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是明代“四大奇书”之首。也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在中国文学史增加上具有开拓性意义,是我国古典小说的分水岭,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名著。
它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段故事为引子,通过对兼有官僚、恶霸、富商三种身份的市侩势力的代表人物西门庆及其家庭罪恶生活的描述,体现当时民间生活的面貌。
全书描写了西门庆的一生及其家庭从发迹到败落的兴衰史,并以西门庆为中心,一方面辐射市井社会,一方面反映官场社会,展开了一个时代的广阔图景,彻底暴露出人间的肮脏与丑恶。
西门庆一方面凭借经济实力交通权贵,行贿钻营,提高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又依靠政治地位贪赃枉法,为所欲为,扩大非法经营,从而成为集财、权、势于一身的地方一霸。作品还通过西门庆的社会活动,反映了上自朝廷下至市井,官府权贵与豪绅富商狼狈为奸、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的现实,从客观上表明了这个社会的无可救药。
《金瓶梅》以相当多的篇幅描写了西门庆及其妻妾的家庭活动,写出了这个罪恶之家的林林总总,反映了正常人性惨遭扭曲和异化的过程。以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为代表的诸多女性,尽管出身、性格、遭遇不尽相同,但都被超常的情欲、物欲所支配。
她们以扭曲的人性去对抗道德沦丧的夫权社会,又在人性的扭曲中走向堕落和毁灭。作品在原始欲望的文本表象下面,同时具备了对人性本质的拷问,善与恶的分界在这本书中有了另一种解释。
它运用鲜活生动的市民口语,充满着浓郁淋漓的市井气息,尤其擅长用个性化的语言来刻画人物,神情口吻无不毕肖。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它还是第一部细致的描述人物生活、对话及家庭琐事的小说,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堪称研究明代世情的历史教科书。
在中国的历史中,明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朝代。在那个朝代里,有好些本是相对立的东西,却都能平安地裹在一个叫做明朝的大袍子里相安共容。明朝皇帝的龙椅安稳之后,便将宋朝时“格物”出来的新儒学——理学奉为独尊之位。
明永乐年间,饶州儒士朱季友给“周、程、张、朱之学”提了一点不同意见,算是学术上的商榷,明成祖知道后龙颜大怒,下旨“命有司声罪杖遣,悉焚其着书,曰:‘无误后人。
朱棣的这一句话便开了明清两朝以程朱理学禁黜异端的先河,从此理学成了唯一的学问,其他都成为异端邪说而受到查禁(《禁书·文字狱》,王彬著,中国工人出版社)。

而明朝的科举“考试大纲”规定得更是严格,必须从朱熹所编定的“四书”中出题,对其理解和运用也必须遵循程朱的注疏。
“考试大纲”看起来无关紧要,但那可是一根有力的指挥棒,它指挥和规范着儒生们的脑子,进而控制社会思想和观念。
所以,在明朝时,指导人们行动的思想就是以讲述“存天理,灭人欲”为主的理学。现在想来这种想法实在是有点儿荒唐,人欲岂是能灭的?虽然古圣贤说“无欲则刚”,但人要真的没有了欲望,什幺样的想法都没有了,那结果恐怕不是“刚”,相反,则可能是软得不能再软,唾沫吐到脸上,也一定会等它自己干掉的。
当然,倘要深入地想一想,这个“一存、一灭”的理论,倒也充满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人的欲望都灭掉了,只存一个“天理”在心中,那可真是一个大同世界呢!
