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英国历史学家、俄罗斯历史专家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的第六部作品，出版于《耳语者：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之后。在这部作品中，费吉斯将目光转向了这场似乎已被人遗忘的战争。在公众记忆中，这场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战争，早已被两场世界大战所掩盖了。然而，克里米亚战争无论是对英国社会和欧洲格局，或是对俄罗斯和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都有着深远的影响，甚至在当今发生在欧亚地区的许多冲突中，都可以看到这场160多年前战争的影子。 克里米亚战争，在当时的政治宗教环境中，可以说是一场相当奇怪的战争。费吉斯在本书中指出，许多历史学家在研究这场战争时，集中关注地缘政治、帝国纷争、民族主义兴起等方面，却往往忽略了冲突过程中宗教因素所起的作用。19世纪时，欧洲的基督教国家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已经打了几百年的仗，是不共戴天的仇敌。然而在这场战争中，天主教国家法国和奥地利，联合新教国家英国，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携手，共同对抗东正教国家俄罗斯，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俄罗斯一直以东正教领袖自居，认为自己拥有上天赋予的神圣宗教使命，要把巴尔干地区同样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人从奥斯曼帝国手中“解放”出来。而在欧洲列强看来，虽然同属基督教家庭，一个野蛮、不开化、具有扩张性的俄罗斯所带来的威胁，甚至超过了已是奄奄一息的奥斯曼帝国。 2014年发生在克里米亚的冲突，显示出160多年前克里米亚战争中的一些关键因素，在当今依然在起作用。在欧洲和美国看来，21世纪的俄罗斯是一个具有扩张性的民族，还未摆脱其“野蛮“和不可理喻的特性，必须对其进行遏制，这一观点和克里米亚战争时期欧洲对俄罗斯的认识惊人地相似。对于俄罗斯来说，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让他们觉得被同属基督教大家庭的西方列强背叛，这其中深深的伤害和敌意，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苏联解体之后，依然存在。虽然东正教已不再拥有无上的权威，但是，在列强环伺下重现帝国昔日光辉的愿景，对一些俄罗斯人来说依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克里米亚半岛本身，除了其战略位置外，还与俄罗斯的历史息息相关。费吉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强调，对俄罗斯人来说，克里米亚是一块圣地。根据俄罗斯编年载，古代罗斯人的领袖、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Vladimir)就是在公元988年在克里米亚南岸的赫尔松涅索斯(Khersonesos)、也就是现代的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城外接受洗礼，从而带领基辅罗斯人接受了东正教的。而塞瓦斯托波尔正是克里米亚战争的焦点，在经过了长达一年的围困之后，英法联军终于攻陷了这座城市。然而俄罗斯对此战的诠释却截然不同，塞瓦斯托波尔的坚守和失陷被塑造成不屈不挠的俄罗斯精神的体现，在俄罗斯国家身份认同上有着重要意义。前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转向西方，在一些俄罗斯人看来，这就是西方国家再次夺走塞瓦斯托波尔，遏制俄罗斯的图谋。对他们来说，夺回克里米亚，不仅是为了军事利益，更有强烈的政治和宗教动机。 《克里米亚战争》作者费吉斯的文笔出色，在本书序言的短短几页间，作者就描绘了出这场战争在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留下的印迹以及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同时还勾勒出克里米亚战争本身的独特之处：这是最后一场依然遵从“骑士精神”、交战双方会在战斗间隙停火以便各自处理死伤者的大型战争;这又是一场真正意义的现代战争，各种新技术例如新型来福枪、电报、蒸汽机船、火车等纷纷投入用于军事用途，改变了战争格局;对英法两国来说，这还是第一场官策被公众舆论左右的大战，在出版自由的英国，第一次出现了战地记者这一职业，记者在前方用电报发回的战场报道，大大影响了公众对战争的看法。费吉斯凭借清晰流畅的文笔，把复杂的情况讲得简明生动，书中引用大量参与各方的叙述，大部分来自当事人的回忆录、书信、记者报道等第一手材料，与作者的叙事编织起来，给予读者身临其境之感，却并没有因此影响叙述的流畅。 同样令人佩服的是作者致力采取的中立立场和对各方史料的尊重。作为一本由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创作的英文作品，书中不免会引用较多的英语史料、英国方面的视点。