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缜写神灭论，惹得萧衍一时大怒，被发配广州
在兴兵南征路上，萧衍又因德施民心，顺应天势,所以一路上收招了不少人马，队伍日益壮大，更有许多隐士贤良也来投靠萧衍。
一日，萧衍领军到了南乡舞阳，与左丞相刘孝绰正在军帐中研究战况，军士来报道:“禀主公，营外有一腰扎黑丧带的人，自称是主公的故友，前来求见。
”不待萧衍回话，刘孝绰已接道:“大胆逆贼,胆敢乱闯我营，先将他绑起再当相见!”那士卒正欲退去，萧衍却道：“且慢，此人既称是我故友，自当引他见我，如若他乃有意挑衅之辈，再绑不迟!”刘孝绰闻言道:“主公，此乃之际，切要小心为好!”萧衍道:“不妨事，我心中自有分寸。
” 那士卒得令退去，不一会儿领着一个男子进了主帅营。
那男子果然头缠麻布，一身孝衣，腰缠黑丧带，见了萧衍也不下跪。
刘孝绰一看便有气，正欲喝令来者跪见，哪知萧衍却不仅不怒,反而喜上眉梢道：“啊!原来是缜兄!”来人双手一揖:“得闻衍兄领兵至此，特来相见!”萧衍这才对刘孝绰道:“此乃我当年竟陵王学府的故友，今日得见甚是高兴!”刘孝绰这才与来人揖手还礼之后，便行退去。
待刘孝绰退去之后，萧衍更是放下主帅的架子，携着来人之手共坐主位，相谈甚欢。
萧衍先道:“不知缜兄几年不见，今日见我，为何是如此打扮?”那人只微叹一声道:“衍兄有所不知，前日家母过世，今日尚且还在孝日内，今又偶闻衍兄领兵至此，只想前来投靠衍兄，以助微薄之力。
” 萧衍听后更欢喜得不得了，二人便在帐中促膝长谈起来。
来者不是别人，正是范缜。
范缜最早的官位在齐朝中算是个较低的主簿,直到现在才被提升为尚书殿的中郎和宜州的太守。
提及范缜的血统，他原是东晋时安北将军范汪的第六代世孙，他的祖父是中书侍郎范璩之，父亲范漾早死于诸侯纷争的年代。
其实，萧衍和范缜的关系也不至于如此亲切，只因范缜的堂弟是萧衍自称西邸“八友”中的一位。
在当时范缜经常言论一些与世人不同的见解,所以萧衍才对他有所留心。
今日相见，萧衍知道他是个见解独特之人，想到自己日后欲成大事，身边多个这样人总比没有的好，所以方才显得格外亲切。
范缜的故事还得从齐朝初建的时候说起。
当时，竟陵王萧子良在鸡笼山办了一个学府，招纳天下的才子著作文献和，同时又招了一批僧侣撰写佛经。
哪知众多学士之中，只有范缜一人不相信，而且还地表达无神的言论，抨击佛教。
萧子良认为范缜的言论动摇了他的地位，终于有一次当着众人的面，仗着自己为一舍之长，学历非凡，首先问起范缜:“你不相信世间有佛祖和神灵存在，你有什么理由吗?难道就像人，一生下来便有贵贱之分吗?” 范缜环视了一下四周，却指着院中的一棵老树道：“不错，现在的人一生下来便有贵贱之分，就像这棵树上落下的树叶，虽然它们同在一棵树上生长，可说是环境一样，但当秋风一吹，它们其中有的可能会落到这清新雅致的学舍中，而另外则有的落到竹篱墙外的粪池中，倒也跟人有些相似，就似你萧公子一出生便注定是大富大贵之命，而我等却是需苦读奋斗方才飞黄腾达之辈!”一席话,范缜比喻得十分贴切，惊得四座，萧子良更是无言对答。
自这次唇枪舌剑一战之后，范缜更加坚信世上无神存在的思想是正确的。
后来，范缜一时兴起，经过四个月的时间，竟写成了一本《神灭论》的书。
书中范缜用自己的思想观念，恰如其分地比喻、阐述了世上没有任何神灵存在的道理。
他在书中写道:“世上有谁能证明神灵的存在呢?如果就像某些人所说灵魂是附体的,那么也只是说有了肉体才有灵魂，而肉体一旦灭亡，那么灵魂也一定随之消失了。
” 范缜的《神灭论》问世以后，惹起了一番不小的风波，许多信佛的人纷纷责怪范缜的“荒唐之说”，更有些略有文采之人竟写起《破神灭论》，欲用纸笔击败范缜。
太原有位学士，一日亲临鸡笼山竟陵王学府，当面责问范缜道:“哎呀,范先生真是太可悲了，你竟然会不知道你祖先的神灵在哪里呀!”范缜闻言笑道:“这位先生所言甚是，我范缜虽不知祖先神灵在哪里，可我却知先辈们肉体安放何处。
这位先生即言此话,那你定然知道他们神灵所在何方，我范缜每逢清明尚可拜祭先辈们的肉体，这位先生难道要自取性命以灵魂去追随他们吗?”一番话直教那太原学士灰溜溜地，以免难堪。
当然，范缜的神灭论思想，萧衍也完全知道。
萧衍虽也信佛，但举兵起事时不比老年那样虔诚，他也清楚范缜是一个才子。
萧衍此次兴兵讨逆，身边正值用人之际，所以也没有因范缜的《神灭论》而责难他，反而委他重任。
范缜一直想寻得明主，也甘效犬马之劳。
待得萧衍建梁称帝之后，范缜也官至尚书左丞之职。
