常年景”，“十年九旱”成了最写实的描述。

干旱给林州祖辈留下了悲苦的古代。在以农业为主的年代，大旱绝收、小旱薄收，多数岁月里，林州人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

据1995年版《红旗渠志》记载，在红旗渠修建之前，林县（1994年之后撤县设林州市）550个行政村中，有307个长年人畜饮水困难，有一百多个村要跑5公里以上取水吃。林县每年因取水误工达480万人，超过农业总投工的30%。也就是说，林县人每年要把将近4个月的时间，抛洒在那些漫长的取水山道上。

林州有一种独特的古代遗存，叫“荒年碑”，那是历代林州人对干旱的记录。合涧镇小寨村的“荒年碑”记述清光绪三年旱灾的悲惨情景：“……回忆凶年，不觉心惨，同受灾苦，山西河南，唯我林邑可怜……人口无食，十室之邑存二三……食人肉而疗饥，死道路而尸皆无肉，揭榆皮以充腹，入庄村而树尽无皮，由冬而春，由春而夏，人之死者大约十分有七矣……”

那些干旱困苦的日子，随着红旗渠的滚滚水流而一去不返。而提到这条彻底改变了林州命运的人工天河，林州人都会带着感念说起一个人，“没有他，就没有红旗渠！”

他就是当年的林县县委书记杨贵。

重新安排林县河山

红旗渠工程中，干部始终冲锋在前。图为县委书记杨贵（前一）带领修渠大军上工。

1954年5月，杨贵被任命为中共林县县委第一书记。那时的杨贵年仅26岁，却是一个有着11年党龄的老党员。1943年时，15岁的杨贵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地方武装工作。

成为林县县委书记之前，杨贵是安阳地委办公室副主任。他对林县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干旱——此前半年，杨贵是安阳地委派到林县的抗旱保苗工作组组长。

而今的杨贵已是耄耋之年，虽满头银发，却身躯高大，精神矍铄，说起话来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仍是一口浓重的河南口音。

初到林县的一个场景，杨贵曾讲述过无数次：他带着工作组到马家山下乡调研，一路风尘仆仆。到了农户家想洗把脸，主人端上来一个铁洗脸盆。杨贵瞅了一眼，脸盆只有烩面碗大小，水还是半盆。这倒不说，这边厢洗着脸，那边厢不停地“叮嘱”：“您洗完脸千万别把水泼了，俺还等着用洗脸水喂牲口哩！”

杨贵说，林县给他这个年轻的县委书记准备了三道“杀威棒”：林县旱，林县生活苦，林县“要命病”多。

“要命病”指的是当地多发的食管癌、皮肤病、甲状腺等疾病。追究病因，还是因为缺水，饮用水水质差。三道“杀威棒”的根源就是一个：缺水。

林县的症结清清楚楚地摆在眼前，解决的途径再明显不过——兴修水利。但是哪位都清楚，这条路绝非坦途。林县的古代几乎就是一部与干旱不断抗争的古代，千百年来未见实质改观，新一届的林县县委能有什么良策？

杨贵到林县主持召开的首次县委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转变干部作风，发动各级党政干部去“摸大自然的脾气”。

所谓“摸大自然的脾气”，就是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寻找解决缺水问题的办法。

一场大兴水利的人民战争在林县风风火火展开了。世代饱受干旱之苦的林县人民热情高涨，林县水利工程成效显著。

《人民日报》以《社会主义的脚步声》为题发表长篇通讯，报道了林县两年水利建设取得的成就：“从大禹治水到1944年10月林县全境解放，三四千年时间，林县只有一万多亩水浇地……从1955年冬到1957年秋，两年时间，全县水浇地扩大了16万亩，全县可以利用水利设施灌溉的土地达到23.7万亩。”

现在的中原小城林州，名气几乎都来自红旗渠。而杨贵告诉记者，本来在红旗渠通水之前十年，林县就因为山区水利工程而闻名全国。1957年的全国山区工作会上，林县被树立为全国典型，杨贵登台介绍了经验，还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签发的国务院奖状。

当时主持这次会议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表扬林县抓住了山区工作的重要矛盾，夸杨贵讲得生动，“有了水，闺女就往山上走，没有水，山上青年就找不到老婆。”