但是费吉斯非常注重资料的全面，搜集了大量法国、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方面的文献，他本人也以这一点为自豪。在本书序言中，他特别提到作为一名作家，没有其他人比托尔斯泰更能提供俄罗斯人的视角了，其《塞瓦斯托波尔速写》和从前线寄回的家信，既有对战场实况栩栩如生的描述，又为读者了解俄罗斯知识分子对这场战争的思考打开了一扇窗口。 在尊重各方史料的基础上，费吉斯在分析阐述时局发展、公众心态、各方动机、决策过程时，尽量做到平衡。按照他的分析，克里米亚战争缘起于巴勒斯坦。19世纪时这里是奥斯曼帝国的属地，但是两座被基督教徒视为圣地的教堂：伯利恒的圣诞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和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都是由基督教教士控制的。问题在于教士们分为两派：由法国支持的拉丁人和由俄罗斯支持的希腊人教士，双方各以自己为正统，长期以来为谁是圣地的真正守护者这一问题争得不可开交，最终导致两派的后台卷入了一场直接对抗。而交战的每一方在上战场时，都认为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发动这场捍卫信仰的正义之战，而上帝在自己一边。费吉斯把各方世界观的差别、看问题的局限性、自以为是的天赋使命感梳理得非常清楚，对各方行为动机进行剖析、做出指责时亦毫不留情。 从一些细节上能够看出作者是如何努力站在一个全面客观的位置上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有相当篇幅提到在这场战争中一举成名的南丁格尔，讲述她在改善军队医院管理和卫生条件上做出的重要贡献。虽然她推行的护理原则并非她的发明，许多已经在法军医院贯彻实行，但是她个性强烈，手中又掌握着资金，能够克服阻力并坚定有效地推广医院管理改革。不过她的改革成果被夸大，成了一套脱离事实的神话。而且尽管她做出了很多努力，英军医院的死亡率依然急剧上升，原因是医院修建在一座污水池上，饮用水因下水道渗漏受到严重污染，然而南丁格尔却没有意识到这一危险，她一直以为感染是由受污染的雾气造成的。对于另一位近几年来被一些人推崇为“现代护士先驱”的玛丽·西科尔(Mary Seacole)，《克里米亚战争》也有提及，但是把她的参与归类于战争期间具有冒险精神和创意的商业行为，同时还指出她的主要客户是英军军官，所以在改善英军普通士兵饮食质量上，西科尔和其他商贩的贡献，远远比不上著名厨师亚历克西斯·索耶(Alexis Soyer)。索耶在克里米亚英军中建立了战地食堂集中供餐制度，并为军队设计了野战炉，这种设备直到20世纪下半叶还在使用。 南丁格尔 在费吉斯看来，为战地救护做出最大贡献的人士并非来自英法两国，而是俄罗斯医生尼古拉·皮罗戈夫(Nikolai Pirogov)。他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就采用了一套有效的战地医院手术管理系统，而其他国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才有类似举措。与英法联军相比，俄罗斯军队遭受的损失更大，医疗条件更为落后，战地医院根本无法应付大批伤员。皮罗戈夫为此创建了一个伤员分流系统，最大程度地救治仍有希望救活的伤员，同时积极使用麻醉术，大大提高了外科手术的效率。他还采取措施防止手术后感染，并且对护士的作用也极为重视。在他领导下，俄军医院内伤员存活率远远高于英军和法军医院。尽管如此，他的名字在俄罗斯以外却很少有人知道。 作为一部军事历史题材作品，《克里米亚战争》中有着大量战争场面描写，但同时非常注重冲突爆发的前因后果。本书一开篇作者就声明将会花上许多篇幅讲述这场战争的起源、俄罗斯与西方列强在奥斯曼帝国问题上的冲突、英法两国国内政治和公众舆论对决策的影响等等，因此要到第5章战斗才真正打响。克里米亚战争中有不少著名战役，在本书中都得以展现：阿尔马(Alma)战役是英法联军与俄罗斯军队之间的第一场大战，因为联军士兵自发找到了发挥来福枪威力的办法而改变了作战方式;在巴拉克拉瓦(Balaklava)战役期间，发生了著名的英军“轻骑兵冲锋”和苏格兰高地师“一条细红线”(a thin red line)阻挡俄罗斯骑兵冲锋的故事;在对塞瓦斯托波尔进行了近8个月的围困后，英法联军终于开始强攻城堡，牺牲了大量士兵——那句著名的“雄狮却被驴子指挥”(lions led by donkeys)的话就是源自此役，而不是普遍认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些战役过程相当复杂，而且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流行着不少错误的说法，例如大部分人对“轻骑兵冲锋”的理解，是来自于英国诗人丁尼生(Tennyson)的同名诗歌，然而这首诗其实是出于诗人对战场情况的想象，而且缺乏对前因后果的解释分析。费吉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试图做到尽量还原历史的真实，纠正过去出版物中的错误、夸张、片面和孤立的理解，其中对俄罗斯方面文献的引用，起到了很好的平衡作用。 费吉斯生动的文笔在描写战争场面时得到了充分体现。通过他的描述，读者首先能够获得对战场全景的清楚认识。然后，对于每一个重要军事行动，他都采用了第三者角度叙事和亲历者回忆交织的写法，令读者身如其境，感受战事的紧张激烈以及双方鏖战的惨烈。