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生于公元前179年，广川郡即现在的河北衡水景县广川镇大董古庄人，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的著作《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在儒家经典学说的基础上融入了阴阳五行为框架的道家学说，建立了一个具有神学倾向的新派儒学思想体系。但是相信我们很多人对他的印象都应该是来自于他对所提出的“，独尊儒术“的思想主张。 董仲舒画像 董仲舒的出生并不平凡，他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家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藏书，这就为他以后从事儒学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学习基础。在他三十岁的时候，他开始招收大量学生，讲授儒学。随着他招收的学生越来越多，他的学识和名气也越来越大。之后到了年间，他被任命为博士，专门讲授经学。在汉武帝继位之后，他出任江都国的国相，主要通过研究《公羊》等著作，推究阴阳运行的规律来预测刮风下雨。 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即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理国家的方法和策略。于是董仲舒就在他的《举贤良对策》一文中，提出了“天人感性”、“大一统”等学说。董仲舒还认为“天”是一切的根本，无论是自然还是人命都由天来控制，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他的这一建议最终能够被汉武帝所采纳，促进了当时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董仲舒病逝于前104年，享年七十六岁。死后被葬在了当时京师长安的郊外。 董仲舒的思想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有许许多多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根据时代的需求，会提出与时代相符或者是具有预见性的思想。这些主张在当时或者是后世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董仲舒作为我国著名的思想家，他又有哪些重要的思想呢?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董仲舒的思想。 网络配图 董仲舒是西汉初杰出的大儒，他根据西汉初期政治上的需要，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封建统治和发展封建经济的思想主张，其中的一些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董仲舒的思想主要可以分为三种，分别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 第一种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提出的主张。的黄老思想已经不能满足汉初的政治需求，儒家的大一统、仁义、君臣伦理等理论似乎更适合汉武帝时期。于是董仲舒提出的这个深受汉武帝的欣赏，才有了著名了“天人三策”。儒家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成为了“正统”思想。 网络配图 第二种是为了加强君权才提出来的。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就是认为人类的行为与天道运行是有关系的。人类社会的兴衰会影响天道，天上也会通过灾异或祥瑞等现象对人间的统治进行评判。本意是为了借助天对帝王的行事进行一定的限制。 第三种就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了。“三纲五常”思想自董仲舒提出以来，一直受到历代君王的重视，在中国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它对中国有好的影响，也有坏的影响，我们在继承这些思想的时候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从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到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扳倒大清国用了27年。的三大政策是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回顾历史必须承认，“文明开化”政策获得了成功。如果说封建社会的众生百姓接受观念上的改变离不开日本学者的努力的话，那么，那些学者、政客们又是被谁蒙的呢? 其实明治维新前200年，日本社会就经历了一次重要的启蒙过程，启蒙者是明代心学大师(1472-1529)。17世纪初，有关王阳明的书籍传入日本。最早接受阳明学的是江户时期的下级武士中江藤树(1608-1648)。1622年他擅自“脱藩”，在家乡近江开办“藤树书院”，以极大热情投身平民教育。他破除等级观念，宣扬官民平等的理念，被称为“近江圣人”。他门下阳明学者辈出，大弟子熊泽蕃山于1670年开办“冈山藩学”，这是日本最初的武士子弟学校，江户后期还教授“兰学”(西洋知识)。 到明治维新前，不论社会上或幕府内部，能叫得上名的阳明学信徒不下百人。其中有武士(比如，日本陆军创始人)、商人(涩泽荣一，“日本企业之父”)、学者(福泽谕吉，思想家，“脱亚论”者)、政治家(，日本首任首相)、危险分子(吉田松阴，“征韩论”者)等，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 阳明学的重要特征是开启思辨，自我认知。和朱子的“性即理”不同，朱子要人们去情欲，居静深思，以“格物致知”;王阳明则认为，人的性和情不可分离，两者构成了“心”，所以“心即理”，而“理”又分“外理”和“内理”。人的“心”只要符合“内在的理”，就是自己充分理解的、通过自己的实践可以解释通的道理，就是完成了“心”与“理”的统一，而不必刻意追求“外理”，即便是经书中圣人阐明的道理。在王阳明看来，“愚夫愚妇皆圣人”，前提是“致良知”。现实社会里，代表良知的“诚意”比“格物致知”更重要。而“良知”不是静思得出，而是生活中磨炼而来。所谓“知行合一”，“致良知”必“事上磨炼”。 阳明学对人的观念产生巨大影响。宋代以后读书是唯一的出路，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可以做到。阳明学认为良知在身胜于读书，平民也可以成为圣人。其次，阳明学开通了肯定人的欲望的大门。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社会发展，生活安定，人们的思想多样化，这个现实是不容忽视的。第三，重视朋友关系。王阳明通过讲学的方式，广交朋友。儒家的五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中，前4个在地位上是上下关系，而朋友关系则是平等的。 日本庆幸自己没有建立起制度，不管是朝廷还是幕府都不用豢养大批文人，也就没有学说思想的垄断。清贫的文化人相对自由，代表庶民观点的阳明学说很容易被接受。当然，江户时代的官学依然是朱子学。但在儒佛共存的日本，儒家理论高空虚渺，幕府政治的凝聚力日渐低下。改变这一现状的是另一位儒学大师——朱舜水(1600-1682)，他和王阳明是同乡。 1644年亡国后，反清遗臣朱舜水逃亡日本。水户藩二代藩主德川光囶敬仰朱舜水的才德，将他迎到江户(东京)，行弟子礼，舜水开始在日本讲学。舜水追求务实，实理实学，批评日本朱子学空洞务虚。朱舜水身居异国，向弟子警示明朝灭亡的道理。德川光囶从朱舜水那里吸取了儒家的忠君爱国、大义名分思想和重史、尊史、尚史的史学思想。此后，德川建立的日本“水户学”，成为明治维新以来近代日本社会主要精神力量。此外，不论日本省庵学的鼻祖安东守约，还是古学鼻祖山鹿素行，都是朱舜水的高足。 朱舜水并不自诩阳明传人，他以极高的品格博得各界尊重，自由施教的学风使其与弟子间建立全新的友情。除了得其真传的弟子，间接受其影响的人也很多。当时践行阳明学“知行合一”者，必走舜水探求实理实学之路。 当然，日本社会的启蒙与江户以后重视实学教育也有关联。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生存，是江户教育的一大特点。江户的寺庙在各地办学，通常都叫“寺子屋”。教的课程是，读(千字文、汉文)、写(信、告示、诉状、商品名、收条、借据等)、算(算盘、记账方法)。内容五花八门，将来只要有用就让孩子们学。到1850年，日本人的识字率已达70%-80%，而英国产业革命后期的识字率仅20%-25%。可以说日本社会已经基本完成迎接大变革的思想准备。 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也是阳明学的信徒。他认为，国家的独立首先必是民众的自立，有自主意识才能自立，能自立者一定会自强，而当他们接受“民主”、“自由”理念时会很珍惜，很好地运用。而自卑的百姓希望有德者管理社会，久而久之会从相信变崇拜再到迷信。福泽的启蒙书卖了300万部，相当于每10个日本人中就有一读过他的书。 遗憾的是，王阳明的“良知”这一基本准则没有被日本人深刻理解。日本强大后，自恃武力，走向歧途。福泽后来成为“脱亚论”的倡导者，他对中国和朝鲜不屑一顾，“人民不开化，作为敌手就不足为惧，作为朋友就不足利用”，他甚至说“日本应该站在欧美的立场去看待今天的支那和朝鲜”。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