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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战争爆发后是怎么回事?穆尔维茨会战给腓特烈哪几个教训

时间:2025-02-24来源:网络作者:小白
1740年,年方28岁,深受法国蒙哲学思想熏陶的继位。

当时人们认为这将是一位善于思考的幵明国王,甚至可能偏于文弱。

的确,他一上台,就解散了父亲的“玩具”巨人掷弹兵团(留一个中队作仪仗护卫),而且下令禁止军中体罚士兵(这个命令后来在战争中撤销)。

但是腓特烈拥有祖、父遗留下来的精良军队和充足国库,本人对战争也不是生手,当年在波兰王位继承战期间,就曾赴当时欧洲第一名将身边见习军事。

很难说腓特烈在那短短的一段时间真就能从欧根亲王那里学到些什么本领,但是欧根确实曾经盛赞腓特烈在战场上的冷静态度,而年轻的腓特烈倒是对老迈年高的欧根亲王印象不深。

最重要的是,腓特烈登基不久,就出现了普鲁士扩张的良机——奥地利王位继承危机。

事情要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讲起:1711年奥地利约瑟夫去世,由他的弟弟,本来跟法国安儒公爵争夺西班牙王位的卡尔(查理)六世继位。

这兄弟两人都没有儿子,各有一个女儿。

卡尔六世在位时间很长,他促使欧洲各国同意一个原则:他的女儿玛丽亚·特蕾莎,要比他哥哥约瑟夫的女儿玛丽亚·阿玛丽亚(Maria Amalia)优先继承王位。

注意一个问题:奥地利和匈牙利波希米亚的王冠虽然可以由女性继承,但是依照宪法,这个名义上的皇帝位,不能是女人。

因此,这里所讨论的,实际不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位,而只是奥地利王位。

本来欧洲列强已经同意了小公主玛丽亚·特蕾莎的继承权,但是当1740年卡尔六世病死的时候,巴伐利亚选帝侯、长公主玛丽亚·阿玛丽亚的附马查理。

阿尔伯特Charles Albert为妻子要求继承权。

由此引发又一次全欧大战,奥地利王位继承战(1740-1745)。

玛利亚·特蕾莎 这场战争,普鲁士没有全程参与,只打了一前一后两段,全都是为了吞并奥地利的西里西亚省,对于普鲁士来说,就称为第一次和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所以这两场战争,实际都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中的一部分。

1740年,腓特烈二世和玛丽亚·特蕾莎女王都是青年即位,腓特烈认为女王年轻没有经验,正是普鲁士扩张,吞并西里西亚的好时机:西里西亚本来是德意志诸邦中一个富庶的公国,1675年西里西亚公爵死后无嗣,虽然包括勃兰登堡在内的几位诸侯提出继承要求,但是其实谁也没有特别有说服力的理由,于是皇帝就把西里西亚收归己有。

坦白地说,其实无论皇室或者哪位诸侯,当时吞并西里西亚的理由都很牵强,只是皇帝先下手为强而已。

到1740年,腓特烈派使臣知会特蕾莎女王,普鲁士愿意以军事力量支持她的继承权,但是要求以西里西亚作为交换条件,实质摆明了是。

女王拒绝了腓特烈提出的条件,于是普鲁士出兵,抢占西里西亚造成既成事实,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爆发,这也标志着整个奥地利王位继承战正式开始。

战争伊始,年轻的普鲁士国王仍然缺乏经验,必须依靠两位沙场老将:一位是施维林(Schwerin)元帅,国王最倚重的军事顾问,常年陪王伴驾出谋划策,实际是太傅的地位。

另一位是安哈特·德绍亲王,利奥波德老元帅(Prince Leopold of Anhalt·Dessau) 。

这位利奥波德亲王非同小可,他当年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指挥马尔巴勒麾下的普鲁士军队,是马尔巴勒和欧根手下最得力的将领之一,战功卓著。

