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秦国最终能够统一天下的功劳之巨大家都很清楚，无需多说——如果还有不了解的同学，可以出门左拐，翻看我们之前聊过的话题。秦国之所以能够最终统一天下，那是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和贡献，只是相比较而言，商鞅的贡献比较突出罢了。实际上，在秦国统一历程中，还有一个人，其功劳、贡献堪比商鞅。 他就是。在史书中，连司马错的生卒年份都没有明确记载(可见其被忽略程度)，其人事迹在史书中也极少被提及，《》仅有两次，《》也仅有五次。司马错就是这样一位几乎被史家忽略的人物，却对秦国最终统一天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网络配图 据《资治通鉴·第三卷》记载：公元前316年，巴国和蜀国互相攻打，都来向秦国告急求救。想出兵攻打蜀国，但攻打蜀国道路险峻难行，又顾虑韩国可能会趁机前来侵犯，所以犹豫不决，便把此事交由群臣讨论。于是，司马错与因为此事发生了争论：司马错建议出兵伐蜀，张仪主张去征讨韩国。 张仪认为，秦国应该与魏国、楚国亲善友好，然后出兵黄河、伊水、洛水一带，攻取新城、宜阳，兵临东西周王都，控制象征王权的九鼎和天下版图，挟持天子以号令天下，各国就不敢不从，这是称王的大业。 他说：“我听人说，要博取名声应该去朝廷，要赚取金钱应该去集市(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现在的黄河、伊洛一带和王室，正好比天下的朝廷和集市，而大王您不去那里争雄，反倒纠缠于远方的戎狄小族争斗，这可不是帝王的大业啊!” 司马错反驳说：“不对。我也听说有这样的话：想要使国家富强必须先开拓疆土，想要使军队强大必须先让老百庶，想要成就帝王大业必须先树立德望(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这三个条件具备，帝王大业也就水到渠成。” 司马错认为：现在秦国还是一个地小民贫的国家，所以应该先从容易的事做起。蜀国，是西南偏僻之国，又是戎狄之族的首领，政治昏乱，如同夏、商纣;以秦国大兵攻蜀，就像狼入羊群一样。攻占它的土地可以扩大秦国疆域，夺取它的财富可以赡养百姓，而军队不须有大的伤亡就可以使蜀国屈服。网络配图 这样，吞并一个国家而天下并不认为秦国强暴，获取广泛的利益天下也不认为秦国贪婪，秦国可以一举两得、名利双收，更享有除暴安良的美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四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秦国若是攻打韩国、劫持周天子，就会臭名远扬，也不见得有什么实际利益。 司马错接着说：“蒙受不义之名，攻打天下人所不愿攻占的地方，那可是很危险的!请让我细说其中的原因：周朝，是天下尊崇的王室;齐国，是韩国的亲睦友邦。周朝自知要失去九鼎，韩国自知要失去伊洛一带领土，两国将会，共同谋划，求得齐国、赵国的援助，并与有旧怨的楚国、魏国和解，甚至不惜把鼎送给楚国，把土地割让给魏国，对此，大王您只能束手无策。这就是我所说的危险所在。所以，攻打蜀国才是的上策。” 以上内容就是张仪与司马错的争议。表面上看，张仪与司马错的争议好像只是关于攻打哪里的问题，但实际上，张仪与司马错的这次争议，对秦国后来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从后世的角度看，司马错是一个、极富远见的将帅之才，他在这件事上的见识明显要高张仪一筹。张仪的建议更注重名和势(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不是从张仪这里偷的啊?)，而司马错的建议更注重实和利(富国、广地)。无论是名还是势，归根到底还要靠实力，所以，增强实力才是王道。 历史的发展则表明，司马错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平定巴蜀是实实在在增强秦国实力的策略。秦国后来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攻打中原，能够有充足的人力物力支撑其统一天下的战争，很大程度上靠得就是司马错的这次关键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错的这次决策对秦国的影响之深远，几乎可以和相提并论。网络配图 故而，林云铭在《古文析义》卷五中评价此事时说: 划韩伐蜀二说，俱以‘名’、‘利’二字做骨，张仪谓王业起见，语虽大而实疏。司马错只拿定富强二字做去，而王业不争自成。何等万全。切实优劣，判如指掌矣。……战国中求实落经济，无出司马错之右者。” 