但到后来,萧衍大兴佛教，范缜却执意坚信“神灭论”，所以一直劝言萧衍，惹得萧衍一时大怒，干脆传下一道圣旨，把才子范缜发配到广州去了。
一直到天监六年(公元507年)，范缜才又被梁武帝召回京城任中书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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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将领杜文秀是否叛国争论不休的真相
三年出生于云南永昌保山县一个家庭。
在10岁后过继给姨妈，改，更名为杜文秀。
自幼好学13岁通晓儒家典籍，17岁考中秀才。
16岁补廪膳生员道光十五年以代表身份上京上控“保山惨案”制造者，但未获公正处理。
六年发生的聚团杀回事件，让杜文秀在蒙化起兵，同年10月被推举为最高领导人，建立起大理革命政权。
图片来源于网络 杜文秀简介指出他用10余年的时间来反抗清王朝。
并且提出了“革命满清”等响亮的口号。
六年十月他组织20万大军进攻昆明，占领几十座城池。
后因覆灭，清军抽取优势兵力前来进攻，致使杜文秀东征失利。
同治十一年清军围攻大理，为免百姓遭到屠城的命运，杜文秀服毒后被押解至清营后英勇就义。
杜文秀是我国少数民族的将领，清咸丰、同治年间云南回民起义领袖。
从杜文秀简介中可以清楚的知道他是一个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外国侵略，反对统治者的压迫的革命家。
他拥有广大的胸襟，是一位深明大义的杰出人物。
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
他不但在政治、军事方面表现出来卓越的才能，而且在处理民族关系与宗教问题上表现出前无古人的宽阔胸怀。
直至今日他仍然被云南回、汉、白等族人民所敬仰。
杜文秀是什么样的人 杜文秀是云南人，自幼读书，为人刚毅正直，见义勇为。
十九世纪中期，在太平天国革命风暴震撼下，云南各族人民举起了反抗清王朝的革命旗帜，其中以杜文秀为首的大理政权坚持反清斗争将近20年之久。
在解放以来发表的诸多作品对杜文秀本人的评价却莫衷一是，而且他本人也是史学界争议的课题。
那么杜文秀是什么样的人呢? 图片来源于网络 杜文秀是什么样的人呢?杜文秀在1856年秋于蒙化起义，联合回、汉、白、彝各族人民一举攻克大理，并且建立政权，成为最高领导人，并且宣布听从天平天国号令。
指挥起义军不断打击清朝反动统治，让云南各族人民成为了反清斗争中一支重要力量。
而且他还对大理政权实行了许许多多有利于各族人民的改革。
强调回汉民族一律平等，深得了各族人民的支持与拥护，使得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得到改进，从而使得起义队伍不断扩大。
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出杜文秀是个热爱和平、在大理地区实现了人人平等的将领。
对中国未来各族人民和平共处做出了榜样与贡献。
1873年，清军兵临大理，杜文秀见到大势已去，避免破城后清军屠城，决定牺牲自己，服毒后出城与清军议和，被杀牺牲。
从这里便可以看出杜文秀是什么样的人。
他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他人的生命，这是舍己为人的精神，他是一位负责的将领。
杜文秀究竟是否有叛国行为 关于杜文秀究竟是否有叛国行为这一问题，史学界讨论了半个世纪。
图片来源于网络 杜文秀外交的热烈讨论期是1995年到1976年，人们对他的看法也发生多次改变。
最开始杜秀文被视为罪大恶极的叛徒，后来经过进一步调查人们得知杜文秀没有丝毫建立“独立国”的意图和行动。
而且杜文秀在反清斗争中的功绩是主要的，过错是次要的。
杜文秀究竟是否有叛国行为这一问题进一步讨论时期1979年到2000年。
1980年，太平天国研究专家罗尔纲在上海发表《杜文秀卖国说辟谬》，其中的观点是：所谓大理回教国系出自外国侵略者的捏造;所谓大理使臣乃刘道衡的骗局。
1981年云南田汝康搜集外文资料，再次对刘道衡使英问题作了详细考证。
此文使用外国文献达l00余种，史料的宏富，论证措辞的严谨，见解的独到，都可以成为云南近代史著作的典范。
