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伞,有一个歇后语最为流行,叫“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除了僧人不蓄发和打伞会遮住天空的客观事实外,就是因为古代用伞有规制,包括和尚在内,是不能随便打伞——称为“华盖”的伞曾是中国帝王和贵族的御用品。这个制度的出现,与一个传说有很大的关系。西晋崔豹《古今注·舆服》“华盖”条中有这样的说法:“华盖,黄帝所作也。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云气,金枝玉叶,止于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华盖也。”
《古今注》里所说的“华盖”,实际上是一种伞状的吉祥云。伞状的五色祥云被认为是上苍显灵,护佑中华人文始祖黄帝。正因为这一传说,后来作为天子的封建帝王,出行要乘华盖车,撑华盖,类似的“翠盖”、“芝盖”、“凤盖”、“鹤盖”、“罗盖”等,也都是高贵者的专用伞。但到先秦时还未出现“伞”这个字,伞具在当时多称为“盖”。皇帝出行用伞除了吉祥用意和挡风避雨、遮阳防晒外,还是皇权的象征,代表荫庇天下黎民。帝王对伞的迷信,还与虞舜的传说有关。《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虞舜是黄帝的八世孙,其父是个瞎子,人称“瞽叟”。虞舜的母亲死后,瞽叟再婚,生了儿子“象”。瞽叟偏爱象,想烧死虞舜,“舜乃以两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

虞舜借助“笠”逃出了火海。此笠系何物?有的译为斗笠,其实不然。助虞舜逃生的笠应该是一种叫“簦”(dēng)的雨具。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称:“簦,笠盖也。”意思是,簦是一种带手柄的笠,不就是伞吗?清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就此注解:“笠而有柄如盖也,即今之雨繖。”段注里又出现了一个古字“繖”,音读sǎn。宋代官纂字书《类篇》称,繖也写作“傘”,傘即现代“伞”的繁体。
历代用伞有何特殊规定?皇帝出行用“黄罗伞”“三公九卿”用黑伞“皂盖”
皇帝所用“华盖”,除了传统的圆形外,还制作成方形,又称“方伞”。帝王用伞在制作、用料上十分讲究。《清会典图录·舆卫·方伞》称:
“方繖,缎殊红紫二色,皆方五尺,不施绣纹,四角出铜龙首,垂五彩流苏,直柄,顶及柄尺寸,俱如九龙曲盖之制。”历朝历代对用伞都有严格规定,伞的质料、色彩、尺寸等,就像头上戴的乌纱、身上穿的朝服一样,要区分官职大小和身份尊卑。《周礼·春官》中“巾车”条规定,王及王后的车辇用“羽盖”,即用漂亮的鸟羽装饰的伞,罩在车上。汉代规定二千石以上的“三公九卿”可以用“皂盖”,即用黑伞。
南北朝时,官仪用伞已有规定,帝王、贵族出行用“罗伞”;皇帝所用罗伞,都是黄色的,俗称“黄罗伞”。在隋代,“紫盖”是皇帝及三司以上官员专用伞,三品以上的官员可以用“青盖”;官大的最多可撑8把,级别低的只能撑1把。宋代天子用伞是红、黄二色,臣僚的伞是青色。宋真宗赵恒在位时曾禁民间用布帛伞。据宋代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记载,当时京城汴梁有点身份的人都使用青凉繖,难分上下尊卑。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九月,赵恒规定:“惟许亲王用之,余并禁止。”
为什么宋朝皇室强调用红黄两种伞?宋高承《事物纪原》是这样解释的:“今天子用红黄二等,而庶僚通用青。其天子之以黄,盖自秦汉黄屋左纛之制也。”“黄屋左纛”是秦汉时天子专用车的款式,伞盖用黄缯做里子。在明代,知府级别官员才有资格使用“青凉伞”。明太祖朱元璋虽然出身贫寒,称帝后却极讲等级,曾下旨禁民间使用上好绢帛做的“罗绢伞”。青凉伞曾是明代官场中人的追求。明《解愠编·讽谏》“青凉伞”条记载了当时发生的一则冷笑话:有个叫刘子仪的人,因得不到提拔重用,称病不出。有同僚前来看望他,他自称是“虚热上攻”。一名叫石文定的在座者戏称:“只消一服清凉散即愈矣。”清凉散谐音“青凉伞”,一语双关。

伞是何时走入寻常百姓家的?北宋时期伞已成为谈情道具“把青凉伞儿,皆两人同行”
伞在先秦时期是一种贵重用具,孔子当年就为没伞而尴尬。据《孔子家语·致思》,“孔子将行,雨,无盖。”作为当时有名的大学者,连把雨伞也没有,门人建议孔子去向其弟子卜商(子夏)借把伞,但孔子担心弟子不借,拒绝了,因为子夏太吝啬。在伞没有普及的年代,古人挡风避雨使用什么物件?更多是蓑衣、斗笠(斗篷)一类雨具。《诗经·小雅》中的《无羊》诗即称:“尔牧来思,何蓑何笠。”从中可以看出,先秦时,人们外出放牧,防止下雨,是带着蓑衣和斗笠的。