理学对人心人性之禁锢是可怕的,它要求妇女将贞操,要求百姓树伦理,一边泯灭人性,一边却树立起“孝道”、“仁爱”的旗帜。
也许正因为如此,明朝的理论家们在不断地扩充和挖掘着“存天理、灭人欲”的深刻内涵,社会管理者们,也就是牧民的官员们,则是精心地把理论家们的研究成果转变成社会规则,牧养着万姓子民。
具有中国第一“色情小说”之称的《金瓶梅》,现在已得到了艺术上的肯定,但其色情描写流传之广,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之大,是没有哪一部小说能与之相比的,就连红楼梦的成书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本书的影响。
除了文字上的东西,明朝春宫画的出现和流行,也并不亚于色情文学,据汉学家高罗佩考证,明朝时的春宫画在其鼎盛时。
这些色情文学,在四、五百年之后的今天还能见到,足见当时的印数之多,流行之盛。
色情,自然是宣扬情欲的,而情欲则又实在是人之大欲也。明朝主流文化的台面上高唱着“存天理、灭人欲”的高调,而它的背后流行的却是宣扬欲望的色情文学。
虽然也时有遭受焚书毁版的查禁,可一部又一部的色情小说还是不断出现和流行。
在同一片天空下,有着与理论上如此相悖的事情,岂不是有点儿匪夷所思幺?这大概要从儒士文人的生存状态和环境说起了。
我们知道,明朝是一个严刑酷法的时代,自从朱元璋坐上龙椅的那天起,皇上便将天下的大权紧紧地攥在手里,有着无上的权威。
明朝开国时是设有宰相一职的,但设了几年,朱元璋觉得“一人之下”还有一个“万人之上”的人,心里有些放心不下,于是便设了一个“谋反”的罪名,把宰相一个个都杀掉了,并从此立下规矩。
朱氏天下永不再设宰相一职,后来这话便成为家规国训,永远也没有人敢提议恢复。
万历年间,张居正虽有宰相之实,却无宰相之名。所以,在整个明朝期间,虽不断有“太监弄权”、“阉人擅政”,把整个朝代弄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可无人敢提议复设宰相,帮助皇帝管理一个偌大的帝国。
明朝中叶出了一个过继皇帝,因为他要称自己的生身父母为太上皇和皇太后,廷臣们群起而反对,这位皇帝便一气之下再也不上朝与他的大臣们见面,时间达十二年之久。
用柏杨的话说,大明王朝那时成了一个无头朝代。就是在那样的情形下,帝国的朝臣们也无人敢有非分之想,可见那时儒臣们的中规中矩。
明朝的儒臣文士们之所以如此,大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自小所受的教育就是“忠君保国”,哪怕是一个混账白痴坐在龙椅上,一肚子诗文的臣子们也要向他跪拜叩头的。
《孟子》里讲民贵君轻,君者,船也,民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

可惜,在明朝,书生们读到的《孟子》一书却是钦定的删节本,那些保民恤民的话都被删削掉了,剩下的只有忠主卖命。再一个原因便是屠刀下的威服。
明朝定国之后不久,朱元璋便大开杀戒,忌惮功臣们功高盖主,担心自己死后子孙们压服不住他们,便在他当政的二十余年间,把与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们大多杀掉了,且用的都是满门抄斩的法子,连门生故交都不放过。一面杀功臣,一面则是杀儒生。
他的四儿子朱棣从侄子手中夺过天下后,又接着杀了一阵,其中仅“读书种子”方孝孺一案,就杀了八百余人。
在开国之后的几十年间,父子们一路杀下来,砍掉的人头不可胜计,其中多数是儒生文士。
面对这样的现实,谁还愿意拿自己的脑袋和皇帝开玩笑?结果是,血淋淋的人头,威服了二百余年的书生胆。
所以,在宋朝可以做的学问这时便做不下去了。虽然在明朝后期出现了李贽、黄宗羲、唐甄一类的学者,提出了“童心说”和“新民本”说,现在这些学说也已经成了显学,成了学者们研究的对象。
但在当时却是地道的“隐学”,是“地下学者”,那些研究的成果都是偷偷地搞出来的,就是写的书也只好用《焚书》、《潜书》为名,不敢公开地印行。
真正的观点不敢发表,科举之路又是座独木桥,自命清高的文人们开创出一种“训诂文学”,埋首于故纸堆,“不那么清高”的书生则只能寄情于市井文学。
书商们要赚钱,书生们要吃饭,有了闲钱的人们要惬意,通俗文学便出现并流行起来,流行得久了自然便流向了色情文学,因为“床笫文学”最能切中人性的欲望,最能成为畅销货。
所以,色情文学一旦出现,很快就走上“畅销书”的排行榜,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这些色情文学中,除了吸引读者的“床上动作”是重头之外,还多多少少寄托了书生们的梦想。
在大约成书于明末清初的色情小说《舞花吟》中,便可窥见一点书生们的心思。书中写了一位书生,一连搞了好几个女人。
他一面周旋在几个女人中间,一面又去下科场,结果是既考得功名,又把那五个女人全都娶回家中,美女簇拥,升官发财,快乐成仙。
刘达临在《中国古代性文化》中谈及明朝色情文学兴盛的原因时说,其中之一是明朝的皇帝荒淫无度,官员们也大兴吃春药之风,起了带头作用。那意思里还有批评执政者们提倡“理学”自己却并不修行“理学”。
这原因固然也是有的,“官德”的示范效应是很大的。但我却又想,看一看明朝之前的中国历史,又有哪一个朝代的皇帝不是三宫六院、嫔妃如云、荒淫无度呢?