云南学者林荃研究员在近著《杜文秀起义研究》证实由刘道衡伪造《上英皇表》及其相关的活动是强加在杜文秀身上的，杜文秀背负的历史责任应当彻底澄清。
杜文秀究竟是否有叛国行为这一问题，通过史学界的不断努力，证实杜文秀是一位杰出起义军领袖。
他不但在政治、军事方面表现出很高的才能，而且在对待民族和宗教问题上，表现出伟大的宽阔胸怀，他没有背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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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刿论战中的曹刿是否就是曹沬？曹刿生平事迹简介
生卒年不详，春秋时鲁国(今山东菏泽市定陶区)人，曹刿是周文王第六子曹叔振铎的后人，著名的军事理论家。
鲁庄公十年，齐攻鲁，刿求见请取信于民后战，作战时随从指挥，大败齐师，一鼓作气之典出于此。
人物生平 长勺之战 曹刿是周文王儿子曹叔振铎的后人。
鲁庄公十年(前684年)，不顾 刚就任主政大夫的的竭力劝阻，派高傒、、公子雍率大军伐鲁。
此前，齐、鲁几次交战，鲁国都被打败。
闻听齐大军压境，鲁庄公和群臣大惊失色，不知所措。
这时，曹刿求见庄公，主动提出为抵抗齐军出力。
他的同乡人说：“那些每天都吃肉的人在那里谋划，你又去参与什么!”曹刿说：“吃肉的人鄙陋不灵活，不能作长远考虑。
”于是入宫进见庄公。
曹刿问庄公：“凭什么来作战?”庄公说：“有吃有穿，不敢独自享受，一定分给别人。
”曹刿回答说：“小恩小惠不能周遍，百姓不会服从的。
”庄公说：“祭祀用的牛羊玉帛，不敢擅自增加，祝史的祷告一定反映真实情况。
”曹刿回答说：“一点诚心也不能代表一切，神明不会降福的。
”庄公说：“大大小小的案件，虽然不能完全探明底细，但必定合情合理去办。
”曹刿回答说：“这是为百姓尽力的一种表现，凭这个可以打一下。
打起来，请让我跟着去。
” 庄公和曹刿同乘一辆兵车，与齐军在长勺展开战斗，庄公准备击鼓。
曹刿说：“还不行。
”齐国人打了三通鼓。
曹刿说：“可以了。
”齐军大败，庄公准备追上去。
曹刿说：“还不行。
”下车，细看齐军的车辙，然后登上车前横木远望，说：“行了。
”就追击齐军。
战胜以后，庄公问曹刿取胜的缘故。
曹刿回答说：“作战全凭勇气。
第一通鼓振奋勇气，第二通鼓勇气就少了一些，第三通鼓勇气就没有了。
他们的勇气没有了，而我们的勇气刚刚振奋，所以战胜了他们。
大国的情况难于捉摸，还恐怕有埋伏。
我细看他们的车辙已经乱了，远望他们的旗子已经倒下，所以才追逐他们。
” 谏阻庄公 鲁庄公二十三年(前671年)夏季，庄公到齐国去观看祭祀社神，这是不合于礼的。
曹刿劝谏说：“不行。
礼，是用来整饬百姓的。
所以会见是用以训示上下之间的法则，制订节用财赋的标准;朝觐是用以排列爵位的仪式，遵循老少的次序;征伐是用以攻打对上的不尊敬。
诸侯朝聘天子，天子视察四方，以熟悉会见和朝觐的制度。
如果不是这样，国君是不会有举动的。
国君的举动史官一定要加以记载。
记载而不合于法度，后代子孙看到的是什么?”但庄公不听从。
相关争议 《史记·刺客列传》载：“曹沬者，鲁人也，以勇力事鲁庄公。
庄公好力。
曹沬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
鲁庄公惧，乃献遂邑之地以和，犹复以为将。
齐桓公许与鲁会于柯而盟。
桓公与庄公既盟于坛上，曹沬执匕首劫齐桓公。
桓公左右莫敢动，而问曰：‘子将何欲?’曹沬曰：‘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以甚矣。
今鲁城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
” 曹刿和曹沬是否为同一人?为此，大多史料沿袭旧说，语焉不详。
李零先生的文章——《为什么说曹刿和曹沬是同一人——为读者释疑，兼谈兵法与刺客的关系》(此文曾在《读书》2004年第9期刊载)则认为两者实为同一人。
《左传》中“曹刿”这一人物共出现两次：一是庄公十年春“长勺之战”，一是庄公二十三年“曹刿谏庄公如齐观社”。
《左传》叙长勺之战前原文：“十年春，齐师伐我。
公将战。
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乃入见。
