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知道：为何还要重用胡人呢的读者，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我们都知道，安禄山是唐玄宗最信任的胡人将领，当时在河北地区驻防，掌握着最精锐的三个大军区的军队。公元755年，即唐天宝十四年，安禄山起兵造反，随即便占领了唐朝首都长安和洛阳，并迫使出逃四川，在逃至马嵬坡的时候还被迫处死了自己心爱的杨玉环，后来还丢了皇位。在安禄山死后，他的部下又继续造反，直到763年的时候，才告一段落，但是唐朝也从此由盛转衰!(参考至《哈佛中国史》第三卷《世界性的帝国：唐朝》) 以上便是“安史之乱”的一个简要过程，整体看下来大致可以总结为：唐玄宗重用胡人将领安禄山，并让他管理唐帝国的三大军区，最后安禄山野心膨胀，便起兵叛乱，最后使唐帝国由盛转衰。这一切看似都那么的严谨，但是话说回来，既然胡人将领靠不住，为何唐玄宗还要重用安禄山呢?重用就算了，为何还要给他三个军区呢?要知道，当时唐帝国的边境军区不过只有四个! 实际上，这还得从唐朝自开创以来的军事制度说起! 唐太宗李世民像 从唐太宗时期开始，唐帝国就开始重用“番将”。但不同的是，唐太宗所用的番将都是部落的酋长，他们所统领的也基本上都是其本部落，简言之就是给已经有军事实力的酋长们一个番将的名头罢了。但是玄宗就不一样了，他所用的番将是“寒族胡人”，所谓寒族，实际上就是指那种出生低微的人。但这些番将所统属的却是不同的部落。这表面看上去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里面的逻辑完全不一样。 唐太宗时期之所以起用番将，是因为当时府兵的战斗力已经开始下降，而太宗时期东征西讨，大多依赖番将及其部落的帮助。此外，太宗还兼具了汉人及草原英雄的特质于一身，与大多数重要的首领建立了个人联系。说到底，他熟知草原逻辑和中原逻辑，并对其运用到之境地。 而也正是凭借着这样极为优秀的品质和遵循这一逻辑，才使得他在将突厥帝国击溃之后，又将突厥部落组织并入唐朝政府机构中，而这些突厥的首领便成了大唐帝国的官员。所以突厥人都称唐太宗为“”。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突厥人是因为尊太宗为“天可汗”而接受了这种官员的身份，而不是因为尊其为皇帝才接受的。当然了，他们与中原式官僚体系里面的官员也并不是一回事。所以他们对太宗这样的身份认同也并没有什么问题! 唐玄宗像 而太宗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草原视野，是长期与鲜卑游牧军人打交道的结果。但是从高宗皇帝开始后的皇帝，都不具有这样一种战争经验，更不具有草原英雄的人格。并且，唐帝国定都长安，虽然有着遥制关东的考虑，但是这毕竟也远离了农耕和游牧的过渡地区，从而再无法获得治理草原所需要的知识了。所以，到了高宗后期，突厥各部落基本上就已经脱离了大唐帝国的统治，再次形成了独立的帝国。唐帝国也从原来的“二元帝国”，逐渐变成了“一元帝国”。 安禄山像 以上就是唐玄宗时期任用番将的时代背景。 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唐玄宗是为了抗衡关陇军事贵族，又为了免除身为部落酋长的番将形成独立的王国，所以才重用了在中原没有根基，在草原身份不高的人。于是这就使得东北军镇的安禄山、西北军镇的等人有了升迁的机会。 此外，在当时原本已经融合胡汉官员体制，基本上都有出将入相的本事，但是宰相为了保住自己的宰相之位，想方设法阻止这种人进入朝廷出任宰相，于是便上书玄宗曰： “文土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选自陈寅恪-《政治史述论稿》) 李林甫这番话刚好与玄宗的意图一拍即合。但是玄宗并不知道，即便安禄山是寒族胡人，但这也并不就意味着会有与中原寒族同样的政治逻辑。要知道，中原逻辑和草原逻辑是大不一样的。 安史之乱路线图 唐玄宗试图用西北军镇来制衡东北军镇，但对军镇内部的政治逻辑却又完全搞不清楚，于是便只能将国家的安危寄托在将领个人的忠诚度上。但凡一个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做是非常的危险的。唐玄宗丧失了草原视野，最终给帝国和自身造成大祸。 玄宗草原视野的丧失，这就意味着大唐帝国虽然建立起来了兼容中原草原的世界型帝国，却并未获得相应的精神自觉，因此，世界帝国在精神层面的坍塌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在纯力量方面，同样也在帝国视野方面。(参考-《枢纽》) 安史之乱过程 我们最后总结一下： 唐玄宗重用安禄山，主要是因为他出身寒族，无法像部落酋长一样形成独立于朝廷的力量，令其统帅多个胡人部落。但是这样一来，便使得安禄山可以借助朝廷所任命的节度使职位，获得正当性，而其又能依照草原的传统，将其统领的某些契丹人，同罗人等一一联系起来，进而整合成了属于自己的胡人大军。而他的这些做法，实际上已经完全在丧失草原视野的唐玄宗的政治想象之外了。最终安禄山起兵造反，唐玄宗则毫无还手之力! 