书中还为一些关键战役提供了战场形势配图，在阅读时非常有用。对于一些历史疑团，例如关于英军“轻骑兵冲锋”的责任与后果，作者还特别分析各种说法的可信度，引导读者做出自己的判断。 难得的是，作者并非将战斗当作一个机械的过程来解释，时刻强调在战场上的每一个战士，不管为哪方而战，同时也都是儿子、兄弟或父亲。他花了许多笔墨描述大战前夕战士们的紧张、期待和惶恐，以及硝烟过后双方死伤者面临的悲惨处境。在他的笔下，克里米亚战争的伤亡人数，不再是一个个冰冷的数字。 《克里米亚战争》史料丰富，作者的文笔清晰流畅，阅读本书是一种享受。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但是了解历史，无疑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克里米亚战争》就是这么一部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的作品。 随机文章详解世界十大最危险机场，飞行员中仅10%人敢飞揭秘黑天鹅和白天鹅的区别，黑天鹅轻易换配偶/白天鹅至死不渝揭秘河南洛阳盗墓大案，疯狂盗墓贼用火药炸开皇后陵盗掘国宝曝光中国异能人士公开，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异能人士（电人/万磁王）修行人能看到几维空间，可获得通灵或开天眼能力/最高可达七维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1、战争初期 瓦图京官运不错，很早就担任了副总参谋长(那时还只是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1941年6月30日起任西北方面军参谋长，亲自率领在诺夫哥罗德作战的战役军队集群，积极参加了该城保卫战。苏军在其指挥下对德国将军的坦克军实施了数次反突击。 2、格勒战役 1942年5—7月再任副总参谋长(已经变成华西列夫斯基的副手了，世界变化快啊)，作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代表在布良斯克方面军做了大量工作。 此后主动请缨，于1942年7月12日任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指挥该方面军部队成功地抵御了沃罗涅日方向的优势之敌。斯大林格勒战役时，任西南方面军司令，参加了斯大林格勒进攻战役计划的制定工作，在顿河方面军右翼部队的积极支援下，于1942年11月成功实施了向卡拉奇方向的向心突击，完成了对德军第6集团军(司令员：上将)主要集团的合围。该方面军部队在其指挥下与沃罗涅日方面军左翼部队协同，在1942年12月实施了“小土星”战役。 3、哈尔科夫的失败 在歼灭了德第6集团军后，苏军继续向前进攻，瓦图京的西南方面军配合沃罗涅日方面军在1943年2月收复了哈尔科夫。但瓦图京此后错误地判断了形势，把德国各装甲军的调动当成了向第聂伯河撤退的开始。在错误的判断下，瓦图京向斯大林请求继续发动进攻。由于而越过了进攻的顶点，随即被德国曼施坦因元帅发动的哈尔科夫反击战役重创，只是由于原总参谋部、华西列夫斯基等上级的庇护，把罪责推到友邻部队身上才没有被撤职，倒是责任较轻的友邻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戈利科夫被调回大本营，从此打入冷宫不得翻身。 4、库尔斯克战役 1943年3月瓦图京再次担任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并晋升大将。提出1943年夏季作战小迂回方案，如果实施正中曼施泰因的陷阱，幸运的是他的计划被否决。率方面军部队于1943年夏季在库尔斯克战役弧形地带防御交战期间，他的部队正面被突破近35公里(友邻的苏联中央方面军只被突破了12公里)，靠大本营及时调动草原方面军的坦克第5集团军罗特米斯特洛夫部以及扎多夫的近卫第5集团军拼死抵抗才撑了下来。由于后备力量的不断补充，他在反攻过程中顺利完成了突破敌纵深梯次防御的任务。因此被称为具有高超的军事艺术。 5、库尔斯克战役后 库尔斯克战役后，瓦图京指挥沃罗涅日方面军(10月起改为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参加了第聂伯河战役，在靠不正当手段把罗科索夫斯基挤出攻占基辅的荣誉后，在日托米尔遭到曼施泰因的又一次锐利反击，全军一片混乱，恼怒的斯大林命令罗科索夫斯基到他的司令部去教他怎么打仗，大本营代表朱可夫也认为他给自己丢了脸，骂他离开自己什么都干不成，只配当个参谋(参加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战役) [2] 。 1944年1—2月，瓦图京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与科涅夫的乌克兰第2方面军协同作战，在科尔孙-舍夫琴科夫斯基战役(德国称为切尔卡瑟战役)地域合围了德军2个军。但他包围不严，居然被合围德军从他的防线突出了重围，多亏科涅夫主动越过了两军分界线才再次合围德军，斯大林为了奖励科涅夫，命令科涅夫全权负责围歼合围圈内的敌军并把原属于瓦图京的第27集团军转隶给科涅夫(第27集团军的补给仍然由乌克兰第1方面军负责，斯大林这脸打得也够狠的)。瓦图京对此非常不满，向协调两个方面军的朱可夫抱怨(其实朱可夫自己都给斯大林取消了监督消灭科尔孙集团的美差，比瓦图京还不爽)，埋怨之情溢于言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