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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君臣之礼是怎么样的?电视中的三跪九叩真实是真的吗?

时间:2023-08-11来源:网络作者:小白

  古代的君臣之礼是怎么样的你知道吗?不知道没关系,小编告诉你。

  现在,若问荧屏上最火的影视剧类型,我想莫过于是“古装剧”,而在这古装剧中又尤以“清宫剧”最为火爆。那么喜欢看“清宫剧”的小伙伴们,绝对会经常看到这么一个场景:皇帝上朝时高高坐在金銮殿上,然后底下一大群文武百官跪在皇帝的脚下行三叩九拜大礼,然后口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然后皇帝说“众爱卿平身”,百官们才会站起来。之后官员要奏事的时候,也都会先说“皇上,奴才有本奏”,然后才能奏事。

  从这个场景看,很多人肯定会认为百官在皇帝的面前好卑贱,真的是“君贵而臣贱”,他们表现的那样的唯唯诺诺的,真的好似一个“奴才”。但是你们知道吗?并非是每个时期的臣子都如同清朝那般的唯唯诺诺,地位也并没有那样的卑贱,事实上我们在影视剧中常常看到的文武百官对皇帝行三叩九拜大礼,其实只是出现在元明清时期,在元之前,君主虽也是高高在上,臣子也始终是臣子,但两者的地位远没有明清时那样的悬殊,那时的君主始终都对臣子保持着一种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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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的盛誉,史学家钱穆先生就曾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就是‘礼’”。中国自仓颉创造出文字开始,守“礼仪”,知“礼仪”就成为了中国人日常生活所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弟子规》曾言“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就是说出门的第一件事就要穿衣端正、整齐,自冠巾、衣服、鞋袜都要收拾妥当,整齐干净,而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古人认为穿戴也是一种礼仪,是自重与对他人一个的尊重。

  而《左传》也曾说礼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礼是为政者“经国家、定社稷、立民人”的依据,《荀子.修身》亦言:“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礼仪”在中国的重要性,它关乎着一个国家稳定与否,也关乎着社会安定与否,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始终恪守着“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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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中国自古就有“尚礼”的传统,“礼仪”无处不在,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他们每个阶级都在遵循着自己应该遵循的那个“礼仪制度”。而在这些阶级当中,尤以王公贵族阶级所要遵循的礼仪制度最为严格,这个阶级中所要遵循的礼仪处处体现着等级森严、不可僭越的尊卑贵贱之分,其中“君臣礼仪”就尤为突出。

  “君臣礼仪”就是君主与臣子之间所要遵循的一种礼制,正如开头所说,古代的“君臣礼仪”并非一开始就如同现在我们在影视剧所看到的那般,是“君贵臣贱”的,其实最开始君和臣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平等的,直到明清那个集封建制度于大成的时代,才形成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那般“尊君卑臣”的局面。

  先秦时期,“君臣之礼”是相互的,臣要向君行礼,君也要适当的还礼,也就是说先秦时期的君臣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平等,他们并不是“奴仆”关系,而是相互对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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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要知道,古时的“君臣之礼”主要分为举止性礼节(站立礼和跪拜礼)和称谓礼节。

  先秦时期的举止性礼节,可不只是如明清那样只是臣子向君主施礼,而君主无需向臣子施礼的礼节,那个时候君主也是要向臣子施礼的。

  在“站立礼”中,君主向诸侯所施行的礼就是“揖礼”。据《周礼》所载:“南乡见诸侯,土揖庶姓,时揖异姓,天揖同姓”,就是周王在召见诸侯时,向异姓诸侯要施以“土揖”(行礼时,身体肃立,双手合抱,左手在上,手心向内,俯身约30度,推手稍向下,然后缓缓起身,恢复立容),向有姻亲关系的诸侯要施以“时揖”(行礼时,身体肃立,双手抱拳,左手在上,手心向下,从胸前向外平推,俯身约30度,起身,同时自然垂手或袖手),向同姓诸侯要施以“天揖”(行礼时,身体肃立,双手合抱,左手在上,手心向内;俯身推手时,双手缓缓高举齐额(略高过眉心),俯身约60度,起身时,恢复立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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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对于本国的臣子,据《周礼.夏官》所载,周王在面见臣子时要“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还,揖门左、门右。”,就是在上朝时,百官还没有就位时,周王要向臣下行“揖礼”来定班次,对孤、卿要行“特揖”(一个一个地作揖);对大夫要行“旅揖”(根据等级来分别作揖);对士要行“旁三揖”(对所有的士一次揖三下)。