一直到唐宋时,蓑衣和斗笠仍是古人防风避雨的主要用品。唐柳宗元《江雪》一诗中的名句“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写的就是柳宗元当年被贬到永州后,看到渔民穿蓑戴笠于下雪天在江边钓鱼的情景。宋苏轼《渔父》诗中也称:“自庇一身青蒻笠,相随到处绿蓑衣。”从苏轼的诗中来看,做斗笠的材料不只是竹子,还有用蒲草编的,即所谓“蒻笠”。唐宋时期民间用伞逐渐放开,但只能使用纸伞。制作纸伞成为民间一种新兴的手工业,伞的一个别称“高密侯”,就是因制伞发家而来。
据宋陶穀《清异录》记载,南唐时,有个叫周则的人,以制造雨伞为业。他早年贫贱,后来却大富大贵起来,南唐后主李煜戏问他怎么发达起来的,周则说,当年为了有口饭吃,每天制两把伞来卖,即所谓“臣急于米盐,日造二伞货之”。当时正遇连月阴天,伞特别好卖,慢慢地日子就好过了。李煜听罢说:“非我用卿而富贵,乃高密侯提携而起家也。”意思是,原来不是我提拔你才富贵的,是伞让你发家的。民间制伞所用纸,可不是普通的纸,而是一种“油纸”,就是涂抹上防水油脂的厚纸,“油盖”、“油伞”等别称皆因使用油纸而来。宋代陈师道在其《马上口占呈立之》诗中即提到这种伞:“转就邻家借油盖,始知公是最闲人。”

宋代民间制伞水平已很高,到明代更形成一门独特的手艺。明代纸伞多使用“小皮纸”,明宋应星《天工开物》“造纸皮”条曾专门提到了这种纸:“芙蓉等皮造者,称小皮纸,在江西则曰中夹纸。……凡糊雨伞与油扇,皆用小皮纸。”
当时,民间最时尚的纸伞是一种用绿油纸制作的伞,亦称“青凉伞”。这种伞曾是婚嫁风俗中的一道风景。
在现代,伞是谈情说爱的极佳道具,在古代亦然。北宋时,有身份的媒婆都会打青凉伞。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娶妇”条是这样说的:“把青凉伞儿,皆两人同行!”这是不是大有现代流行歌曲“我们俩一起拿着一把小雨伞”的意境?
为什么宋代以后文人做官梦想得到“文正”谥号
纵观历史,以后,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文人做官后,梦寐以求的想得到一个谥号——文正。而作为统治者的,是绝对不会轻易把这个谥号赐赠给臣子的。能得到这个谥号的人,不管是本谥还是追谥,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他们都是在文坛声名鹊起、在政坛功绩斐然、在民间深受敬仰的人。 宋代的谥举乃是承唐谥之风,经历了从文贞到文正的变化,据史书言是为避名讳故。自此之后,“文正”之谥可以说经元、明、清前后四朝相续不断。众人耳熟能详的获得此谥的人有宋代、、司马光等,有等,有等,有、等。司马光言:“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认为文是道德博闻,正是靖共其位,是文人道德的极至。大而言之,经天纬地曰文,内外宾服曰正;小而言之,曰文,忠直守节曰正。《逸周书?谥法》对于“文正”二字做了全面系统、精辟独到的解释,在此不一一阐述而尽。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中国的汉字是字音藏义、字形藏理的,文化的“文”加正直的“正”是政治的“政”字。我们再回头去看这些人在历史长河中为世人所留下的光辉轨迹。范仲淹,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为政清廉,刚直不阿,官至参知政事,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遗《集》传世。耶律楚材,元代著名民族政治家,促进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人,官至尚书右丞,撰《湛然居士文集》留世。 方孝孺,明代著名文学家,刚直不屈,孤忠赴难,被诛十族,官至文学博士,传《逊志斋集》于世。曾国藩,清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晚晴四大名臣之首,官至武英殿大学士,著《冰鉴》存世。这些人的共性是在文学方面具有极高才能,最终在政治方面颇有建树居于高位。“文”、“正”、“政”三者之间的关系,由此亦可窥其一斑。 文化的内涵无比丰富,粗略浏览便可看到十几种定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术界也是意见纷纷,莫衷一是。“文”之一字,我们姑且说它为文字、文章、文学、文艺、文化,都是界定内的合情合理,无可厚非。不管是文字、文章、文学、文艺它都是文化的一种形式而已。 图片来源于网络 魏文帝在《典论·文论》中有言曰: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他认为文章有两大社会功能:一是“经国之大业”,有利于治国;二是“不朽之盛事”,有益于立身。这是首次将文学与治国大业和自我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连结在一起,富有一种威严浩大的帝王气,使得文学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为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因为“自觉”,才走向了自觉时代的前奏,提高了文学的地位。