另外，司马错在与张仪争论中所提到的“ 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的说法很有见地，后世如“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等战略思想恐怕也是脱胎于此。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经过理学对于儒家经典教义的全新诠释和整合，功名也从一个新的时间角度和思维角度赋予自己新的历史外衣。 读书是为了入仕，入仕是为了治国安邦。但这过独木桥的科举大军中能最后抵达金字塔顶端的学生寥寥无几，如果幸运的话，能在省城的乡试里的角逐中拔得解元的头筹，故里归乡之时也会有的热闹欢呼了。 但即使是走到这一步的人，人生也往往不免会对不能再上一层楼而抱折戟沉沙之憾。 许振祎就是这茫茫大军的人物之一，只不过他能够像的父亲苏老泉一样，一不中二不中但势必不罢休，最终能够超越前人更进一步，发奋读书最后在紫禁城被一点通，进士出身，官至广东巡抚。 而且，许振祎是在这场战争中，边打仗边学习考的名次，这种，之才应该是内心非常坚定之人吧。但遗憾的是，不知是因为五千年中国没有之大变局还是中国两千年封建专治官场的影响，许书生的书生气反而茫然而愈加浓烈，但也正是因为在乱向面前残留的浓浓的书生气，反而救了自己。 人在束手无策的时候会做什么呢——哭，因为哭有时会救命。 就像陈琳因为一纸讨曹檄文的文笔而名传天下，最后不计前嫌还求知若渴一样。许振祎虽然学涯初始不顺，但文笔的名声却声名在外，在太平天国举事的那几年里被召入幕府，全权负责书信秉笔之务。 武杆子如果说是建立军功巩固政治地位的工具，那笔杆子对同样是文笔飞扬的同道中人来说那也许就是志同道合的伙伴了。 这样的人才曹操爱，曾国藩也爱。 九年许振祎中了举人想在读书入仕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便出了曾国藩的幕府。这个时候的曾国藩从和道光皇帝的斗气中刚刚想明白，重回湘淮官场与当初把自己撵走的同僚重新共事。文字方面的得力助手只有一人，急需帮手的他于是亲自写信给许振祎邀其前来，又托李鸿章帮忙从中催促，可见许振祎的才能一斑。 从无到有，从曾国藩兵败自杀未遂到的先锋部队攻克南京，大营里的许振祎是第一现场见证人。加上在官场上曾国藩的特殊关爱和提携，于官制而言，许就是曾的门生了。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耳濡目染，许振祎不仅仅与老师曾国藩，还和在前线作战的司令官，曾国藩最疼爱的弟弟曾国荃也结下了深厚的亲情情节。论辈分，他得称年纪差不多的曾国荃为叔父。 十二年，许振祎从河南按察使升任江宁布政使，顶头上司正是叔父两江总督曾国荃。也许是说文解字的细致习惯，许振祎不但对叔父的秘书工作业精于勤，自己的本职岗位也干的是头头是道，赢得南京官场“一片喝彩”。 就像阴阳平衡，这边的业绩突出必然会招致那边的妒忌眼红。官场自然有人会在叔侄这上下级之间寻找一些可利用的文章空间。但许振祎也的确有可供人口实之柄:工作上主观能动性太强，委任处分，先斩后奏。 对于政治而言毕竟半路出家，钻营文字之书生难免会有一套自己的处事方法，但读书入仕的初衷不忘，本是好意，却被规矩乱了规矩，谁又不是慢慢成熟起来的呢? 曾国荃作为一个带兵打仗的粗人其实也不是很在乎这些，而且有这么一个得力的属下大包大揽生活上竟然过得惬意了起来。但官场规则岂能有人而使鸡群，于是谗言漫布南京上空。 学者毕竟是学者，许振祎一方面忙于自己的工作，一方面深信自己与曾家半进门的关系，自信也不屑于向自己的领导述职解释，而曾国荃毕竟身为行伍，在一定的政治面目之下的辨别能力不像文官一样机警敏锐。一方面为了平息南京官场的众怨，一方面也是听信谣言确保自己的权威，于是在向朝廷的奏折上暗示将许侄调走。 总督这样的超省级官僚有幕府，形形下套许振祎这样的省市级大员同样有自己的幕僚机构。就像自己在曾府之内言语两计，自己的属下在自己身陷囹圄之际也献上了一计——以纪念曾国藩为噱头，在南京建新的以曾命名的文正书院。 由于事出仓促，许振祎也没有专项经费，募捐上时间也来不及，自费则更加坐实了事拙后补的行为。最终一世清明的许振祎挪用了耕牛补贴，给自己的老师贴了金。 书院落成之日举办追思纪念仪式。这样的机会许振祎借机拉开了即将把自己调外的叔父曾国荃。只是在仪式后许振祎面对自己老师曾国藩的画像应声倒地痛哭不起。 在最后的年终干部报告中，叔父曾国荃向大大表扬了一番，随即被提为河东河道总督，一个既有实权又有经费油水的肥差。 可能曾国荃被自己的侄子打动了吧，可能也是在那一刻曾国荃想起了当年三人一起在太平军面前共事的情景。也可能是许振祎真的成长了。 国破山河在，城春早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曾经进士出身的哭的是后山河的美好不在，许振祎哭的是对自己恩爱有加的老师，只是时机不称，轻重不同，最后导致了一个贫寒交迫，一个日蒸上流吧。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