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虽然南诏和大理一脉相承，但南诏和大理有一个明显的不同，那就是大理比南诏安分的多。

唐朝时期，南诏曾屡次侵扰大唐边境，成为大唐的心腹大患，唐朝的灭亡就和屡次征伐南诏有很大关系。

而大理和宋朝却不同，两国关系非常好，长期相安无事，战争少之又少，堪称“和平的典范”。

很多人不禁感到疑惑，南诏曾屡次侵扰唐朝，为何大理和宋朝却一直相安无事? 从大理的角度来讲，虽然大理和南诏一脉相承，都是由彝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但大理比南诏汉化程度高得多，而且国内盛行，所以大理更加文明和温和，不像南诏那么好战。

当然，大理国也深知自己不是宋朝的对手，知道双方开战自己根本占不到什么便宜，当年的南诏就是个例子，所以选择了和宋朝讲和。

为了和宋朝搞好关系，大理不禁安分守己，甚至主动遣使入贡，得到了宋朝的高度认可，使得两国关系持续升温。

从宋朝的角度讲，宋朝吸取了唐朝灭亡的教训，不愿意重蹈唐朝的覆辙，所以不再招惹大理。

南征灭掉蜀国后，拒绝了臣子提出攻下大理国的建议，用玉斧划定大渡河为大理同宋朝的边界，称“此外非吾有也”。

实际上，当时宋朝也不好过，大宋周边强国林立，特别是辽国不断南下，党项人不断捣乱，搞得宋朝疲于应付，根本无力征伐大理。

实际上，就宋军的实力其实未必能拿下大理，搞不好会被大理反推，所以还不如和大理保持友好关系。

此外，大理和宋朝虽然是邻国，但实际上两国并不完全接壤。

因为与大理接壤的宋境多为羁縻的州县，有些地方势力甚至连羁縻都说不上，大部分处于独立半独立状态。

由于这些地方势力的存在，所以在两国之间出现了一个比较松散的缓冲带，这使得两国发生战争的概率大大降低，所以在两国边境出现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这也是两国很少发生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宋朝和大理保持友好关系是一种双赢的关系。

和大理交好不仅让宋朝少了一个强敌，而且还能从大理获得马匹等战略物资，并从双方的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

而大理也不吃亏，既保持了国家的长期和平安定，又通过贸易获得了宋朝的茶叶、丝绸等物资，大大促进了大理的发展。

两国的关系因此进入了良性循环，成为了当时的“和平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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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今浙江杭州时，不仅成功疏浚西湖，挽救西湖于填埋危机，还留下了至今为人称赞的西湖轶事，例如“东坡肉”的故事。

元祐四年(1089年)到元祐六年(1091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在宋朝即太守职位，相当于今日市长一职。

苏轼任职杭州时，西湖因已有多年未疏浚，导致淤塞过半，湖水干涸，湖中更是野草丛生，严重影响当地农业生产，有官员提出顺势填平西湖，这样不仅能省去疏浚的人力以及财力，还能增加良田千顷。

此番建议遭苏轼极力反对，他认为“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

遂决定疏浚西湖，克服重重困难，报告当局朝廷争取经费，组织数万民众与第二年(元祐五年即1090年)开展西湖疏浚工作。

开除葑田，把挖出的淤泥集中修筑成纵贯西湖的长堤，即今日“苏公堤”;并在西湖最深处修建三塔，也即今日三潭印月。

苏轼疏浚西湖的事迹，不仅为杭州带来了闻名遐迩的中外著名风景区，更为后人留下了诸多经典故事，如与民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共吃陈仓米饭的故事，还留给我们一道如今享誉中外的中国美食——东坡肉。

相传在疏浚西湖期间，苏东坡每日事事都亲力亲为，为制定科学合理的治湖方案，每天都到西湖工地参与疏浚工作，杭州百看在眼里，自发主动捐钱宰猪，送到杭州州府以表达对苏轼这位“老市长”的感激之情。

苏东坡看到此情此景，叫人将送来的猪肉切成大块，在锅底垫上葱姜等调料炖熟后在淋上调好的姜汁等，送到西湖工地，分发给每一位工人享用。

民众得知此肉是苏东坡亲自指导制作而来，很是感动，遂称之为“东坡肉”。

如今，东坡肉已成为中国人餐桌上经典的菜肴，甚至是走出国门、走向海外的经典名菜。

虽然，流传下来的东坡肉的做法已演变成多种多样，但与此相关的动人故事仍是值得回味与称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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