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营救李大钊，不信张作霖敢下手

1926年3月18日，李大钊领导了北京学生、市民反对英美干涉中国内战的示威运动。军阀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对示威群众进行血腥的屠杀。

在这次示威中，李大钊头部受伤，但他毫不畏惧，继续指挥着群众运动。当张作霖把打击共产党人当作“反赤”重要内容，李大钊就成为抓捕的主要对象。

因李大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北方负责人，苏联共产国际的代理人，而且还是与冯玉祥部队及南方国民党的主要联系人。

为了躲避军警的逮捕，李大钊带领部分同志和家人，躲到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在苏联使馆内继续开展工作。根据《辛丑条约》，使馆区中国军警不准入内，享有治外法权。

1927年4月5日，曾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的熊希龄，在北京太平湖饭店为女儿举办婚礼，时为国民党员的杨度应约赴宴。席间，大家谈到时局问题，汪大燮说：“这世道人心，都是共产党闹的。”

接着，他附在杨度耳边说：“张大帅就要对他们开刀了！”

说者有意，听者更是有心，杨度知道，汪大燮正在为张作霖办谜团外交，这话一定有来头，忙问：“有什么动静吗？”

汪大燮觉得杨度是个老帝制派，对“反赤”一定是赞同的。便点点头，压低声音说：“这可是绝密消息，绝对不能外传。张大帅分头和英、美、日三国公使接洽，已征得同意，日内就派兵进驻东交民巷使馆区，李大钊、路友于等都在那主持北方党务。他们的日子没几天了。”

杨度一惊，不由打了个寒噤。但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又与汪大燮应酬了几句，便假托有事，匆匆地离开了太平湖饭店。

杨度出来后，连忙去找时任北京教育部次长的共产党员胡鄂公，将这个紧急消息告诉了他。

胡鄂公先是大吃一惊，连忙找到通信渠道，把这紧急消息通知李大钊等人。消息送出后，杨度派儿子杨公庶去东交民巷，轮流在街口等候。直到夜晚八九点钟，仍不见有人出来。杨度十分着急，便亲自去等，他在街头买了一碗馄饨，磨磨蹭蹭地吃着。

突然，他发现有两个人从使馆区出来，仔细一看，果然是他认识的人。杨度上前问道：“守常（李大钊）他们呢？”那两人说：“守常得到消息后，马上开了个会。多数人认为，这消息也许不尽可靠。张作霖无此大胆，谅他还不敢践踏国际公法，破坏中苏邦交。即使消息可靠，只怕便衣侦探早已密布在东交民巷附近，要走也走不了，一走反去送死。因此多数人没走，只有我们离开了那儿。”

杨度安排完出来的人后，心中充满着焦灼、烦乱和不安。第二天，他又派儿子去东交民巷附近。这里已经军警林立，如临大敌，不许路人走近了。

张作霖

警察突袭苏联大使馆逮捕李大钊

1927年4月6日，即杨度实施营救的第二天，京师警察厅派出300余人，突袭了苏联使馆，将李大钊等35人和苏联使馆人员16人逮捕。

据杨度之子杨公庶观看，“只见两个大兵架着一个被捕者，又两个大兵架着一个被捕者，从中东铁路办事处、俄款委员会及远东银行等房子里陆续走出来。被捕者的脸上，都扎着白布，一个个被架上汽车。汽车呼啸而去。”

在搜捕中，警察搜走7卡车文件档案，里面有大量的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各派别的指令。后经翻译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内容重要是“军队谜团之侦探”和“苏俄在华所用经费”两项。

其中有：照译1927年1月30日军队会议案笔录；照译苏俄利用冯玉祥计划文报告；照译1927年3月13日军队会议案笔录；北京苏联大使馆会计处致广东军队顾问加伦函等等。

张作霖从这些证据中得出结论：1.在奉军与南方军战争期间，李参与了军队谍报工作；2.李与苏联政府勾结参与中国内战；3.李和冯玉祥国民军的关系非同一般；4.李当作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北方领导人进行了颠覆政府活动。张作霖据此认定：李大钊该杀。

搜查苏联大使馆的事件发生后，苏联驻华代办向北京外交部提出抗议，苏联政府向中国驻苏代办郑延禧提出严重抗议。

郑延禧未得北京指示，对搜查苏大使馆之事毫无所知，所以他对苏联的抗议回答说：“中国政府决不会干这样的事，想必是土匪所为。”

张作霖生平最忌别人提到“土匪”，当此话传到北京，张作霖气得暴跳如雷，大骂外交人员“混蛋！”

李大钊受尽酷刑却拒绝营救

在李大钊被捕第3天，《晨报》登出消息：“闻李大钊受讯时，直认真姓名，并不隐讳。态度甚为从容，毫不惊慌。彼闻述其信仰共产主义之由来，未谈党的工作，否认对北方有密谋。李被捕时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