可在那时却并未带动出色情文学来。

在明清两朝,文字狱是十分盛行的。然而,考证这些文案,就会发现这些案件中,没有一件是因为创作色情文学而兴的,即使有这一方面的原因,也并不纯粹。
这不能不说又是一个十分奇特的历史现象。我想,大约在政治家们看来,色情文学流行,虽然有伤风化,危及道德,不可不管,但也不必一概禁绝,像对付研究历史、揭皇家短处的历史学家。
只能说,这恐怕又是另一种转移民众矛盾的方法了。
而看一看明朝之后的清朝,文网依然极其严密,但色情文学却尤进一步,便多少证明了这猜想的不差。由此观之,明朝色情文学的兴起,一方面,因为正常的学术消失,书生们的心思无处可用,只好向女人的身体上去发挥。
虽然金瓶梅一书因其对性的描写而闻名,但事实上,书中关于此类描写实在只有百分之一,抱着这个念头去读此书的还不如去看看现在的网络文学畅快。
郑振铎说:“如果净除了一切秽亵的章节”,《金瓶梅》“仍不失为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
有人认为,虽然由于小说中有性描写,使它对市井之民构成了吸引;但只有对传统文化有相当认知的人,才能够真正读懂、读透它。
陈桥兵变背后的血腥,宋太祖赵匡胤被擀面杖打出来的帝王
后周显德七年、正月初二(960年2月2日),作为后周大将的(927-976),被一则到处传言的消息,搞得有点惶恐不安。 此前一天的大年初一,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消息,说契丹联合北汉再次南下进攻后周,慌乱之下,后廷急忙命令赵匡胤领兵出战,因为当时,赵匡胤是后周两大军队系统之一殿前司的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 尽管事前已经做了大量准备,然而消息还是走漏了出去,开封城里到处传言,说: “出军之日,当立点检(赵匡胤)为天子。” 正值新年,开封城里的老百姓,却被这则传言吓得到处逃命,整个开封城里人心惶惶,然而诡异的是,好像已经被封锁了消息的后周朝廷却毫无反应,貌似对开封城里的大骚动毫不知情。 但是赵匡胤自己却被吓了个半死,正在千钧一发的当口上,事还没干呢,眼下这帮混账小兵们就开始到处传言,万一出点闪失,岂不要了卿卿性命? 惶恐不安的赵匡胤马上叫来家里人一起商量,说: “外间汹汹若此,将如何?” 赵匡胤的姐姐当时正在厨房里,她听到后铁着个脸,拿着个擀面杖出来打了一下赵匡胤,说: “大丈夫临大事,行不行自己决定!不要来家里吓女人!” 对此,北学家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写道,在被打后,赵匡胤若有所思,“默然出”。 临走前,赵匡胤命令,将家里人全部隐藏到开封城中的封禅寺,以免失败罹祸,因为他决定,哥们要干大事了。 赵匡胤被姐姐拿擀面杖打的两天后,960年正月初四早上,赵匡胤在离开封城不远处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发起了一场被后世称为“陈桥兵变”的政变,随后迅速回师开封,逼迫7岁的后周恭帝“禅让”帝位,演出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禅让”大剧。 然而对此,按照《宋史》等权威版本,说的是960年正月初四(2月4日)这天早上,喝了酒还没完全醒的赵匡胤,可是在稀里糊涂之中,被将士们拿着一件不知道从那里搞来的“黄袍”,强行逼迫当的哦。 哦,事情可没这么简单吧? 事情确实不简单,对此,赵匡胤早已密谋了许久。 