带着全国山区工作会上的荣誉和鼓舞，杨贵回到了林县。当年底，林县县委提出了比解决缺水问题更具气魄的目标：“重新安排林县河山”。

“人定胜天”，是那个时代的人们笃信的信条——放诸今日，这个观点也许值得商榷，但在当时，这却是中国人满怀激情建设新社会的豪迈宣言。

几年后，比林县更著名的全国典型大寨，也提出了同样的口号：“重新安排昔阳山河”。杨贵笑着回忆，这句话是陈永贵从林县学去的。

杨贵带着专程来学习的陈永贵参观工地。“重新安排林县河山”漆在峭壁之上，每个字都有数丈高。陈永贵一看就激动不已：“这个口号提得好，有气魄，鼓舞人。咱昔阳的山河也要重新安排。”

不过，在“重新安排林县河山”最初的计划之中，并没有红旗渠。杨贵回忆，那时候有很多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像“让太行山低头，让淇、淅、洹河听用”等等，但是眼睛都是盯在林县境内。林县挖了英雄渠、天桥断渠、淇河渠等几百公里长的引水渠，修建了要子街、弓上、南谷洞三座水库，水利工程的规模前所未有。

“护身符”

1958年11月1日，杨贵到新乡参加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晚饭后，他到驻地附近的一家浴池，准备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在水无比金贵的林县，洗澡都是一种奢侈。

刚把身子泡进澡堂子，雾气腾腾的浴室门口忽然有人高喊：“杨贵同志在里边吗？”来人是新乡地区公安处处长高雷，杨贵赶忙答应。

高雷紧接着喊：“快穿衣服，有急事！”

杨贵顾不上擦干身子，湿漉漉地套上衣服，就跟着高雷上了吉普车。这时，高雷才告诉他，毛泽东的专列到了新乡火车站，毛泽东要和地、县委的同志座谈。

回想起那次与毛主席的谈话，杨贵至今仍难掩激动。他说，毛泽东的话让他心里有了底，这才敢继续大干水利，不然也不会有红旗渠那么大胆的设想。

那时的林县和杨贵，已经由全国山区工作的先进典型，变成了“大跃进”的“后进分子”。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以大炼钢铁和“放卫星”为重要指标。林县偏偏这两项“核心工作”都没做好。

地委要求上报1958年的夏粮产量，杨贵最初如实报亩产114斤。领导不满意，几经引导，让他加上新麦水分，杨贵大着胆子加了一成，亩产增加到125斤半。而临近的市县却是亩产几百斤、上千斤地往高里上报。数字报得越高越“先进”。

林县山里有矿，山上有林，是新乡地区大炼钢铁的中心之一，可是一炉能用的钢也没炼出来。而杨贵焦虑的却是大炼钢铁抽走了几乎所有的精壮劳动力，水利建设无以为继。

见到毛主席，杨贵直言不讳地“放了一炮”。

毛主席知道这个小小的县委书记，一见面，就握着杨贵的手说：“林县杨贵，听说你治水很有一套。”

座谈开始后，毛主席先向在座的河南省、市、县负责人问起了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的情况，杨贵据实回答。在浮夸风盛行、全国各行各业争相“放卫星”的形势下，杨贵的话让旁边的人捏了把汗。非但如此，杨贵还当面向毛主席“抱怨”起来：“林县这几年兴修水利，今年大秋作物长得很好。可是精壮劳力都出来炼钢铁，庄稼顾不上收，棉花顾不上摘，丰产却没有丰收。”

意想不到的是，毛主席不以为忤：“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办水利，办钢铁的劳力要撤下来。”说着，还伸出巴掌做了个“砍”的手势。

这之后，首次郑州会议召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进行了一些纠正。不过，这次会议仍未摆脱对我国经济发展形势不切实际的估计，粮食、钢铁等产量的指标继续被提高。

但是在林县，因为有了杨贵在专列上与毛主席的那次座谈，大办水利有了“护身符”。土法炼钢的小高炉只留下少数人维持，几万劳动力重新回到了水利建设工地。

到1959年，林县基本形成了南、北、中三个水利灌溉体系。那一年夏粮的大丰收，也印证了这些水利工程的效用。林县县委已经准备宣告，几千年的缺水问题被解决了。

但是丰收的喜悦还没有散去，一场大旱再次降临林县，已修的水利设施无水可引，无水可蓄，在最需要它们发挥作用的时候却成了摆设。林县人又开始了翻山越岭挑水吃的日子。

干旱带着几分嘲弄地告诉林县人，林县的山河远没有如他们所愿地被重新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