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灵性，其实就是思想。

他总是围绕着一个思想组织形象，即使在某些偏重描写的诗中，也往往由于提出了某种观念而改变了整首诗的含义。

波德莱尔的美学原则直接影响了19世纪法国最有声望的象征主义诗人魏尔伦、马拉美、例如.魏尔伦的诗歌强调音乐性：“万般事物中，首要的是音乐”;主张诗歌的朦胧性：“最可贵的是令人半醉的诗歌，模糊和明晰在诗中互相结合”。

马拉美热衷于病态感觉，一味歌咏空虚、死亡和荒诞。

兰波则是实践“声、色、味”交感理论的典范，他那首《彩色十四行诗》成为象征主义诗歌的奠基石。

这些诗人在波德莱尔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了诗歌新领域，探索诗歌表现的新方法。

19世纪的画家与理论家、诗人的关系密切，很多画家亲自写文章阐述自己的艺术理论，因此发起于文学领域的象征主义理论很快就渗透到了造型艺术中，波德莱尔的文艺理论提供给画家新的表现角度、扩大了绘画表现题材，绘画开始向“表现性”发展。

象征主义艺术虽然与同时产生，但是20世纪初的主流艺术超现实主义继承的是象征主义而不是印象主义，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象征主义艺术是西方绘画“现代化”发展的开端。

波德莱尔不但是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先驱，而且是现代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现代主义认为，美学上的善恶美丑，与一般世俗的美丑善恶概念不同。

现代主义所谓美与善，是指诗人用最适合于表现他内心隐秘和真实的感情的艺术手法，独特地完美地显示自己的精神境界。

《恶之花》出色地完成这样的美学使命。

众所周知的事情是，波德莱尔的“颓废”或者“颓废主义”成为了他诗歌最重要的标签，而也有人说是波德莱尔第一次为文学艺术打开了“审丑”之门，这一点也坐实了波德莱尔对于象征派的先潮意义。

这似乎也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波德莱尔的一生必定是潦倒困苦而一如曾经有学者将其比喻为法国的，当然确实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波德莱尔自己曾说，从童年时期便有孤独感，这当然与母亲的改嫁并将自己寄宿的情况有关，波德莱尔甚至将此理解为宿命。

当把自己的孤独感受如此理解时，生命便不得不呈现出一种悲剧色彩--一生都拼命的抗拒孤独，而一生却又不得不行路在孤独之中。

这又好像我们人类与死亡的关系，一生都为了寻求更好地生存，而却终将走进坟墓，那么一个人，他每日与死亡相对，必定是可怕而可怜的。

这却又好像波德莱尔与孤独的关系了。

到了这种情况下，波德莱尔的诗人气质则被培养出来了。

一种孤芳自赏、自我玩味的态度，一种因为被分离而诱发的纯粹的骄傲。

有理由相信，《恶之花》的结集出版应该与波德莱尔的经济拮据状况有很大的关系，波德莱尔试图通过这一手段对自己的经济状况予以改善，同时能够清还自己的债务。

但是即便如此，波德莱尔对自己的形象仍然是一如既往的苛求，“带有一种英国式的简洁风格”，而“他的恭敬的举止常常近于做作的程度”。

从这一点我们似乎也可以从波德莱尔诗中的那种拘谨的格式中有所斩获，而他对人与社会的反常性的理解和演绎似乎就更加能够来自于自己的生活状态。

通过诗歌和人生际遇变化的对比，不难发现，波德莱尔的诗歌中的“否定性人生体验”是用忧郁、无聊、悔恨、烦恼、痛苦堆积成的现实，是众生溃疡的心灵，是现实中艺术的堕落和情欲的污秽。

19世纪末20世纪初，精神上的压抑与惶惑不安，生活上的焦虑孤独空虚与无聊，肉体上的欲望沉沦，成为西方世界的普遍精神状态。

波德莱尔心灵观照下出现的“人群”意象，使诗人的个人性体验上升为群体的生命体验。

波德莱尔融入众人的孤独，又保持独立和清醒，从而真实表现众人的孤独体验。

波德莱尔诗歌中的否定性体验所描绘的正是众人的世纪病心态，是差异性个体所体验到的众人生活的、恶浊的平庸现实，揭示世人包括自己心灵的阴暗与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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