战后,他又是普鲁士陆军的主要组织者和改革者。

此时虽然垂垂老矣只能坐镇本土,但是他在普军中,可以说是军队的精神领袖,绰号“德绍老头” 。

利奥波德一门父子4元帅,除了他本人以外,长子次子和四子后来都是普鲁士元帅。

施维林元帅 安哈特·德绍亲王 腓特烈大帝和施维林元帅率领八万普军南下在1740年12月16日进入西利西亚境内。

由于普鲁士军的袭击令奥地利军猝不及防,奥地利在西利西亚当地只有少许的二线驻防队(Garrison),西利西亚几乎全境沦陷,只剩下格洛高(Glogau)、布里格(Brieg)和尼斯堡(Neisse)等要塞遭普军围困,奥军为了保存实力一时退往捷克境内的波希米亚与莫拉维亚,普鲁士一举夺得了400万的人口和数倍的手工业生产力。

但是围城战向非普军所长,腓特烈率两万普军屯兵尼斯堡坚城之下,准备长期围困。

西里西亚 1741年2月,奥地利伯爵菲利普·冯·奈伯格元帅(Phillip von Neipperg)集结了20000名奥军士兵,朝上西利西亚进击,目标是救援尼斯堡,一举分断上下西利西亚普鲁士军的连接。

奈贝格伯爵的进击相当迅速,而菲特列的普鲁士军为了扫荡、确保各村镇并搜集粮草,其部队冬营散落在整个上西利西亚境内,因此让奥地利军得以如入无人之境般地迅速迫近纳塞。

在积雪深达膝盖的初春,菲特烈为了集结部队花掉了非常久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普鲁士陆军元帅利奥波德二世 (安哈尔特·德绍)亲王为了迟滞奥地利军,于1741年3月9日晚上,用仅仅一小时的时间夜袭奥军营地,并且以数学算式般的精度完成破坏工作后撤离,奥军约小损千余名士兵、失去了大批弹药、粮草等物资,普鲁士军则几乎没有损失。

即便遭受奇袭,奈贝格伯爵还是保有九成以上的完好兵力,他一边加强来自侧后方的防御,持续向尼斯堡方向进击。

此时,无论是回防的普军或是意图冲刺的奥军都苦于春初雪融的泥海,以极为迟缓的速度运动着,以尼斯堡为目标。

最后,奈贝格伯爵军团在普鲁士骑兵不断的夜袭游击干扰下,表现出更高的机动技巧,抢先进至尼斯堡城下解围,自己背靠坚城,反而把原本围城的普军隔绝在尼斯河对岸。

从战略眼光来看,奥地利军只要能够坚守住战线,切断来自普鲁士本国的补给,并且持续投入更多部队,被孤立在上西利西亚的腓特烈军团将会遭到压倒性的歼灭。

为了要突破奥地利军的封锁线,菲特烈决意主动进攻击破奈贝格军团。

由此在穆尔维茨村爆发了穆尔维茨会战。

穆尔维茨会战战场形势图 战役经过 1741年4月10日凌晨,普鲁士军吃完早饭之后开始急行军。

菲特烈在早雾和飞雪之中如幽灵般地无声无息出现在奈贝格军团前方不到2000步之近处,奈贝格发现普军后,下令紧急敲钟列阵备战,由于年轻的菲特烈认为奥地利军已经敲钟备战,坚持普鲁士军必须先行整队后再行进攻,因此错过了第一击的时机,双方开始列阵,由于战前普军侦察不力,腓特烈事先并不清楚奥军主力的具体位置,因此过早将行军纵队展开成横队作战队形,双方阵线呈南北展开,普军在东奥军在西,两军的北侧翼突前。

约在下午一点钟时,两军才完成了列阵与部署。

这是菲特烈亲手指挥的第一场战争。

虽然他先前已经跟随过欧根亲王的脚步上过战场,但是那充其量不过是战场观察员的角色,以主帅身份指挥大军,可说是菲特烈人生中的第一次初体验。

由于先前普军骑兵游击队的活跃,奥地利军在往尼斯堡的赛跑中损失大量物资与少许士兵,因此奥地利军方面约只有19000人(18个步兵大队、86个骑兵中队、18门野炮)左右,而腓特烈麾下的普鲁士军却占有21500+2000人(31个步兵大队、35个骑兵中队、60门野炮)的些微优势───这也是腓特烈生涯中比敌军占优势屈指可数的几场会战之一, 不过,由于普鲁士军先前已经把骑兵大量派出袭击奥地利军营地,所以在会战时有相当数量的骑兵无法回来或已经精疲力尽;反之,奥地利军左翼的罗默尔(Romer)拥有六个联队共5000人的骑兵,以当时的军事眼光来看足以粉碎掉一个10000人的师而绰绰有余。

