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无忌生于隋唐时期，因其妹妹嫁于李世民为妻，而他不仅成为李世民的亲戚，还因为欣赏李世民的才干而追随于他，一直效忠于李世民。

可以说李世民能最终当上，这其中少不了长孙无忌的出谋划策。

唐朝还未统一前，李世民就因功勋卓越，威胁到太子李建成，以至于遭到太子兄长处处排挤，长孙无忌多次进言李世民要及早做出打算，不然最后很有可能会被兄长李建成除去，而当时的李世民，一心只为天下百姓早点摆脱苦难的局面，并没有想到要从太子兄长手中夺取这天下之位，可李建成偏以小人之人度君子之腹。

单方面觉得留着李世民，便是威胁他储位的最大祸患。

为了能一举将李世民致于死地，李建成便联合弟弟齐王于玄武门伏击李世民等人。

那知两方实力悬殊，毕竟 李世民能屡立战功，少不了追随他的那些能人异士，再加上长孙无忌等人的沉着反击，李世民最终占了上风，将兄长太子与弟弟齐王击毙于此。

不久高宗李渊封了李世民为储君人选 ，长孙无忌为太子侍中辅佐李世民。

而后来李世民当皇帝后，不仅封了他的妹妹为皇后，更是委以大将军之职于他。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太宗李世民更是不断晋升长孙无忌的职位，视其为开国功臣第一人，若不是长孙无忌怕恩宠过盛，遭人猜忌，一再向太宗请辞相位，怕是官职早就一高再高了。

从太宗李世民的对长孙无忌委以高官重任，就可以看出太宗皇帝极其信任他。

以至于后来太宗皇帝的儿子被废后，都要问问长孙无忌的意见。

毕竟他于太宗皇帝来说不仅是自己忠实的臣子，更是太子、魏王以及晋王的亲舅舅，他也想听听作为舅舅的他会是怎样的看法。

在太子承乾被废后，李世民最忠意的储君人选是嫡子，因为虽也是他与皇后之子，但李治性格太懦弱，难成大事。

而这时作为 司徒的长孙无忌却一致坚持立李治为储君，正是因为舅舅的拥护，李治身边相继出现了一些拥护之臣。

相传这些拥护之臣，之所以为出现在李治身边，全都是长孙无忌所为。

就在李世民决定册立魏王李泰时，那些拥护李治的臣子一一列举魏王谋反之举，甚至言明，若是魏王继位后，首先要做的便是将威胁他皇位的兄弟手足全部杀害，听到这里，李世民不得不重新斟酌了一番，为了保住三个嫡子的性命，李世民最终选了晋王为太子。

在这次诸子争位之中，长孙无忌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同是亲外甥，为何长孙无忌要助李治，却不帮李泰?原因就是李泰自有一班人马为他出谋划策，他自恃聪明，为了夺取储君之位，也已密谋多时，身边自是少不了大批追随之士，若是李泰最后得势，真的成了太子，乃至当了皇帝，那么李泰重用的一定是当年助他夺位成功的这些人，而长孙无忌一定会受到排挤。

因此站在长孙无忌的角度，他定不可能让李泰得逞。

所以他选择了没有参与储位之争，又比较好控制的李治。

也因此他竭尽全力的在太宗面前支持李治，而最终他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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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是这样千载难逢、利国利民的壮举，东晋最高统治者不仅不予支持，反而给予掣肘牵制，祖逖因此忧愤而死，北伐也。

每每读史至此，扼腕叹惜之余，总也，疑惑萦绕：晋元帝为什么不支持祖逖北伐?网络配图 巩固皇权比北伐重要。

东晋政权是西晋门阀地主统治的继续和发展，出现了几家北方士族轮流执政的局面，实际上没有什么权力。

“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权去公家，遂成习俗。

”晋元帝司马睿作为开国之君，中兴之主，也不例外。

西晋末年，司马睿移镇建业，在北方士族大家王导、王敦辅助下，优礼当地士族，压平叛乱，惨淡经营，始得在江南立足。

317年，司马睿依靠北方和江南大族建立东晋，军政大权全归：政治上由王导主持，军事上依靠王敦。

司马睿第一天登皇帝位，竟让王导同坐;元帝对王敦，有过“请避贤路”的表示，故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的传言。

