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说，黄裳先生有四个身份：记者;散文家;藏书家;版本学家。

在和他交往的三十多年里，谈得最多的就是书，“关于藏书，这个话题他永远也谈不完。

” 昨晚，记者从黄裳女儿容仪处获悉，散文大家黄裳先生昨日傍晚在上海瑞金医院离世，享年93岁。

前日入院，昨日去世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与黄裳先生交往三十余年，他对记者说，黄裳先生前几个月也曾经住院，出院以后，自己和另外一个朋友为他过了生日，当时，黄裳先生精神状况不错，头脑也很清晰。

前天，黄裳先生因病被送进医院，他所在的《文汇报》也派人到医院看望，没想到，昨天下午就因为心肺衰竭而去世了。

陈子善告诉记者，黄裳先生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容洁在美国，已经飞回国内。

很长时间以来，黄裳先生一直跟小女儿容仪一起居住。

《读书》杂志主编贾宝兰说，最近几年，黄先生听力下降，接听电话都是由女儿转述。

记者随后拨通了容仪的手机，她说，父亲的后事正在协商，但没有确定。

钟爱藏书，喜欢足球 陈子善说，黄裳先生有四个身份：记者;散文家;藏书家;版本学家。

在和他交往的三十多年里，谈得最多的就是书，“关于藏书，这个话题他永远也谈不完。

” 黄裳先生和他的好友施蛰存先生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收集明清文人的词集，施蛰存先生主编的《词学》，不定期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黄裳先生生前一直很喜欢这个刊物，后来，陈子善就揽下了给他送《词学》的活儿，有时忘了，黄裳先生还会催促他送过去。

此外，陈子善还经常帮他找寻市面上出版不久的文史类新书。

另有其他一些后辈，会为他找一些政治类书籍，“他很关心时事，虽然坐在家里不出门，但有时消息比我们还灵通。

前几年，他特别爱看足球，什么皇马，我都搞不清楚。

有时我到他家遇到他看球，他会关照我坐下，等他看完了球赛，才和我聊天。

” “打笔仗是被动的” 陈子善说，黄裳先生成就最大是在散文方面，他的散文自成一家。

在陈子善印象中，黄裳先生生前一直很低调。

但是，他曾经与著名文化老人张中行，历史学家黄永年、葛剑雄，作家止庵、韩石山等人打过不少的笔仗，而止庵也是陈子善的好友。

对此，陈子善表示，“打笔仗都是被动的，不是他主动跟别人打。

人家对他有所批评，他必须还击，他战斗力很旺盛。

”作家止庵告诉记者，“黄裳先生的散文带有新闻记者的敏感性，我对他的去世表示哀悼。

” 未能看到《黄裳著作集》的出版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告诉记者，去年去看黄裳先生的时候，曾经和他谈到，此前的六卷本《黄裳文集》仅收入了他1998年前的作品，现在应该出一个新的版本，把最近这些年的文章收进来。

今年春天谈及此事时，自己自告奋勇为他收集发表在各个报刊的文章，黄裳先生还决定把书名叫做《黄裳著作集》，并在本子上写下了书名。

“现在，我们将和他的女儿协商，加快此事的进展。

” ■ 生平 黄裳 原名容鼎昌，原籍山东益都，1919年生于河北井陉。

早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

抗战开始，转学到上海，1940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1942年转至重庆交大。

1944年被征调往昆明、桂林、贵阳、印度等地任美军译员。

1946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锦帆集》，学识丰富，文笔朴素平实而富有真情。

抗战胜利后，任《文汇报》驻渝和驻南京特派员，后调回上海编辑部，发表了一些戏剧杂论，结集为《旧戏新谈》。

1949年任复刊后《文汇报》主笔。

1950年调北京，担任军委总政越剧团编剧。

1951年调中央电影局上海剧本创作所任编剧。

1956年重回《文汇报》任编委。

黄裳生前与巴金、施蛰存、黄永玉等文化名人均有交往，其散文在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并曾为本报撰稿，其著作包括《锦帆集》《过去的足迹》《珠还记》《珠还记幸》《来燕榭文存》等等，并译有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猎人笔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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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酷吏，很多人的固有印象就是他们用严刑峻法来戕害百姓，用屈打成招来构陷忠良。

这些，史书上也确有记载。

而且许多人对他们用律法治国的思想多有贬抑。

例如讲：“如果用法令刑罚来治理百姓，那么百姓只是不会犯罪，但是却没有羞耻之心。

”这是孔子不提倡的。

西汉的写《过秦论》也将灭亡的原因归咎于采用严刑峻法治国而不施仁义，即“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近代的《辞海》也批评酷吏，解释酷吏一词为：“酷吏：滥用刑罚，残害人民的官吏。

” 但是为什么他们总能得到君主的重用，在历朝历代都不绝于书呢?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往往是圣明、有作为的君主才大规模的用酷吏，造就了酷吏政治的兴盛。