要夺权,首先要掌握禁军。 在后时期,后周拥有侍卫亲军司、殿前司两大军队系统,而当时,赵匡胤只是殿前司的副将:殿前都指挥使;而当时的殿前司主将殿前都点检,是的驸马德——如何才能当上主将取而代之,真正掌握其中一支禁军呢? 机会很快到来了。 显德六年(959年)六月,英明威武的后周世宗柴荣病重,就在这时,柴荣不知道从哪里听到一则传言,说“点检做天子”,此时,作为禁军大将的张永德,而后周太子柴宗训却只有7岁,于是,临死前几天,柴荣下令废掉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职务,改而命令赵匡胤接管殿前司这支禁军。 四天后,显德六年(959年)六月十九日,39岁的柴荣病逝。 在一个来路不明、不知道谁制造的传言帮扶下,赵匡胤,作为最大的受益者,顺利得到了“殿前都点检”这个禁军大将职务。 此时,赵匡胤只有33岁。 这个33岁的帝国禁军大将,年纪之轻、手段之高、演技之精,堪称人精、戏骨。 眼看着39岁的后周世宗已经病死,而新即位的后周恭帝柴宗训,不过是个六七岁的小儿,所以,赵匡胤对于皇位,很是心动。 尽管的史学家对于“陈桥兵变”隐晦莫深,因为或许在他们看来,一手提拔赵匡胤的后周世宗柴荣仅仅病死半年,赵匡胤就兵变夺权,欺负柴宗训和符等孤儿寡母,于情于理实在太不光彩,所以,如何变着法儿为赵匡胤粉饰一下,自然是宋代史学家们的重大政治任务。 然而,总有那么丁点信息,隐晦传达着与“权威版本”迥异的神秘信息。 前面已经说过,后周时期,为了防止禁军一家独大掌控国家命脉,所以军队被分为侍卫亲军司、殿前司两大系统,后周世宗柴荣临死前,赵匡胤通过一则广泛流传的传言,顺利当上了殿前都点检,掌控了殿前司这支军队。 然而还有一支军队:侍卫亲军司怎么办? 当时,作为柴荣的皇后,后周恭帝柴宗训的母亲,符太后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她有个亲姐妹,是赵匡胤的弟弟、的妻子。 在符太后看来,赵匡胤是后党、外戚成员,掌控禁军,她心里比较踏实;在赵匡胤一党的撺掇运作下,不久,作为侍卫亲军司的最高统帅、始终效忠后周的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却被外派到扬州,做了淮南节度使。 在曲线运作,调走自己的最大军事对手后,赵匡胤又在侍卫亲军司中,将“自己人”高怀德,运作当上了侍卫亲军司马军都指挥使;另外一个“自己人”张令铎,则被任命为侍卫亲军司步军都指挥使——如此一来,尽管名义上的侍卫亲军司最高统帅,仍然是外派扬州的淮南节度使、兼任侍卫亲军司马步军都指挥使的李重进,但实际上的指挥权,却已经落到了赵匡胤的“自己人”手中。 不知不觉,在后周世宗柴荣死后半年,被符太后视为外戚和亲信的赵匡胤,已然隐秘掌控了后周帝国的两支军队。 在这个神奇的帝国,你要掌权,人脉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说起来,赵匡胤的祖父赵敬,曾经当过时期后唐的营州(今辽宁朝阳市)、蓟州(今河北蓟县)、涿州等三州刺史;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则长期在后周的侍卫亲军司担任高级将领,为儿子赵匡胤留下了深厚的人脉,一直到陈桥兵变四年前的956年,58岁的赵弘殷才在军中病逝,死后还被后周世宗柴荣追赠为武清军节度使、太尉。 所以,后周帝国的两支军队中,到处都是赵弘殷和赵匡胤父子的人脉,而作为儿子的赵匡胤,在后周的军队中,还加入了一个连他在内,号称“义社十兄弟”的组织。 “义社十兄弟”,指的是赵匡胤、杨光义、、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重赟、王政忠等十人,在年轻时候还是低级军官时的一个结拜组织,日后,这些人有的成长为后周帝国的高级军官。 到陈桥兵变前,赵匡胤的“义社兄弟”石守信,已经是殿前司的第三号人物:殿前都指挥使;另外一位“义社兄弟”王审琦,则是殿前司的第四号人物殿前都虞候;而赵匡胤的其他“义社兄弟”们,则分散在后周帝国的各个军队系统中,担任着大大小小的职务。 如此一来,整个后周帝国,说起来,军队系统中,上上下下、大大小小,都有赵匡胤的人。 说起来,大哥要是当了皇帝,兄弟们也该跟着沾沾光不是? 尽管筹谋已久,但临发动兵变前,赵匡胤还是有点忐忑,这不,回到本文开头,底下那些该死的小兵就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把个“出军之日,当立点检(赵匡胤)为天子”的话传得整个开封城人尽皆知,除了蒙在鼓里的符太后和小娃娃后周恭帝,开封城里的老百姓,已经掀起了一场大逃亡,搞得赵匡胤心里惶恐不安,这才有了本文开头,被他的姐姐用擀面杖小打“训斥”的事。 说起来,赵匡胤一家,对这场兵变早已。陈桥兵变成功后,赵匡胤的母亲、荣升为杜太后的很是得意,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 “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 有这样的好妈妈鼓励,小名为“”的赵匡胤,当然要放手干一场、搏一把了。 于是,后周显德七年正月初一(960年2月1日),一个诡异的消息从后周前线传来,说契丹联合北汉南下进攻,军情紧急(后来事实表明,应该是假消息),请求允许让大将、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立马带兵出征,慌成一团的后周朝廷于是乎立马传令整军出兵。 说起来,符太后和后周朝廷的重官们,忘记了十年前发生的一件事: 那是后汉隐帝乾祐三年(950年),当时,枢密使郭威也是以契丹入侵的名义,趁机掌控军队发动兵变,建立了后周;眼下,时间才过了十年,随着后周太祖郭威、后周世宗柴荣的相继去世,显然,孤儿寡母的后周小朝廷,已然忘记了这个后周如何得以建立的“大事”了。 以军情紧急掌控大权后,后周显德七年正月初二(960年2月2日),赵匡胤先是打发他的副手、殿前副都点检作为前锋,先整军出发离开开封城,当时,与殿前司的第三号人物石守信、第四号人物王审琦不同,殿前司二号人物慕容延钊虽然跟赵匡胤关系不错,但他并不知晓赵匡胤的兵变计划,所以赵匡胤先将他打发离远一点,以将慕容延钊调离开封城,以免妨碍“大事”。 这个新年的第三天,后周显德七年正月初三(960年2月3日),赵匡胤也整军出发了,当晚,他就带兵抵达了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 当天傍晚,有一个自称懂得天文的军士苗训先是大叫起来,说你们看你们看:“日下复有一日”哦,原来,那会刚好日晕,但经苗训这么一说,似乎天机有变,大太阳要吞掉小太阳了! 于是乎,将士们开始“相与聚谋”,说这不对啊,要变天了哦! 然后,正月初四(2月4日)凌晨,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家臣等一帮子人马涌进了赵匡胤的军帐,把一件事先准备好的黄袍披在了赵匡胤身上,然后跪下,大声喊起了万岁。 