皇权不显，帝威不扬，臣强君弱，为历史所罕见。

司马睿对大权旁落自然心怀不满，引用刘隗、刁协、戴渊为心腹，企图排斥王氏权势。

刘、刁维护皇室威权“崇上抑下”，如大批征调大族家的奴僮和依附客，以充兵役，欲与王氏相抗。

当然，巩固皇权必将遭到当权士族大家的激烈反对，而且从结果看，这种努力也并未成功。

但是从东晋初年晋元帝的主要活动来看，巩固皇权当推首位，自然比北伐重要得多。

政局动荡，无意北伐。

东晋偏安江南，江南虽无西晋末年战乱之祸，却也并不安宁。

阶级矛盾、地主阶级内部矛盾、南北的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形成非常复杂的政治局面。

东晋政权便是建立在各种矛盾之上的。

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离心离德，勾心斗角，为争掌权力经常火并，使东晋政治极不稳定。

比如：北人士族与南人士族，几近水火不容。

对统治特权的分配和规定，南方士族颇多怨恨。

皇室司与侨姓大族矛盾也很复杂。

“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既反映了王氏扶持在南方尚未站稳的政权，也反映了东晋一代皇室与侨姓大族的斗争。

君弱臣强是“共天下”的基础，君强则自然会改变这种局面。

网络配图 这方面的斗争也剑拔弩张、气氛紧张。

元帝为加强皇权，内疏王导，外远王敦。

王敦为发泄不满，在王导纵容和南方士族的援助下，积极准备内乱，与朝廷相争，元帝也没有占到多大便宜。

此外，各大族之间、中央与地方(扬州与荆州)之间也矛盾重重。

总之，面对东晋初年政局的复杂动荡，元帝也无多少良策，时常陷入捉襟见肘、顾此失彼的尴尬之中。

为巩固在江南的统治，对北伐也就无多少热心。

祖逖实力大增之后，司马睿疑忌北伐。

祖逖早在东晋建国之前就向司马睿力主北伐，司马睿不便拒绝，任命他为空头的豫州刺史，只千人粮饷，三千匹布，军队则自行招募。

但祖逖并不灰心，率部曲百余家渡江，屯兵淮阴，铸造兵器，募得二千人，以此北伐。

以这不象样的武力，谁能说大有成功?但祖逖居然大获成功。

其间原因很多，除了本文开头介绍的以外，有必要指出的是，祖逖对于北伐功莫大矣。

他有坚毅不拔、的精神，不蓄私产、不循私情的高尚人格，审时度势、周密决策的能力。

祖逖北伐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是故由弱变强、由小变大。

但祖逖实力的发展引起了东晋元帝的不安，害怕势力大了难以控制，乃派吴若思牵制，祖逖感北伐大业难成，忧愤而死，北伐功亏一篑。

元帝由于自己不掌握兵力，对于手握重兵的将领一方面有所倚重，另一方面又心存疑惑，这本身就是君弱臣强政治的反映。

但元帝显然不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封建帝王，明显缺乏一种驾驭复杂政治局面的能力。

网络配图 以北伐为例，祖逖实力发展是一个事实，但倚重他既可防土着豪族的专横，又可防北方胡人的南进，可以说祖逖的力量对于驭内御外，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法码。

值东晋政权初立，根基尚浅，而国家又正处危难之际，对祖逖的正确使用上可安社稷，下可抚百姓。

可以说天下安危系于祖逖，其说法也不算太过分。

更何况，祖逖对晋元帝如果有威胁的话，当时也仅仅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而不是现实的因素，而且北伐尚未最后成功。

可惜的是，晋元帝只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封建君王，他对祖逖的牵制而导致北伐的失败，其后果惨不忍睹，河南尽为王勒复收，322年王敦叛乱，在武昌起兵，直扑建康，晋元帝忧愤病死。

这完全是自食其果，咎由自取，可谓一招失策，千古遗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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