史料参考： 施展-《枢纽》陈寅恪-《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美]托马斯 · 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哈佛中国史 · 唐朝》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在阳周(今属陕西延安)的一间囚室里，受新吩咐消磨而来的一名使者正高傲地对着一位阶下囚训话：“你本人罪孽太多，已经不可赦免，而你弟弟又犯罪当死，按大秦的律法，你应被连坐处死。” 闻听此言，这位叫的阶下囚自顾自地倾诉起自己家族的辉煌战史，及其本人为秦帝国立下的丰功伟绩。使者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唠叨，告诉他不要再浪费时间了。此时，绝望无助的蒙恬只好长吁短叹：“我为何会无罪而被杀掉啊?”网络配图 过了一会儿，眼中含泪的蒙恬想起了自己率军民筑长城的往事，遂用低沉的声音缓缓说道：“是啊，我罪大恶极，本来就该被处死。就是经我的手完成的，筑长城，挖壕沟，这中间能没有截断大地脉络的地方吗?看来，这就是我的罪过。” 言毕，这位威震大漠南北的一代名将吞药自杀。 出于对胡亥和巨奸的憎恶，很多后人对被他们杀掉的蒙恬兄弟和其所效忠的公子报以深深的同情，甚至认为如果兄弟不死、扶苏即位就能够改变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 然而，这种廉价的同情究竟结果代替不了真实的历史。蒙恬之所以会走到被冤杀的末路，绝不是“绝地脉”这三个字就可以酿成的，他对时局的严重误判也是导致他悲摧命运的最主要缘故原由。 作为秦国将门之后，蒙恬在秦统一六国的战争后期才崭露锋芒，所以只捡了个收尾的战功——灭齐。要知道，齐国已经四十多年不修武备，其宰相还是秦国早就安排好的间谍，所以蒙恬率领的秦军几乎是兵不血刃就拿下齐都临淄。这样白捡来的战功，和老将用倾国之兵决战苦战灭楚一比，估计蒙恬都提起。所以，靠着秦始皇荣宠上位的蒙恬当然想获得更大的发展机遇，以巩固自己九卿之一的地位，可是，当时天下已经统一，哪还有仗可打?网络配图 秦始皇三十二年，蒙恬苦苦等待的机会终于出现了。秦始皇在第四次出巡全国时，看到了方士卢生献给他的一幅写有“亡秦者胡也”的图谶。出于对亡国的恐惧，秦始皇未与大臣们详细朝议，就直接出动30万大军北击匈奴。 当时的匈奴并未强大到可以威胁的程度，蒙恬作为掌管咸阳军政大权的高官，对这个事实应该是心知肚明的。秦始皇本人当局者迷尚可以理解，而作为观察迟疑者的蒙恬若不清楚就说不过去了。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蒙恬利用这个图谶，来谋求私利的最大化，以实现其政治野心。 蒙恬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先后办了三件大事。他先是以“若鸷鸟之追群雀”之势，未经大规模战役就夺取了匈奴的战略要地河南地(今内蒙古鄂尔多斯一带);而后他又大量迁徙人民充实边境郡县，为防备匈奴反击又征发数万民夫修筑横跨北方万余里的军事屏障—长城;他还动员军民截断山脉，填塞深谷，为秦始皇巡游天下开全长1400里的直道，从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南)一直通达甘泉宫(今陕西淳化)。 秦国自变法以来就有实行苛政、暴敛于民的传统，统一之后的领导层更是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作为这些规模浩大的军事行动和工程建设的主要负责人，蒙恬当然知道如此滥用民力的后果是以牺牲万千百益为代价的，但是他仍然没有和皇帝抗争，致使“死者不计其数……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这足以看出身处统治集团高层的蒙恬，不仅是秦始皇急政的主要执行者，还为了一己之私，把本来就尖锐的阶级矛盾推向了迅速激化的边缘。网络配图 蒙恬在临终吞药之前，之所以会仰天长叹地将自己的死归结于虚无缥缈的“绝地脉”，其实就是想以此来遮蔽他那未曾完全实现的私心和野心。靠着征匈奴、修长城等“赫赫功劳”上位的蒙恬，下一步计划就是当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沙丘之变时，赵高就曾说：“扶苏刚毅勇敢，他继位后必将任用蒙恬为丞相。”)为实现这个计划，蒙恬竭力搞好和当时公认的皇位继承人公子扶苏的关系。若不是秦始皇突然死亡而带来的意外变故，蒙恬肯定会在这种押宝式的政治赌博中获得巨额回报。 但是，比蒙恬更有私心的赵高和合谋将这场豪赌的结果彻底更改了。在北方军营里耐心等待更好机会的蒙恬最终等来的是那个拿着赵高篡改后的遗诏来要扶苏命的使者。头脑简单、未经世事磨炼的扶苏自行了结生命的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回响反映，这让在旁边的蒙恬错愕不已——精心选择的一手好牌转眼间变成了烂牌，接下来还怎么玩啊? 当然，蒙恬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起兵造反。可是一旦如此，他平素一直小心隐匿的野心就会被彻底撕去外包装，到时候该拿什么来号召和动员那些都恨死了暴政(包括他本人)的士卒和民夫呢?于是，他甘愿被囚禁，甚至愿意以死来保住蒙氏家族的荣光。 千余年后，一名诗人用一首“绝漠功虽大，长城怨亦深。但知伤地脉，不悟失人心”来咏叹蒙恬这位可怜之人，语言虽短，道理却深。往古来今，有多少像蒙恬这样才大功亦大之人，倒在了“失人心”这三个字上啊!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