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万达，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出生，字仁夫，广东潮州府揭阳县(今属汕头)人，中期名将、诗人。翁万达生于寒门，勤奋好学，，28岁时，考中进士，从此踏入官场。 中进士后，翁万达即授户部广西司主事，此后历任广西司员外郎、山东司郎中。为官之初，他查勘悬案，监督税收，赈畿辅饥民，敢言政策利弊。他秉公执法，严惩当地豪强，因此 以廉法著称 。 嘉靖十三年(1533年)，翁万达升任梧州知府。梧州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边防要地，民风凶悍，难以治理。翁万达上任之后，以治学为根本，兴办学校，招人讲学，在当地掀起一股学习风潮，致使民风好转。期间，镇守两广的咸阳宁侯，纵容悍卒横行，翁万达不惮权贵，将十余个悍卒逮捕入狱。在治理梧州的4年，翁万达功绩卓著，声名远播，被誉为“治行第一”。 嘉靖十七年(1538年)，安南国(今越南)莫登庸父子称制，勾结广西土匪反叛朝廷。命两广总兵仇鸾、兵部尚书毛伯温率部征安南。在征南一战中，翁万达展现出他非凡的军事才能。征南号令传出，兵部、礼部意见不一时，他提出以 重兵威慑，抚剿兼施，迫其乞降 的策略，得到兵部、礼部的认同，并成为朝廷国策。他也因此被推荐为征南副使，成为征南大本营决策层中的智囊团成员以及广西一路的前线指挥官。征讨安南，翁万达先平定与莫登庸勾结的少数民族叛乱，并实行策反，最后兵不刃血迫使莫登庸乞降。两广总督张经大说他: 翁君神算也。 叛乱平定之后，翁万达功居第一，受到嘉靖皇帝的赏识，官职连跳三级，嘉靖二十年(1541年)擢升其任四川按察使，次年，先后转任陕西左、右布政使。 嘉靖二十三年，翁万达被提拔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使，三边总督。此时明朝已经，北有俺答侵扰，南有倭寇进犯。嘉靖二十四年，俺答来犯，翁万达率众迎战，严守铁裹门、鹁鸽峪两关。在铁裹门这边，将士们英勇无比，杀敌无数，俺答军损失惨重，只得仓皇逃离。鹁鸽峪易攻难守，在失守的情况下，翁万达亲自领兵，与将士们拼死力战，双方僵持不下，最后俺答军听说明军援兵将至，担心寡不敌众，，最终遁逃而去。铁裹门、鹁鸽峪血战，被誉为“奋勇中坚，威震北虏”，翁万达声名大振。 嘉靖二十九年，俺答进犯宣府。翁万达率领明军与俺答军在曹家庄交战，但敌多我少，翁万达深知强攻无胜算，只能智取。他令将士乘车拖着树枝，顺丰鼓噪，使得沙尘四起，黄沙蔽日，好比来临，吓得俺答军仓皇而逃，明军取得曹家庄大捷，自此俺答军不敢再大举进犯，边关地区一度和平生息。凭着卓越功勋，翁万达赢得嘉靖中叶第一边臣的美誉。 曹家庄大捷后，因戍边有功，翁万达升任兵部尚书。不久，父亲去世，他南归奔丧，按照明制，大臣遇丧事，可守丧三年。不料俺答得知翁万达离开边关，立即兴兵犯境，大同失守。形势危急，嘉靖皇帝下诏命翁万达立刻返回边关，起兵抗敌。然而翁万达背疽发作，动弹不得，只能修书一封《乞恩陈情终制疏》让儿子转交圣上。只是没想到儿子路上遇盗贼，弄丢了。而此时，俺答军已经 溃墙南下，直薄都城 ，嘉靖皇帝急得再下两道金牌，催促翁万达起程。翁万达只得重写修书一封《题知起程疏》让侄子送进京，奈何路途遥远，修书送到北京已是一个月之后。俺答来犯，边关失守，嘉靖皇帝对翁万达很不满，再加上奸臣离间，嘉靖遂降翁万达为经略。 嘉靖三十一年，翁万达因背疽益发严重，请求辞官，嘉靖皇帝恼火将他免职，后又以他的《谢疏》有讹字为由，将他 削籍为民 。戎马多年的翁万达便衣简车回乡。在回乡途中，翁万达背疽疾发，卒于舟中。而就在他去世前的一个月，嘉靖皇帝颁诏起复他为兵部尚书，但为时已晚，诏书到时，已经是翁万达死后第六天了。 翁万达一生从军从政，宦海沉浮数度。改革家说他“(世宗朝边臣)仅仅推公屈一指焉”，后世称他为“岭南第一名臣”。随着潮汕人遍布海外，翁万达威望远播异邦，在泰国，他被誉为 英勇大帝 ，立庙祭祀多达100余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作为、朝的重臣，给人一直都是刚正不阿、清正廉明的正面形象，特别是和联手智斗、诙谐“调戏”乾隆帝，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历史上的刘墉果真如此吗? 中国读书人自古以来便从儒家经典中吸吮着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营养，这些被称为“士”的读书人又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官僚队伍中去，因此，这些人的气节如何，直接关系到封建统治集团的整体素质，从而影响到国家的治乱兴衰。网络配图 在现实社会中，真正能做到为民请命的封建官吏，实在是少之又少。刘墉早年以清官的形象，一直声闻天下，《刘文清轶事》中记载：“刘文清任外吏时，清勤刚正，一时有阎罗包老之称”，而自从进入中央机构后，却来了个一般八十度的大转弯，变得圆滑世故。 实际上，当时的许多大臣也大多和刘墉一样无所作为。如刘墉的好友、协办大学士朱珪也采取的是滑稽自容，朱珪晚年喜欢经常闭目养神。门生故吏来看他，他总是倚靠着桌子坐着，用拐杖支撑着脑袋，他与人谈话也不睁眼睛，说话喜欢诙谐。 像刘墉、朱珪这种处事方式在当时不是个别现象，其出现自然有一定的社会背景。 由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乾隆年间极端强化，臣下追求令名的思想也大受打击。雍正帝就担心官僚沽名钓誉，不能为自己效力，所以公开反对官僚好名。他曾经训诫臣下说：“为臣不惟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与利，虽清浊不同，总是私心。”网络配图 这种现象到了乾隆朝更是进一步深化，乾隆帝对臣僚的好名习气防范超过雍正帝。在他看来，臣僚好名即有碍与朝廷吏治，也不利于维护专制权威，所以他对习染者每每严辞训诫，甚至不惜大开杀戒， 乾隆十九年(1754年)，乾隆帝警告陕西巡抚陈宏谋说：“嗣后倘不思痛改前非，遇事苟且掩饰，仍沽名邀誉之恶习，必不能逃朕洞鉴，思再邀宽典也。” 然而，好名作为士大夫的一种历史传统，，很难在短时间内整饬见效，乾隆帝因此阐发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即本朝无名臣。他说：朕以为本朝纲纪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为什么?因为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这也是国家的社稷之福。网络配图 乾隆帝“本朝无名臣”之说，从理论上断绝了士大夫“名垂青史”的人生理想，暴露出其十足的垄断荣誉，独裁天下的专制心态。 出身清官、之后的刘墉，对名的追求本应该比别人更强烈，但在乾隆极端专制君主意志支配下，也不得不收起自己的名心。这就是刘墉个性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他长期受乾隆帝宠爱的原因。 “伴君如伴虎”，君臣间的相处需要一点艺术，刘墉可谓深得此道之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