同一天的《世界日报》也有一则消息，说“李着灰长袍，青布马褂，满脸胡须，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为马克思学说崇信者。对于其他一切行动，则谓概不知晓。”

李大钊入狱后，受尽各种严刑拷问，始终立场坚定，坚贞不屈。他在狱中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过，所不敢计。”

与李大钊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女儿，但他在狱中20余日，绝口不提家事。

张作霖逮捕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激起全国舆论的公愤，工人、学生、学者和社会名流，均起而营救李大钊等人。李大钊在狱中得到人们欲营救的消息后，表示坚决反对这样做，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但已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作冒险事业，消耗革命力量；应当保存力量，不使革命力量再受损失。”

蒋介石推了张作霖一把

李大钊被捕后，鉴于他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各方都有营救行动。特别是北洋政府前高级官员，如章士钊、杨度、梁士诒和北大校长等都出面说情。面对如此来势汹汹的社会舆论，张作霖也开始犹豫。

为此，他区别发电给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阎锡山等征询意见。除了阎锡山没有回复外，其余人均回复表明态度。张学良回电：“李大钊是个有用人才，不应把他杀死。”

而“狗肉将军”张宗昌却说：“李大钊是赤党祸根，巨魁不除，北京终究危险。”极力主张杀了李大钊。当时报刊登载前方来电：谓前敌将士因讨赤死者不知若干，今获赤党首要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将士？

张作霖向手下诸将发电，本想讨个准主意。可两种截然不同的反馈，反让他更加左右为难。

就在张作霖犹豫不决之际，蒋介石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

张作霖与蒋介石没过多交往，但蒋介石在南方国民军中的地位他是清楚的。特别是广东国民革命军最初提出的作战口号：打倒吴佩孚、妥协孙传芳、放弃张作霖，让张作霖很感觉一丝温暖。

此时，正值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不久，上海的血腥气激活了张作霖骨子中的嗜杀本性。所以，为了向蒋介石示好，张作霖不顾社会舆论的谴责，于1927年4月28日，悍然下令，绞杀了李大钊和同时被捕的其他共产党人和革命者。

就义时，李大钊从容不迫地第一个步上绞刑台，作了最终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指出共产主义的真理必然胜利，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现了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和对敌人的最大轻蔑。

凶手吴郁文伏法

李大钊牺牲22年后，他当年预言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中国实现了。

1949年2月2日，北平市公安局郊七分局局长朱文刚奉命带领8名警察和中央警卫团一个班，前去接管国民党警察局外七分局管辖的功德林监狱。

当他们走进一间大房子里，朱文刚看见靠墙处摆放着一座庞大的绞刑架，便问道：“你们用这个洋玩艺处决过死刑犯?”

一位留用的旧警察回答：“听说用它绞死过贵党首领李大钊，以后好像再没用过”。

朱文刚对在场的旧警察厉声命令：“你们把它给我看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动，听见没有?”说完，朱文刚骑上自行车，匆匆赶往市公安局汇报。

北平市公安局长谭政文听了汇报，马上报告了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彭真意识到，杀害李大钊的绞刑架是一件具有重大古代意义的文物，应当妥善保管。

他指示谭政文，由市公安局文保组的民警配合市政府文物接管组的同志，把绞刑架从功德林运送到北平古代博物馆 。这座绞刑架是北平市文物接管组接收的第一件文物。

1951年6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侦查处长冯基平收到一封来自铁道部公安局的绝密信函：“本部房产管理所中统特务分子阎振郎反映：原李大钊同志被害之主谋人，即当时张作霖之侦缉处长吴郁文，化名博哉，现住在北京鼓楼大街，希望迅速调查处理为荷。”

冯基平马上叫来副处长狄飞，把信递给他说：“你来负责这项工作，一定要抓住杀害李大钊同志的凶手。”狄飞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调查科侦查员温振海。

第二天，身着便衣的温振海骑着自行车来到鼓楼派出所，在民警的帮助下，从户口底册上查到一个叫吴博斋的人。登记显示此人69岁，北京密云县人，无职业，住在旧鼓楼大街4号。

温振海心中暗想：“吴博斋”与密函中提到的“吴博哉”谐音，只差一个字，年龄也差不多，极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温振海决定前去探个虚实。来到4号房前，屋门没有锁，温振海借口找人走了进去。他看见屋里有一张床，床上歪躺着一个老头。老头很瘦，满脸病态。温振海从老头的目光中察觉出他不是一般人。为不打草惊蛇，他退出来。从老头的邻居处，温振海了解到，这个老头就是吴博斋。

为慎重起见，狄飞又安排侦查员查阅了接管下来的敌伪档案，提审了在押的国民党北平市的中统、军统特务，证实吴博斋就是吴郁文。

1951年6月20日，吴郁文被抓捕归案。吴郁文对策划、抓捕李大钊的罪行供认不讳，人民法院根据他所犯罪行，判处其死刑。之后，杀害李大钊的重要凶手陈兴亚、雷恒成、王振南等相继落网，逐一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