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是东晋时代杰出的学者，生于东永嘉六年(312)，卒于孝武太元十年(385)，年七十四(一说年七十二)，出生于常山扶柳县(今河北省冀州境)的一个读书人家里。由于世乱，早丧父母，从小就受外兄的抚养，七岁开始读书，到十五岁的时候，对于五经文义已经相当通达，就转而学习佛法。十八岁出家(此据《名僧传抄》之说，《高僧传》等作"年十二出家")。 制定规范 在当时见到很好的效果，如习凿齿致书中有云: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高僧传》卷五)。 这是习凿齿亲自所见的事实。道安的风范对当时佛教界的影响很大，所以"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东晋的封疆大吏如桓朗子、朱序、杨弘忠、郄超等都非常敬重他，有的请他去开示，有的供养食米千斛，有的送铜万斤。他创立檀溪寺，"建塔五层，起房四百"，可见工程之大。的是东晋的敌人，也遣使送来外国的金箔倚像、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箔绣像、织成像各一尊，可能也是为了庄严檀溪寺。东晋孝武帝曾经下诏书表扬道安，并且要当地政府给他像王公一样的俸禄。这都说明道安在襄阳十五年，各方面都很成功。 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苻坚遣攻占襄阳，道安和习凿齿皆被延致。苻坚并认为襄阳之役只得到一个半人，一人指道安，半人为习凿齿。苻坚既得道安，就请他住在长安五重寺，时年六十七。 翻译事业 道安在长安的七、八年当中，除了领导几千人的大道场，经常讲说之外，最主要的是组织翻译事业。如昙摩难提翻译《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三法度论》，僧伽提婆翻译《阿毗昙八犍度论》，鸠摩罗跋提翻译《毗昙心论》、《四阿鋡暮抄》，昙摩鞞翻译《摩诃钵罗蜜经抄》，耶舍翻译《鼻奈耶》，他都亲自和竺佛念、道整、法和等参加了翻译工作，有时对于不正确的译文还加以考正或劝令重译。他在《摩诃钵罗蜜经抄序》上所说的翻译有五失本、三不易，都是他的经验之谈，为后来的译经工作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据《高僧传》卷五说，魏晋沙门依师为姓，姓各不同;道安认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才改姓释氏。又他广博的学问和文学的素养，成为长安一般衣冠子弟请教的目标，当时有"学不师安，义不中难"的谚语，可以想见他为社会所推重的情形。因此当苻坚要想进攻东晋，朝臣劝谏无效的时候，大家又请安乘机"为苍生致一言"。道安在一次和苻坚同车的机会中进言规劝，而苻坚不听，终至败亡。 苻坚建元二十一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二月，道安圆寂于长安五重寺。 代表著作 现存的除了收于各大藏内的《人本欲生经注》一卷外，有《出三藏记集》所收录的经论序十四篇，又同《集》标名未详作者而可肯定为道安所作的经论序七篇，和同《集》的《综理众经目录》原文两段;此外还有《鼻那耶经》卷首的《序》一篇。佚失的著作还很多。 道安的著作现存的不多，对他的治学方法和学说只能知其梗概。例如:上面所引的"起尽之义"，其实就是现在所说的科判。吉藏《法华义疏》讲到注疏的体例时，有"预科起尽"的说法;良贲《仁王经疏》说:"昔有道安法师，科判诸经以为三分:序分、正宗、流通分。"道安法师用科判的方法把佛经的内容分章分节标列清楚，研究起来就容易抓住它的中心环节;同时再用"析疑"、"甄解"的方法，对于每一个名词或每一种句义加以分析推详，自然就"文理会通，经义克明"了。