如西汉的文帝、景帝、武帝先后启用了、、周阳由、等人，的武周时代有周兴、、索元礼等人。

尔说：“存在即合理”。

因此，酷吏的存在说明他们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是有其独特的价值的。

他们的价值有以下的三点： 上图_ 张汤墓发掘纪念碑 一、酷吏的才干不容质疑 酷吏能被、等史学大家写进史书，凭借的不仅仅是他们实行严刑峻法，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确有才干。

酷吏大都是寒门子弟，没有祖上的萌阴，入仕起点低，如果没有才干，很难被上级赏识，从而脱颖而出。

酷吏赵禹入仕起点是佐吏(地方官员的)，酷吏张汤的第一份工作是长安吏(长安县衙的小吏)，酷吏王舒温出身是阳陵县的，还屡次被罢免…… 酷吏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底层出身，他们从一个草根走向国家大臣，靠的是自己的能力和贵人的赏识。

赵禹依靠一手好文笔，被提升为御史，又被赏识，才升为太史大夫，步入高官行列。

张汤因为有才干，被长官宁成、丞相多次举荐，被任命为御史，开始进入汉武帝的视线。

王舒温因为善于断案，升迁为廷史，又因为跟随了张汤才成为御史。

世界上没有的爱，酷吏们能成功的被上司青睐有加，靠的不是其他，正是他们突出的能力。

从古到今，能力永远是第一竞争力。

上图_ 东汉版图 二、酷吏维护了政府、律法的权威，进而维护了皇权。

在两汉时期，酷吏们常常出任地方主官，且政绩突出。

那时，地方上有许多的豪强，他们蔑视官府的权威，触犯律法，一般的官吏不能治理。

而酷吏对于地方豪强往往手段强硬，采取的多是杀一儆百，甚至是格杀勿论的政策，史书“夷其豪”、“族灭其豪”的记载，成为了酷吏的标签。

酷吏对地方于豪族的镇压大大的提升了政府的权威，使得政府更容易治理地方，出现了道不拾遗的现象。

酷吏对法律权威的维护可以从强项令董宣的身上看出来，董宣当洛阳令时，湖阳公主的仆人白日杀人，还为公主驾车出行。

董宣在大街上将仆人当着公主的面杀死，公主向光武帝申诉，光武帝责罚董宣，董宣当场撞柱子自杀明志，被光武帝派人救下之后，要他扣头谢恩，董宣即是被强行按住要求扣头，也不肯低头谢恩，因而被后人称为强项令。

上图_ 东汉光武帝刘秀(公元前5年1月15日-57年3月29日)，字文叔 酷吏中有一部分人是秉公执法的，“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是他们的行为准则，这有效的保证了法律的威严。

然而，在古代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里，法律和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代表了皇室，尤其是皇帝的个人利益。

如同酷吏讲的：“前主所是着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即皇帝的个人意志、好恶就是法律。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有一部分的酷吏往往成为皇帝的鹰犬，为了迎合皇帝的个人好恶、利益而曲解、滥用法律。

即使是有原则的酷吏也难免客观上发挥了这样的作用。

这种情况在武周时期最为显著，武周时代的酷吏完全是鹰犬，为了达到皇帝的政治目的而无原则的构陷大臣，不仅编写出了臭名昭著的《罗织经》，还发明了种种的酷刑，与董宣等人完全不在同一层次。

，当他们失去利用价值的时候，就会被抛弃，成为平息各方愤怒的，下场可悲。

上图_ 武则天(624年-705年12月16日) 三、酷吏代表了中的法家，而法家的治国理念一直是治国方略的内在核心。

酷吏的历史渊源应该算到诸子百家的法家，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有学习过、的理论，在实际的施政过程中也践行了这套理论，他们就是法家的代表。

而古代的封建王朝，虽然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后，都将以儒家学说治国，实际上实行的一直是“外儒内法”的政策，有一句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之道杂之。

”其中的霸道就是法家的学说。

法家的学说让秦国兼并六国，建立了第一个封建的。

之后的历代统治者充分认识到了法家学说的实用性。

但是鉴于秦朝的历史教训，他们不好直接提出使用法家的学说，而是给法家学说带上了其他学说的面具。

在汉武帝以前，采用黄老之术治国，其中就已经包含了法家的思想。

汉武帝之后，采用董仲舒的儒学，而董仲舒的儒学已经是融合了法家在内的诸子百家的思想改造过的儒学。

之后的历代统治者继承的其实都是“”。

酷吏政治代表的正是统治者对法家的认同。

上图_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不论采用何种思想治理国家，都必须将思想化为具体可行的法律条文、行政标准才能具有可操作性，否则一切都只是空中楼阁。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的治国方略其实都不能离开法律，离开法家。

儒家为人诟病的一点就在于它从来没有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问题解决方案，总是在高谈阔论道德。

也许，酷吏身上法家的务实精神，是他们能给我们现代人为数不多的借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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