”据此可以断定，此时曹刿的身份不是“肉食者”。
按《左传·昭公四年》：“食肉之禄”，注：“食肉之禄，谓在朝廷治其职事，就官食者也。
”孔颖达疏：“在官治事，官皆给事，大夫以上，食乃有肉，故鲁人谓曹刿曰，肉食者谋之。
”(关于“肉食者”的问题，具体参见“中国经济史论坛”发布的李根蟠先生的《“肉食者”解》一文)按照春秋时期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奴隶等社会阶层分类，以及曹刿有晋见鲁君的资格并为之出谋划策等情况来看，曹刿当时的身份应该属于“士”阶层。
在“长勺之战”后，曹刿取得鲁庄公信任，可能被任以大夫以上官位，之后才可能有庄公二十三年谏庄公“如齐观社”事。
《史记·刺客列传》载：“曹沬者，鲁人也，以勇力事鲁庄公。
庄公好力。
曹沬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
鲁庄公惧，乃献遂邑之地以和。
犹复以为将。
”之后，叙曹刿在“柯地之盟”劫持齐桓公。
《左传庄公十三年》【经】十有三年春，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会于北杏。
夏六月，齐人灭遂。
秋七月。
冬，公会齐侯盟于柯。
【传】十三年春，会于北杏，以平宋乱。
遂人不至。
夏，齐人灭遂而戍之。
冬，盟于柯，始及齐平也。
根据行文逻辑，“三败北”当在“柯地之盟”(庄公十三年)前。
“春秋三传”中所有鲁隐公元年至庄公十三年齐鲁两国的战事资料，共有五次，分别发生在鲁桓公十年冬、桓公十三年春、桓公十七年夏、庄公九年秋、庄公十年春;又通过《史记》发现庄公十三年还有一次(“柯地之盟”前发生)。
其中鲁国战败的有四次：鲁桓公十年、桓公十七年、庄公九年、庄公十三年。
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在庄公十年“长勺之战”前鲁国至少两次“败北”(并割地与齐)，也就是说，假如曹刿即曹沬是同一人，那么，在“长勺之战”前，曹沬就已经是“将”(此推断逻辑不妥，“三败北”未必是指三次重大失败的战役，也可以指庄公十三年夏秋一次战役中三次小的败北 ，庄公十年“长勺之战”时，齐国还没经历管仲的强军改革，庄公十三年夏秋，鲁国已经被迫允许齐国灭遂邑而戍之。
则依然没有证据证明在“长勺之战”前，曹沬就已经是“将”。
庄公十三年秋七月，在《春秋》中只记录了月份而不记录任何内容，按《春秋》的惯例，这就是鲁国战败的部分，夏六月齐国灭遂，秋七月鲁国救遂攻遂而三败于齐国，不得不《史记》乃献遂邑之地以和)由于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并无专门之“将”，而是由各诸侯国的“卿”在战时临时“将”兵，而“卿”为“肉食者”。
这显然与曹刿所言“肉食者鄙”的事实抵牾。
《匡君大匡》 [10] (齐桓公)四年，修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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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管仲曰：“吾士既练，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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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不听，果伐鲁，鲁不敢战，去国五十里而为之关。
鲁请比于关内，以从于齐，齐亦毋复侵鲁，桓公许诺。
鲁人请盟曰：“鲁，小国也，固不带剑，今而带剑，是交兵闻于诸侯，君不如已，请去兵。
”桓公曰：“诺。
”乃令从者毋以兵。
管仲曰：“不可，诸侯加忌于君，君如是以退可，君果弱鲁君，诸侯又加贪于君，后有事，小国弥坚，大国设备，非齐国之利也。
”桓公不听，管仲又谏曰：“君必不去鲁，胡不用兵，曹刿之为人也，坚强以忌，不可以约取也。
”桓公不听，果与之遇，(柯地之盟)庄公自怀剑，曹刿亦怀剑践坛，庄公抽剑其怀曰：“鲁之境去国五十里，亦无不死而已。
”左揕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于君前。