普鲁士军在骑兵的战力方面是略占劣势的。

菲特烈此时手头上的各单位编制不全,多半的单位因为士官兵未归建而缺员严重,但他还是亲临普鲁士的中央军第一线指挥,下辖第10、12、13、19步兵联队,外加第五掷弹骑兵联队与第十一轻骑兵联队。

他的左翼是三代老臣库尔特·克里斯托夫·格拉夫·冯·施维林元帅指挥的第7、8、29步兵联队组成的步兵军与威尔翰·塞巴斯丁·冯·贝尔林(Wilhelm Sebastian von Belling)指挥的第五骁骑兵联队。

在普鲁士军的右翼,则是阿道夫·菲特烈·冯·舒伦堡·贝琛多夫伯爵(Adolph Friedrich Graf von der Schulenburg·Beetzendorf)指挥的四个联队共2000余名骑兵、及第十五步兵联队。

而编制不全的其它单位与炮兵、零星的骑兵则交由利奥波德二世亲王指挥,作为预备队使用。

普鲁士骑兵 下午一点半左右,穆尔维茨会战的第一枪由罗默尔率领的奥地利军左翼骑兵,对普鲁士军右翼发动的猛攻揭开了序幕。

奥地利军的骑兵在压倒性的数量优势下驱散了冯·舒伦堡伯爵的右翼部队,逼得腓特烈亲自前往右翼重整部队。

然而,在确定击溃了普鲁士军的右翼之后,罗默尔麾下的第二骑兵联队转为进击普鲁士军的左翼,毫无顾忌地猛攻失去骑兵机动掩护的普军步兵。

普鲁士步兵 左翼司令官冯.施威林元帅此时前往菲特烈跟前禀报战况,并且指出再这样下去普军将会大败,为了保全王室的血脉,建议菲特烈先行退出战场,由冯·施威林断后。

短兵相接的惨烈战斗,和两翼的暂时挫败,把初次指挥大战的腓特烈吓得不轻,下午4点,他把指挥权交给施维林元帅,自己带少数近卫退出战场休息,以为自己的第一次战役已经这样不光彩地一败涂地。

有部分战史学家相信,当时普军的局势尚不危急到战败的程度,只是久经战阵的老将冯·施威林看出了国王的心情逐渐失去平衡,因此才决定诱骗腓特烈离开,亲自接手指挥。

在菲特烈离开战场后不久,施维林元帅下达了著名的口令:“横扫敌军左翼撤退。

”普鲁士步兵的素质在不利的战场形势下发挥了关键作用:几乎被奥地利军骑兵踏碎、全团军官死伤惨重的普鲁士第十五步兵联队立起战旗重整队伍,并且挡住了罗默尔与他的骑兵继续推进。

在这关键时刻,冯·舒伦堡伯爵集中手中所有骑兵单位杀入奥地利骑兵的侧翼,双方展开混战,冯·舒伦堡伯爵与罗默尔两位骑兵军官在混战中双双阵亡。

在排除骑兵的威胁后,冯.施威林元帅迅速地展现优秀的组织力,将右翼普军重整成功。

奈贝格伯爵下令投入奥地利军的剩余骑兵前往袭击普军左翼,但被猛烈的散弹和排枪火力击退。

随即,双方步兵战列交接,普鲁士军得以发挥其自傲的「十二秒排枪」战技,用猛烈的排放火力和严整的战列队形压倒性地击溃奥地利步兵。

傍晚,奈贝格伯爵由于本来存量就不多的弹药几乎用尽(有德国史学家认为这是利奥波德二世亲王骑兵游击战的成果),而且无法靠纯步兵突破高度组织与纪律的普鲁士军战列,于是在抛弃重装备退出战场重整后,返回本国。

