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位巨匠张芝，字伯英，系时人，生年不详， 卒于公元192年。
张芝的籍贯，《》为其父张奂立传，说是“敦煌酒泉人也”。
一字之误，讹传一千多年。
直至训诂学巨擘钱大昕考证，确认张芝系东汉敦煌郡渊泉人。
渊泉为敦煌郡所辖六个县中的一个(今甘肃酒泉市瓜州县四道沟老城一带)。
有关张芝生平的史料很少，这与他情操高洁，不慕功名有关。
《后汉书·张奂传》中仅提到“长子芝最知名，及弟昶并善草书”，虽极简略，却从中可知张芝在当时已因书法成就而享有盛名。
略晚于张芝的西法家卫恒在其书法理论著作《四体书势》中称：“汉兴而有草书……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称善作;后有崔瑗、崔实，亦称善工。
”而“弘农张伯英者因转精其巧……韦仲将谓之草圣。
”韦仲将即魏名臣韦诞，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他的根据是杜度的草书有骨力，但字划微瘦;崔瑗、崔实宗法杜度，“书体甚浓，结字工巧”，“张芝喜而学之，转精其巧，可谓草圣”。
说明张芝曾师法杜、崔，但青出于蓝，“超前绝伦，独步无双”。
开元时的著名书法家和评论家张怀馞在其书法理论名著《书断》里，有数百字论述张芝，确定了他在华夏书坛的重要地位。
其后的历代书法家和评论家也都以肯定态度延袭韦诞、卫恒、张怀瓘、孙过庭等的论述，张芝的“草圣”地位自此成为一座不可动摇的丰碑而屹立于中国书坛，闪耀着永恒的璀璨光芒。
中国文字，从甲骨文到小篆，成熟于秦，促使隶书应运而生。
至西汉隶书盛行，同时也产生了草书，可谓“篆、隶、草、行、真”各体具备，但行笔较为迟缓且有波磔的隶书和字字独立、仍有隶意的章草，已不能满足人们快速书写需要，而使书写快捷、流利的“今草”勃然兴起，社会上形成“草书热”。
张芝从民间和杜度、崔瑗、崔实那里汲取草书艺术精华，独创“一笔书”，亦即所谓“大草”，使草书得以从章草的窠臼中脱身而出，从此使中国书法进入了一个，汪洋恣肆的阔大空间，从而使书法家的艺术个性得到彻底的解放。
张芝所创的“一笔书”，“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如行云流水，拔茅连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奇形离合，数意兼包”。
这是张怀瓘在《书断》中对一笔书的精辟概括，同时高度评价张芝的草书“劲骨丰肌，德冠诸贤之首”，从而成为“草书之首”。
张芝的草书给中国书法艺术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生机，一时名噪天下，学者如云。
对张芝，师法多年，始终认为自己的草书不及张芝。
狂草大师也自承从二张(张芝、)得益最多。
唐朝草书大家孙过庭在他的《书谱》中也多次提到他把张芝草书作为蓝本而终生临习。
张芝出身显宦名门，但“幼而高操，勤学好古”，不以功名为念，多次谢绝朝廷的征召，潜心习书。
他“，池水尽墨”的刻苦磨砺精神，成为中国书法界尽人皆知的一大掌故，王羲之曾钦敬地说张芝“临池学书，池水皆墨，好之绝伦，吾弗如也。
”前人咏敦煌古迹二十首有《墨池咏》：昔人经篆素，尽妙许张芝。
草圣雄千古，芳名冠一时。
舒笺观鸟迹，研墨染鱼缁。
长想临池处，兴来聊咏诗。
张芝正是这样淡泊荣利，苦苦求索，方才攀上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第一座高峰。
他的墨迹近两千年来为世人所宝，寸纸不遗，他的墨迹在《淳化阁帖》里收有五帖三十八行，为历代书家珍视并临习，故张芝的书法艺术精神至今仍鲜活在中国书法的血脉中。
张芝同时也是书法理论的开先河者，曾著《笔心论》五篇，可惜早已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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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时候历史上最奇葩的帝王高从诲，喜欢当强盗，抢完还把东西送回去