”管仲走君，曹刿抽剑当两阶之间曰：“二君将改图，无有进者。
”管仲曰：“君与地，以汶为竟。
”桓公许诺，以汶为竟而归。
虽然是战国才完稿，但是却是齐国稷下学宫之书，不可能搞错，既然也把曹沫事迹记录为曹刿，则曹刿曹沬应为同一人，当无异议。
再者，两人的性格反差太大，一为足智多谋、沉稳持重、重礼知义的政治家、军事家(“曹刿论战”、“谏庄公如齐观社”)，一为好勇尚力、大胆莽撞的猛将、刺客，性格上的巨大反差很难让人接受二人合而为一的说法。
根据《左传》对曹刿在军事“论战”和政治上劝谏庄公“如齐观社”这两件事情上看，曹刿显然不是靠《史记》中说的“以勇力”取信于鲁庄公，他靠的是政治远见和军事韬略。
《左传》叙事中，一人异名而称的情况并不避讳，而曹刿在《左传》中两次出现，也并无“曹沬”之异名，更没有提到曹刿劫持齐桓公这一轰轰烈烈的壮举;《史记》只载曹沬劫持齐桓公一事，却不记载“长勺之战”这个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
这恐怕不是以两书分别突出了同一人的不同性格特点来解释得通的。
由此，我们只能认为，《左传》作者与并不认为曹刿、曹沬为一人。
李零认为曹刿和曹沬为同一人，主要依据是：1、训诂学中“刿”、“沬”、“翱”等字发音相近(或“同音通假”)，可以通假;2、前人著述中记“劫持齐桓公”一事，有分别记作“曹刿”、“曹沬”、“曹翱”者;3、如今出土的上博楚简(李零所说的《曹沬之阵》)中有庄公谋臣“散蔑”者，劝谏庄公勤俭，又与鲁庄公谈论军事，并且“沬”、“蔑”、“刿”字音近通假。
秦汉以前，由于文字不能规范统一，致使各诸侯国在文献记载上存在文字书写上的差异;更由于书写材料的昂贵(绢帛)不便(竹木简)，知识的传播在很多情况下是靠口授来完成的，当这些知识(尤其是一些文字知识)经过众口因传后再形成文本流传时，文字的读音、写法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差异甚至是错讹，同音异字有之，音近而误为同字亦当有之，因此，同一人被误解为两人或两人误为一人也就不稀奇了。
所以考证历史人物、事件等单单依据训诂学是远远不够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清梁玉绳《人表考》，今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陈奇猷《春秋校释》等依据同一事件的异名记述，单从训诂学上(或沿袭前人、他人之说)就得出最后的结论，是失于对史实的细致考究和人物性格的深入分析，至少是不全面的。
从网上看到李零先生提供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告攵蔑之陈》释文：“鲁庄公将为大钟，型既成矣。
曹沬入见……”李先生解释说：“释文是在整理者释读的基础上作的，凡从其说的文字除个别确有必要者外不再严格隶定，直接以通行字写出。
我们有不同意见之处则以注释的方式简单交待。
”李零又解释说，“上博楚简《曹沬之陈》中的‘曹沬’，他的名字，写法和传世文献又不一样，是作‘散蔑’”。
也就是说，原文中的“散蔑”被整理者“无可怀疑”地训成了“曹沬”，然后又通过训诂学上“刿”、“沬”的音近而得出同一人的结论。
然后倒果为因，再以此作为曹刿、曹沬为一人的论据。
在这里，我们不禁要产生一个疑问：这样的“无可怀疑”是学术界的共识还是个人的主观臆断呢? 部分人在谈这些问题的时候，多用“相当于”、“可以”、“也可以”、“应该是”、“从道理上讲”推断，而最后推出“一定是”、“肯定是”…… 综上所述，曹刿和曹沬可能是两个人物形象，在学术上还应该继续深入研究和讨论，在没有更确凿、更有说服力的学术定论之前，专家学者们不要把“后路”堵死，存疑探究、阙疑备考是最实际、最科学也最受人尊敬的学术态度。
另外，人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写“乾时之战”、“长勺之战”、“柯地之盟”等故事章节时，均把“曹刿”、“曹沬”作为两个人物形象来描写，至少说明在明代以前曾流传着这“二曹”不同的演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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