在本次会战中,普鲁士军约死伤五千五百余人,略多于奥地利军的五千三百人。

但是,由于奥地利军败退,所以普鲁士军在清理战场时得以把现场的奥军火炮枪枝全数俘虏。

至此奈贝格伯爵意图切断上西里西亚普军的后路,将腓特烈军团歼灭的作战设想,就随着穆尔维茨会战的败北而成为泡影。

利奥波德二世亲王 作为后来欧洲历史上的一代名将,腓特烈的第一次战役赢得并不太光彩。

但是一个像腓特烈那样具有哲学家头脑和思辨能力的人,善于总结和汲取教训是他的长处。

首先,年轻的腓特烈受施维林等元老的影响太深。

本来腓特烈战前很久就想让普军先巩固占领区修筑工事,并且适当集中兵力。

但是施维林元帅主张先解决粮草供应问题,腓特烈没有坚持己见,否则也不会造成战前分兵那样的尴尬局面。

自这场战役之后,腓特烈学会了凡事依靠自己的判断,再也没有被部下将领的不同意见所左右。

第二个教训是,普鲁士军队的侦察能力和骑兵急需加强,没有精锐骑兵,也就没有好的侦察。

穆尔维茨战役之后仅一个月,腓特烈提拔了一位年已43岁的骠骑兵中校,他的名字叫做齐腾(Zeiten) ,此人日后将以腓特烈麾下第一得力战将的身份载入史册。

齐腾身材瘦弱,而且酗酒,性如烈火脾气暴躁,但是战时却是有胆有识的一员勇将,仿佛他是专门为战争而生的。

他有点象二次大战中的巴顿,当年巴顿的军事档案鉴定评语“和平时期是个惹是生非的家伙,但战时是无价之宝”也适用于齐腾。

这场战役给腓特烈的第三个教训,是“未料胜先料败” 。

从战略角度看,穆尔维茨是一个冒险而侥幸的胜利,因为战前普军已经与基地隔离开来,被迫作背水战,如果普鲁士在战场上失败了,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这些教训,腓特烈显然曾经反复思考,并在以后的战争中牢牢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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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克里米亚战争是一场奇怪的战争?克里米亚战争奇怪在哪里