夏日，荆南某地。无风，日头很毒。 几处起伏蜿蜒的丘陵上，稀疏的草木蔫得抬不起头来，没有一点生气。丘陵外是一片开阔的原野，干裂的地缝中似乎要翻滚出热浪。 身体略胖的高从诲即使在背阴处也是汗流浃背，不得不敞开衣襟。随从拼命地给他扇着扇子。50多名劲装汉子也都热得下了马，地提不起半点精神。战马也蔫耷着耳朵，失去了往日的雄威。 蓦地，远处隐约出现了几个黑影。 是一列马队! 这是楚国去往吴国的使节所率领的马队。车上的货物显然很重，马拉得很吃力。 高从诲眼睛一亮，立刻。他一边招呼着部下，一边兴奋地搭手瞭望。 马队由远及近。高从诲大叫一声，旋风般地第一个冲了出去。 马队中的人没有反抗，因为他们知道反抗也没有用，他们已经猜出领头的响马是谁了。 这已是高从诲第十五次实施习惯性抢劫了。这是他的一个特殊爱好。 但是谁能想到，这个在烈日下当“响马”的人，居然会是堂堂的一国之君-时期南平国的文献王! 高从诲有当“响马”找乐子的癖好。有这种另类癖好的，在中国历史上绝难找出第二个。尽管先前14次抢劫之后，在各国的责难下，高从诲已经把抢到的东西原物奉还，并且还向各国赔了礼道了歉，但这次他仍旧没能经受住这种习惯性的诱惑。冒着酷暑，做完这第十五次“买卖”后，他兴高采烈地“班师”回朝。 高从诲生于891年，其父高季兴原为后梁时的荆南节度使。912年，被其儿子朱友珪诛杀，后梁大乱，高季兴趁机自立，割据荆南，定都荆州，国域范围包括荆、归(今湖北秭归)、峡(今湖北宜昌)三州，是个地域狭小的小国，被后梁、楚、蜀、吴国所包围，处于夹缝生存状态。 高季兴死后，高从诲即位，在933年被后梁封为渤海王，次年又改封南平王，因此荆南国也叫南平国。 高从诲“为人明敏，多权诈”。据《五代史》记载，顺化节度使安从进起兵反晋，想与荆南国联手，高从诲不敢得罪后晋，“外(表面上)为拒绝，阴(偷偷的)与之通”。等后晋的大兵压境，高从诲见势不妙，便，灭了安从进，“晋师致讨，从诲遣将李端以舟师为应”，然后又向晋国讨功卖好，讨要郢州(今湖北钟祥)之地。 高从诲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就是他的“响马”嗜好了。他专门以掠夺途经本国辖区的各国使节为乐，《五代史》记载：“从诲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一旦他国致书询问或是发兵征讨，他又会忙不迭地将原物奉还，脸上毫无愧疚之色，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南方俗语管这种人叫“赖子”，于是周边诸国都管他叫“高赖子”。因为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别的国家也就见怪不怪了。更雷人的是，周边国家不管谁称帝，他都“所向称臣，盖利其赐予”。 这还真不是个一般人。 贵为一国之君的高从诲，为何有这种让人难以理解的当“响马”的嗜好?估计有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是帝王骨子里都有征服的欲望。荆南国小力寡，不能与他国抗衡，高从诲的欲望自然得不到满足，于是就出来客串一下“响马”，威风凛凛地抢劫一番聊以慰藉，也算过过王者之风的瘾。二是内心的一种发泄。高从诲在夹缝中生存，总是夹着尾巴做人，心中不免压抑，实在憋屈不过了，便通过抢劫的形式以作发泄。 不管是高从诲委曲求全也好，自我慰藉发泄也罢，在他在位的19年里，荆南国国境承平，百居乐业。这在晦暗的五代十国时期也算相当难得了，也许这正是他“为人明敏”的一种体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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