此外道安在搜求经本，考校异同方面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如《渐备经十住胡名并书叙》说:……《渐备经》恨不得上一卷，冀因缘冥中之助，忽复得之。……《大品》上两卷，若有可寻之阶，亦勤以为意。……《首楞严》、《须赖》，并皆与《渐备》俱至。凉州道人释慧常，岁在壬申，于内苑寺中写此经，以酉年因寄，至子年四月二十三日达襄阳。《首楞严经》事事多于先者，非第一第二第九，此章最多，近三四百言许，于文句极有所益。《须赖经》亦复小多，能有佳处，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常以为深恨，若有缘便尽访求之。 从这一段文字上，可以知道道安在收集和运用资料方面是非常热心和认真的。他就以这样的治学方法进行研究和撰写著作，养成佛教界朴实谨严的学风，开创了纯正的佛学研究。因此道安的学说在当时砥柱中流的作用。元康《肇论疏》说:"安法师立义以性空为宗，作性空论;什法师立义以实相为宗，作实相论。是谓命宗也。"又僧睿《毗摩罗诘提经义疏序》说:"自慧风东扇法言流咏以来，虽日讲肄，格义迂而乖本，六家便而不即。性空之宗，以今验之，最得其实。"对于道安法师的学说都备加颂扬，也的确是函盖相称的。 创立学说 道安关于定学或禅学，道安的前期思想主要重禅学，受佛图澄影响较深，后期则转向般若学。道安讲，定有三义，即禅义、等义、空义，以此对治贪嗔痴三毒。禅定的目的在于进一步认识本无，"执寂以御有，崇本以动末"(《安般注序》)。可以看出其禅学也是和本无论相联系的。 大约可以从戒定慧三个方面来谈。在戒律方面，当时虽然戒本未备，广律也只有竺佛念所译的十卷《鼻奈耶》，他认为戒是断三恶道的利剑，无论在家出家都应以戒为基础。他又以为持戒而只重形式也是片面的;也就是说，为了众生的利益，戒律是可以有"开缘"的。这与后来所传菩萨戒的精神相符，也与《般若经》的义理一致。由此可见，道安在戒律方面虽然很严正，而并不是胶柱鼓瑟、偏执不通。 道安的亲教师佛图澄以神变见称，而神变出于禅修;道安自始就注重禅定止观，不能不说是受了佛图澄的影响。他认为禅修达到高深的境界时，"雷霆不能骇其念，火燋不能伤其虑"(《人本欲生经注》),同时还能够发生种种神变(《安般注序》)，但它并不是禅修的真正目的。禅修的真正目的在于契入"无本"(即本无)、"无为"而"开物成务"。开物是使天下兼忘我，成务是无事而不适(《道地经序》及《安般注序》)。也就是要从禅修所得到的境界中，使大家忘我、尽性而造成世界的安乐，不仅仅是追求个人精神上的享受或所谓超自然力。《大十二门经序》说:"明乎匪禅无以统乎无方而不留，匪定无以周乎万形而不碍，禅定不愆，于神变乎何有也。"这就说得非常明白。习凿齿致谢安书，称赞道安法师"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如果从这里去理解，就更觉意味深长了。 又佛图澄的教理以般若为宗，道安自始就重视《般若经》的研究。他认为研究般若经典不能单用"考文"、"察句"的方法，而要披开繁复的文句体会它的精神实质(《道行经序》)。有了这样的体会，才不至于把虚豁的真如或本无当作能生万有的第一因(《名僧传抄·昙济传》)，也才能把第一义谛与世俗谛不一不异、不即不离的义理表现在行动上。《合放光光赞略解序》(译意)说:没有智慧则无往而不生窒碍，终日所言都不合理，所以成为尘劳门。有了智慧则无往而不发生良好的作用，终日所言无不合理，故为八万四千波罗蜜。所谓执大净而万行正，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平常所说的"举足下足皆道场"，或者"头头是道"，也不外乎这个道理。那么，道安虽然处在般若弘传的初期，而对于般若性空的义理的确是已经有了相当正确的了解了。戒定慧三学是成佛的梯航，而道安都有卓越的见解;因此他在中国佛教史上，不但是杰出的学者，而且也是"完人"之一。