《》是英国历史学家、俄罗斯历史专家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的第六部作品,出版于《耳语者: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之后。在这部作品中,费吉斯将目光转向了这场似乎已被人遗忘的战争。在公众记忆中,这场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战争,早已被两场世界大战所掩盖了。然而,克里米亚战争无论是对英国社会和欧洲格局,或是对俄罗斯和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都有着深远的影响,甚至在当今发生在欧亚地区的许多冲突中,都可以看到这场160多年前战争的影子。 克里米亚战争,在当时的政治宗教环境中,可以说是一场相当奇怪的战争。费吉斯在本书中指出,许多历史学家在研究这场战争时,集中关注地缘政治、帝国纷争、民族主义兴起等方面,却往往忽略了冲突过程中宗教因素所起的作用。19世纪时,欧洲的基督教国家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已经打了几百年的仗,是不共戴天的仇敌。然而在这场战争中,天主教国家法国和奥地利,联合新教国家英国,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携手,共同对抗东正教国家俄罗斯,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俄罗斯一直以东正教领袖自居,认为自己拥有上天赋予的神圣宗教使命,要把巴尔干地区同样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人从奥斯曼帝国手中“解放”出来。而在欧洲列强看来,虽然同属基督教家庭,一个野蛮、不开化、具有扩张性的俄罗斯所带来的威胁,甚至超过了已是奄奄一息的奥斯曼帝国。 2014年发生在克里米亚的冲突,显示出160多年前克里米亚战争中的一些关键因素,在当今依然在起作用。在欧洲和美国看来,21世纪的俄罗斯是一个具有扩张性的民族,还未摆脱其“野蛮“和不可理喻的特性,必须对其进行遏制,这一观点和克里米亚战争时期欧洲对俄罗斯的认识惊人地相似。对于俄罗斯来说,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让他们觉得被同属基督教大家庭的西方列强背叛,这其中深深的伤害和敌意,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苏联解体之后,依然存在。虽然东正教已不再拥有无上的权威,但是,在列强环伺下重现帝国昔日光辉的愿景,对一些俄罗斯人来说依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克里米亚半岛本身,除了其战略位置外,还与俄罗斯的历史息息相关。费吉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强调,对俄罗斯人来说,克里米亚是一块圣地。根据俄罗斯编年载,古代罗斯人的领袖、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Vladimir)就是在公元988年在克里米亚南岸的赫尔松涅索斯(Khersonesos)、也就是现代的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城外接受洗礼,从而带领基辅罗斯人接受了东正教的。而塞瓦斯托波尔正是克里米亚战争的焦点,在经过了长达一年的围困之后,英法联军终于攻陷了这座城市。然而俄罗斯对此战的诠释却截然不同,塞瓦斯托波尔的坚守和失陷被塑造成不屈不挠的俄罗斯精神的体现,在俄罗斯国家身份认同上有着重要意义。前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转向西方,在一些俄罗斯人看来,这就是西方国家再次夺走塞瓦斯托波尔,遏制俄罗斯的图谋。对他们来说,夺回克里米亚,不仅是为了军事利益,更有强烈的政治和宗教动机。 《克里米亚战争》作者费吉斯的文笔出色,在本书序言的短短几页间,作者就描绘了出这场战争在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留下的印迹以及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同时还勾勒出克里米亚战争本身的独特之处:这是最后一场依然遵从“骑士精神”、交战双方会在战斗间隙停火以便各自处理死伤者的大型战争;这又是一场真正意义的现代战争,各种新技术例如新型来福枪、电报、蒸汽机船、火车等纷纷投入用于军事用途,改变了战争格局;对英法两国来说,这还是第一场官策被公众舆论左右的大战,在出版自由的英国,第一次出现了战地记者这一职业,记者在前方用电报发回的战场报道,大大影响了公众对战争的看法。费吉斯凭借清晰流畅的文笔,把复杂的情况讲得简明生动,书中引用大量参与各方的叙述,大部分来自当事人的回忆录、书信、记者报道等第一手材料,与作者的叙事编织起来,给予读者身临其境之感,却并没有因此影响叙述的流畅。 同样令人佩服的是作者致力采取的中立立场和对各方史料的尊重。作为一本由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创作的英文作品,书中不免会引用较多的英语史料、英国方面的视点。但是费吉斯非常注重资料的全面,搜集了大量法国、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方面的文献,他本人也以这一点为自豪。在本书序言中,他特别提到作为一名作家,没有其他人比托尔斯泰更能提供俄罗斯人的视角了,其《塞瓦斯托波尔速写》和从前线寄回的家信,既有对战场实况栩栩如生的描述,又为读者了解俄罗斯知识分子对这场战争的思考打开了一扇窗口。 在尊重各方史料的基础上,费吉斯在分析阐述时局发展、公众心态、各方动机、决策过程时,尽量做到平衡。按照他的分析,克里米亚战争缘起于巴勒斯坦。19世纪时这里是奥斯曼帝国的属地,但是两座被基督教徒视为圣地的教堂:伯利恒的圣诞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和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都是由基督教教士控制的。