文学地位的提升,又增强了文学自觉意识,从而增强了治国大业的文化精神。 宋代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在《通书?文辞》中指出:文所以载道也。文以载道是文学社会作用的深刻表述。一篇文章、一部文学作品如果我们将眼光仅仅停留在这篇文章上、这部作品里,那我们看不到更高远的东西,收获不了更深层次的东西。借用佛家《楞严经》中的话来说: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当应看月。若复观指以为月体,此人岂唯亡失月轮,亦亡其手指。“文”与“道”的关系,正如这手指与明月的关系,我们应当顺着手指看到更高远处的“月亮”,而不是停留在“手指”上。这充分说明了文化作为一种介质的指引作用,通过习“文”将其所载之“道”充分体悟出来,然后付诸实践,经世致用。 文化是增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软实力。上世纪朱光烈先生在《知识就是力量吗?》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被认为是时代性的命题,即“文化就是力量”。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所提出的未来发展和繁荣文化的总纲领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习近平同志在多次讲话中要求领导干部要“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并且提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等具有深远指导思想的论断。 图片来源于网络 可以说一定的社会文化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而政治又通过社会舆论引导文化的方向,二者是相互交融、不可分割的。至此,我们回归到“文”“正”“政”三者之间的关系话题,可以确切地说习文以养浩然正气,“文”“正”相融以从“政”。李昉、范仲淹、司马光、耶律楚材、方孝孺等、曹振镛、曾国藩等人,博学多才(文)而又直道不挠(正),最终蜚声文坛、显赫政界、留名后世,若无其文抑或不足以为政也。古为今鉴,我们当勤以广才,善养正气,积蓄文化力量以为政治建设服务。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宋代遍地澡堂 王安石却不洗澡虱子爬上胡子
记得梁实秋曾说,“我们中国人一向是把洗澡当做一件大事的。”从“一向”追根溯源,沐浴洗澡则是历史悠久。据说在西周时期沐浴礼仪已形成定制,后人又不断丰富完善,而古代文人们的那些浴事则十分有趣。 “经年不沐浴,尘垢满肌肤。今朝一澡濯,衰瘦颇有余。老色头鬓白,病形支体虚。衣宽有剩带,发少不胜梳。自问今年几,春秋四十初。四十已如此,七十复何知。”这是写的《沐浴》诗,从诗中可以看出,他是一年到头不洗澡,以致尘垢积满了肌肤。网络配图 古时老百姓大都用胰子、皂豆洗澡,而和大诗人一样的公务员则使用高档一点的“面药”和“口脂”,有一次杜甫洗过澡之后还说“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其实杜甫和白居易一样是经年不沐浴,尘垢满肌肤,可谓邋遢之极。对朝廷沐浴的规定,,我行我素,如果不是有特殊原因,那杜甫在生活中另一面就是十足懒汉。 在文人中能和杜甫能够相提并论的则是王安石。据说,的洗浴业非常发达,公共澡堂子十分普遍。可是身为宰相的王安石身上长虱子,这些琵琶状的虫子甚至出现高攀到他的胡须,传为笑柄。史料记载王安石“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由此可见身上常年携带虱子也就不奇怪了。网络配图 比王安石更为狼狈的是,这位坐拥天下的被金兵掳走后,生活待遇很差,没有地方洗澡,甚至泡混堂的资格都没有,以至于身上生虱子,可是他却不认识,写信为旧臣说,“朕身上生虫,形如琵琶。”幽默中实有几分悲凉,这位艺术家真是可爱又可叹。窦元宾和王安石一样做过宰相,他出身名门,是五代汉宰相窦正固的,在《归田录》里说他不喜欢修饰自己,长期不洗澡,体味不雅,当时人给他取了绰号叫做“窦臭”。 文人中另一类却非常喜欢洗澡。大诗人就非常勤快,爱干净,爱洗澡。他说:“五日思归休,三春羡众邀。”五天不洗澡就受不了,懂得洁身净体,润肤养身。大文豪则喜欢在氤氲的澡堂里泡着,洗过澡之后还诗兴大发,“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看来苏学士是讲究卫生的人。网络配图 被罢官隐居期间,每天无事时,他和好友相约来到水边,解带入溪,一边沐浴,一边凭记忆落子争胜,双方精湛的功力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在烈日炎炎的夏天,这种特立独行的举动不但新奇诱人,而且还收到了避暑和冶性的双重作用。文天祥的水中博弈,应该是浴事中的大雅之事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