假装喝得有点晕乎乎、还没完全“酒醒”的赵匡胤,于是跟手下们,说你们不要随便杀人哦,不要随便抢劫哦,这样子我才能当你们皇帝。 早就说好的事,将士们自然大声说:一定一定。 在宋代的史学家渲染中,陈桥兵变似乎一呼百应,属于一个完全没有前期准备工作的突发事件,然而,史学家们总是,时不时就留下一点破绽,例如那个司马光,就有意无意记下了赵匡胤挨姐姐训打“点拨”的事。 正月初四日,在陈桥驿黄袍加身当天,赵匡胤带着大军杀回了开封城。 然而在开封城陈桥门值班的两位警备队长陆、乔二人(史书没有记下详细名字,仅留姓氏),在开封城几日来的异动中,已感觉到了不对,他们拒绝为赵匡胤打开城门,并与赵匡胤的部队形成对峙;赵匡胤也没有强行攻打,而是指挥部队绕路到封邱门进入开封城,在那里,赵匡胤的亲信打开了城门。 当时,作为后周两大军队系统之一的侍卫亲军司的第二把手、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正在皇宫内,在听说赵匡胤兵变入城的消息后,忠于后周朝廷的韩通,在仓促之中,立马带着少数亲兵出城迎战,没想到却被赵匡胤的内应、作为“义社兄弟”的石守信派兵伏击,韩通随后冲出重围,并马上派人前往搜捕赵匡胤的家属,没想到的是,赵匡胤的前锋王彦昇已杀入开封城中,随后,韩通及其三个儿子全部被杀。 而在听说皇宫已经沦陷后,守卫陈桥门的陆、乔两位警备队长,不甘心投降赵匡胤,双双选择了上吊自杀,为后周殉国。 至此,开封城中微弱的敢于抵抗的军事力量,已全部消失。 陈桥兵变当天,赵匡胤随即杀进开封皇宫,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兵变,宰相范质在愤怒之中,紧紧抓住次相的手,指甲几乎将王溥掐出血来,范质不顾生命危险,大声质问赵匡胤;见此情景,赵匡胤的部下罗彦瓌拔出剑,厉声威胁范质等人说: “三军无主,众将议立检点(赵匡胤)为天子,再有异言者斩!” 此时,被吓得的二号宰相王溥,随即跪拜起了赵匡胤,而范质则“颇诮让太祖,且不肯拜。” 赵匡胤倒也不杀范质,只是强行逼迫后周恭帝马上退位“禅让”,开封皇宫内杀气腾腾,仓促之中,赵匡胤突然想起来“受禅”还“未有禅文”,这下怎么搞? 没想到的是,早已有人提前洞察先机,翰林学士陶榖马上跑了出来,说我早就写好啦(原话:“已成矣!”),然后从怀中掏出逼迫后周恭帝“禅让”的“禅文”,恭恭敬敬进献给了赵匡胤进行审阅,然后转身交给了范质等人。 陈桥兵变第二天,960年2月5日,赵匡胤正式将后周国号更改为宋,并改年号为建隆,至此,大宋帝国正式建立。 赵匡胤夺权后,后周世宗柴荣遗留下的四个儿子,后周恭帝柴宗训(953-973)在被迫“禅位”后,被降格为郑王,13年后柴宗训去世,年仅21岁,无子; 陈桥兵变后两年,柴荣的另外一个儿子、年仅10岁的柴熙谨也去世; 而柴荣的最后两个儿子:柴熙让、柴熙诲,按照北宋史学家、编撰《新五代史》的的说法是: “不知其所终。” 至此,柴荣家族的血脉,也从史书中被“消失”了。 而对于后世所谓皇家厚待后人,封其后人为世袭崇义公、宣义郎的记载,从血脉来说,他们其实,并非柴荣的嫡系子孙;因为真实的柴荣子孙,早已在历史上或夭折、或无子、或“消失”了。 只是冥冥之中,赵匡胤想不到的是,陈桥兵变后16年,公元976年,他自己也会在一场诡异的大雪之后离奇暴亡;而他仅存的两个儿子赵德昭和赵德芳,后一个自杀、一个离奇暴死。 历史,是有轮回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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