他的一言一行在当时起过典范的作用，也为后来佛法的弘传建立了良好的基础，中国佛教信徒永远纪念着他。道安对中华佛教还有一项突出贡献，那就是道先开始制定"僧尼轨范"。当时各地的教团纷纷遵从。道安所制定的僧尼轨范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方面为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第二方面为常日六时饮食之法。第三方面为布萨悔过之法。 随机文章请问宋朝是中国所有朝代法律最完善的吗？清朝最初国号是金 为何后来竟改成了清？真相令人跌破眼镜乾隆的一些生平事迹领导风格?满清令妃「遗体放百年不会烂」专家：看乾隆喂他吃啥盘点美国NASA近年重大发现，另一个地球/外星人/UFO粉墨登场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从一开始，远嫁突厥的公主们就以一人抵万千铁骑的角色登场。的一句许婚承诺，公主们即成为政治离间的棋子。开皇十九年(599年)嫁给突利可汗的义成公主，本是隋朝宗室杨谐的女儿，后被封为公主，远嫁突厥。 未嫁之前的义成对隋朝与突厥联姻的重要性早已了然于心。突厥是中原王朝北面最大的邻国和威胁，隋朝建立前后，其内部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面对邻居兼劲敌的突厥，采用“、离强合弱”的计策来分化削弱，令其俯首称臣。开皇十七年，杨坚把宗室女安义公主嫁于小可汗突利，拒绝了大可汗都兰的求亲，以此来离间这两位堂兄弟。从此，都兰可汗时常骚扰隋朝边境，掳掠人口财物，而突利可汗感激隋朝许嫁公主以及“种种无少短”的赏赐与恩惠，联合隋军，与兄弟。 一个和亲公主能引起突厥民族的内讧和战乱，是因为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美丽的公主，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王朝力量。在北方少数民族眼中，能得到中原王朝的公主，也就得到了中原在政治、军事和外交上的支持。 杨坚封女婿突利可汗为“意利珍豆民可汗(简称启民可汗)”，经过一系列的内讧争斗之后，启民可汗幸运地成为控制北边的东突厥大可汗。在分化突厥的形势大好之际，安义公主早逝，于是义成公主肩负着安义公主未完成的使命嫁给了启民可汗。再次与隋朝联姻的启民可汗，还得到了其他部落的纷纷归附。 胸怀大志的义成公主，为隋朝北疆的安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隋王朝的兴盛稳定，是植于她心的第一个执著信仰。 以后的年月里，启民可汗和隋朝里应外合，互相帮扶，战胜了都兰可汗，成为整个突厥的国主。在北巡到榆林时，启民可汗曾和义成公主上表隋朝，自称臣民，请求改用华夏服饰礼法。考虑到当时的边境情况，以一句“好心孝顺，何必改变衣服”婉拒了启民可汗。突厥可汗对隋朝的恭敬和对中原文化的仰慕，与义成公主的影响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只是，背后的这座大山，带给义成公主的并不全是依靠，时，她也得用生命去守护。隋炀帝杨广北巡遭到始毕可汗(义成公主的第二任丈夫)截击时，得知消息的义成公主及时派人报信，可迅速南归到雁门的杨广还是被突厥骑兵重重围困。杨广命悬一线之际，义成公主以“北边有急”传信始毕可汗，这才将杨广从围困中救了出来。 身为突厥王妃，她明知谎报军情去惹怒拜狼图腾的可汗，后果会很严重，但在那紧要时刻，她已然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在她眼里，杨广就是大隋，是她必须相救的家国亲人。 可悲的是，她不顾自己性命之忧去维护的杨广，是个醉生梦死之人，甚至连自己项上人头都不在乎，每每引镜自照，他就对皇后说：“好头颈，谁当斫之!”