问题在于教士们分为两派:由法国支持的拉丁人和由俄罗斯支持的希腊人教士,双方各以自己为正统,长期以来为谁是圣地的真正守护者这一问题争得不可开交,最终导致两派的后台卷入了一场直接对抗。而交战的每一方在上战场时,都认为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发动这场捍卫信仰的正义之战,而上帝在自己一边。费吉斯把各方世界观的差别、看问题的局限性、自以为是的天赋使命感梳理得非常清楚,对各方行为动机进行剖析、做出指责时亦毫不留情。 从一些细节上能够看出作者是如何努力站在一个全面客观的位置上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有相当篇幅提到在这场战争中一举成名的南丁格尔,讲述她在改善军队医院管理和卫生条件上做出的重要贡献。虽然她推行的护理原则并非她的发明,许多已经在法军医院贯彻实行,但是她个性强烈,手中又掌握着资金,能够克服阻力并坚定有效地推广医院管理改革。不过她的改革成果被夸大,成了一套脱离事实的神话。而且尽管她做出了很多努力,英军医院的死亡率依然急剧上升,原因是医院修建在一座污水池上,饮用水因下水道渗漏受到严重污染,然而南丁格尔却没有意识到这一危险,她一直以为感染是由受污染的雾气造成的。对于另一位近几年来被一些人推崇为“现代护士先驱”的玛丽·西科尔(Mary Seacole),《克里米亚战争》也有提及,但是把她的参与归类于战争期间具有冒险精神和创意的商业行为,同时还指出她的主要客户是英军军官,所以在改善英军普通士兵饮食质量上,西科尔和其他商贩的贡献,远远比不上著名厨师亚历克西斯·索耶(Alexis Soyer)。索耶在克里米亚英军中建立了战地食堂集中供餐制度,并为军队设计了野战炉,这种设备直到20世纪下半叶还在使用。 南丁格尔 在费吉斯看来,为战地救护做出最大贡献的人士并非来自英法两国,而是俄罗斯医生尼古拉·皮罗戈夫(Nikolai Pirogov)。他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就采用了一套有效的战地医院手术管理系统,而其他国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才有类似举措。与英法联军相比,俄罗斯军队遭受的损失更大,医疗条件更为落后,战地医院根本无法应付大批伤员。皮罗戈夫为此创建了一个伤员分流系统,最大程度地救治仍有希望救活的伤员,同时积极使用麻醉术,大大提高了外科手术的效率。他还采取措施防止手术后感染,并且对护士的作用也极为重视。在他领导下,俄军医院内伤员存活率远远高于英军和法军医院。尽管如此,他的名字在俄罗斯以外却很少有人知道。 作为一部军事历史题材作品,《克里米亚战争》中有着大量战争场面描写,但同时非常注重冲突爆发的前因后果。本书一开篇作者就声明将会花上许多篇幅讲述这场战争的起源、俄罗斯与西方列强在奥斯曼帝国问题上的冲突、英法两国国内政治和公众舆论对决策的影响等等,因此要到第5章战斗才真正打响。克里米亚战争中有不少著名战役,在本书中都得以展现:阿尔马(Alma)战役是英法联军与俄罗斯军队之间的第一场大战,因为联军士兵自发找到了发挥来福枪威力的办法而改变了作战方式;在巴拉克拉瓦(Balaklava)战役期间,发生了著名的英军“轻骑兵冲锋”和苏格兰高地师“一条细红线”(a thin red line)阻挡俄罗斯骑兵冲锋的故事;在对塞瓦斯托波尔进行了近8个月的围困后,英法联军终于开始强攻城堡,牺牲了大量士兵——那句著名的“雄狮却被驴子指挥”(lions led by donkeys)的话就是源自此役,而不是普遍认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些战役过程相当复杂,而且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流行着不少错误的说法,例如大部分人对“轻骑兵冲锋”的理解,是来自于英国诗人丁尼生(Tennyson)的同名诗歌,然而这首诗其实是出于诗人对战场情况的想象,而且缺乏对前因后果的解释分析。费吉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试图做到尽量还原历史的真实,纠正过去出版物中的错误、夸张、片面和孤立的理解,其中对俄罗斯方面文献的引用,起到了很好的平衡作用。 费吉斯生动的文笔在描写战争场面时得到了充分体现。通过他的描述,读者首先能够获得对战场全景的清楚认识。然后,对于每一个重要军事行动,他都采用了第三者角度叙事和亲历者回忆交织的写法,令读者身如其境,感受战事的紧张激烈以及双方鏖战的惨烈。书中还为一些关键战役提供了战场形势配图,在阅读时非常有用。对于一些历史疑团,例如关于英军“轻骑兵冲锋”的责任与后果,作者还特别分析各种说法的可信度,引导读者做出自己的判断。 难得的是,作者并非将战斗当作一个机械的过程来解释,时刻强调在战场上的每一个战士,不管为哪方而战,同时也都是儿子、兄弟或父亲。他花了许多笔墨描述大战前夕战士们的紧张、期待和惶恐,以及硝烟过后双方死伤者面临的悲惨处境。在他的笔下,克里米亚战争的伤亡人数,不再是一个个冰冷的数字。 《克里米亚战争》史料丰富,作者的文笔清晰流畅,阅读本书是一种享受。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但是了解历史,无疑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克里米亚战争》就是这么一部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的作品。 随机文章详解世界十大最危险机场,飞行员中仅10%人敢飞揭秘黑天鹅和白天鹅的区别,黑天鹅轻易换配偶/白天鹅至死不渝揭秘河南洛阳盗墓大案,疯狂盗墓贼用火药炸开皇后陵盗掘国宝曝光中国异能人士公开,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异能人士(电人/万磁王)修行人能看到几维空间,可获得通灵或开天眼能力/最高可达七维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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