得过且过的日子总有玩完的一天，他最终被缢死。 皇帝死了，一个王朝的气息也没了。义成公主的所有努力，成了她孤单的独舞。 感激、使命、大义在她的脑海里日积月累，，已在心底生了根，凝固成了不可改变的信仰，用以克服远嫁在外的种种不适和遵从胡俗的辛酸。若要将心底最后的支撑连根拔起，她将彻底枯萎。然而，她不能枯萎，她要舞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那时，她心里念的中原已成为李唐的天下。复国报仇成了她赖以生存的第二个信仰，她想以自己瘦弱的肩膀挑起坠落的隋王朝。 杨广死后，皇后萧氏如浮萍般飘零颠沛，义成公主利用突厥的力量，从农民起义军处接回柔美的和原隋朝齐王的遗腹子道，并与她的第三任丈夫处罗可汗一起将立为隋王，建隋制，设百官，将生活在突厥的万余中原人送给杨政道，在突厥的汉人“悉隶之，行隋正朔，置百官于定襄城”。 支持义成公主的第三任丈夫，是始毕可汗的弟弟，启民可汗的儿子。她的第四任丈夫，也是启民可汗的儿子。 一个中原女子，一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一辈子只陪在一个男人的身边。但她是义成公主，自从挑着和亲的重担来到北边大漠，重如泰山的家国大爱已将她的个人情感生生压碎。 唯一可让她稍感慰藉的是，她嫁的可汗，大都念及隋朝旧日的恩典，加之她相陪左右耳提面命，所以，处罗可汗去世后，继任的颉利可汗也支持她复国报仇。 费心费力的筹谋并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这也是她与权位相联后表现出的之处。义成公主育有一子奥射设，在处罗可汗去世后，本该由时年12岁的奥射设继承汗位，但她考虑到奥射设太过仁弱，难继大业，于是改立处罗可汗之弟，是为颉利可汗。 会为别人着想的人往往不会照顾自己，她出嫁突厥19年后，隋朝即被取代，此后的12年里，复国成了她生命的全部。不管隋唐的更迭是不是历史必然，在她的眼里心里，大隋才是天子王朝，让隋朝的外姓就是她的仇人。 对家国的大爱，早让她没有了小女子情怀。接来杨广的萧皇后与自己共侍一夫，共同为复国大业筹谋划策，只是萧氏没有她那般激烈的感情和信仰，在乱世中被几易其主的萧皇后，更愿随遇而安顺其自然。 而义成公主却不愿放弃。个人的情感可以用眼泪来割舍，可对家国的大爱得以强势的姿态来支撑。于是，她坚决扶持杨政道为隋帝，并与自己的堂弟说服颉利可汗屡次攻唐。在此期间，唐朝与突厥的关系几度分分合合，结盟又背信，化敌为友后又反目成仇，除了双方切肤的利益关系，就是义成公主执著的力量。 唐朝建立之初，面对再次强盛的突厥，唐高祖不惜纡尊降贵与突厥交好，谋求边境的和平。然而，以钱帛换来的安宁一度被想要复兴隋朝的义成公主打破。 虽经百般努力，终究无力回天，贞观四年(630年)，唐朝出兵突厥，颉利可汗被俘送到长安，东突厥灭亡。萧皇后和杨政道也被送到长安，时年48岁的萧氏被封为昭容。在专门为她举办的欢迎宴会上，唐太宗看着盛大的场面问身旁的萧昭容：“卿以为眼前场面与隋宫相比如何?”其实，眼下看似豪华的场面与隋宫的豪奢相差甚远，但萧氏只是平静地说道：“陛下乃的君王，何必与亡国之君相比!”一席得体的言语使唐太宗对其，也使她在唐宫中度过了18年平静的岁月。 相比洗尽铅华、在淡然随和中得了善终的萧皇后，凛冽的义成公主却死在了唐朝名将的刀下。出兵突厥时，唐太宗曾下令不杀俘虏。可想而知，这个手无的女子，宁死也不愿做俘虏!在大漠生活了近30年的中原公主义成，那一刻也有了突厥人的刚烈和血性。 至于她到底是死于义薄云天还是孤单信仰，是非功过难以评说。自古有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因为权责相联的政治联姻使她远嫁大漠，也使她从一个默默无名的皇家宗室女在史书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