  此后在完成对孤、卿、士的“揖礼”后,周王还需要对身后两旁门的左右门中的侍从之故士、虎士、太仆辈们行“揖礼”,只有这样在完成这些“揖礼”后,臣子再一起对周王行“揖礼”,然后才能开始上朝议事。

  也就是说,当时周王上一次朝,就得对所有的臣子行“揖礼”,无论是孤、卿、大夫、士,还是最低级的故士、虎士、太仆,周王都需要行“揖礼”。可以说,先秦时期的君王绝对是上朝时最忙的一个人,他绝对做不到如同明清皇帝那般只需要坐在高高的龙椅上,然后接受百官朝拜这样轻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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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是“跪拜礼”。众所周知先秦时期都是席地而坐的,是没有椅子可坐的,因此当时就形成了很多跪拜时所用到的礼节,包括稽首、顿首、空首等。而在先秦时期,君主是有向臣子行“跪拜礼”的礼节的,《礼记.曲礼下》载:“大夫见于国君,国君拜其辱。士见于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国始相见,主人拜其辱。君于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则答拜之”,就是说君主对从别国而来的大夫要行“跪拜礼”,这样以示尊重,同时对本国刚刚被拜为大夫的也要行“跪拜礼”,以此来表现对他出仕于自己国家的感谢与拜托。

  如秦国昭王时期,秦昭王为请范睢出仕于秦国,就对他行“跪拜礼”以示诚心,而后范睢答应昭王的请求,昭王为感谢,就又再行了一个“跪拜礼”(《战国策.秦策三》载:"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睢再拜,秦王亦再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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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在臣子对君主行“跪拜礼”时,君主也要以“空首”来还礼。《周礼》载:“空首拜者,君答臣下拜”,就是在臣子对自己行跪拜礼后,君主就要以“空首”来还礼。所谓的“空首”就是空手之礼,《周礼》言:“头不至于地为空手”,行礼时,君主屈膝跪地,拱手于胸前,与心相平,然后举手到地,接着俯头至手,完成后即可,也就是只需行一跪(《仪礼.士相见礼》载:“始见于君执挚,至下,容弥蹙。庶人见于君,不为容,进退走。士大夫则奠挚,再拜稽首;君答壹拜”)。

  此外,先秦时期,有些时候,君主对于特别重视的臣子还会以更为隆重的“稽首礼”来进行还礼,“稽首礼”是九拜中最为隆重的一个“跪拜礼”,常为臣子拜见君父时所用,它需要跪拜者跪下并拱手至地,头也至地,因此极为隆重。商时,太甲子至就以“稽首礼”跪拜伊尹;周时,成王姬诵就以“稽首礼”跪拜周公(《尚书》载:“太甲稽首于伊尹..成王稽首于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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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是称谓之礼。“君前臣名”是先秦时期君臣称谓之礼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臣子在皇帝面前自称必须用本名,同时在皇帝面前提到其他臣子时也必须称其本名。

  当然以上只是臣子对君主而言,对君主来说则是“国君不名卿老”的礼节,先秦时对于卿、大夫这样的高官是不会直呼其名的,而是用一些敬语来称呼,如周武王时期,周武王就不叫姜尚的名字,而是称其为“尚父”。

  此外,先秦时期君臣礼仪除了跪拜礼、站立礼、称谓之礼外,还有着其他的一些礼节。如“降阶”,就是君主下台阶或行礼来迎接臣子,《周礼》载:“卿大夫皆入门右,北面立,公降阶揖之”;“离席”,就是君主离开席位,然后向臣子施以揖礼或拜礼;“抚席”,就是君主抚一下席子,然后请臣子就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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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先秦时期的君臣是平等的,臣子要向君主行礼,君主亦要向臣子行礼,臣要还礼,君亦要还礼。

  也正是因为先秦时,君主对臣子有着诸多礼敬的礼节,因此后世臣子对于先秦君王的行为可谓是敬佩有加,而且对那时的臣子也是羡慕不已,如清末康有为就在《拟免跪拜诏》中流露出了一股羡慕之情,其言:“天子为三公下阶,为卿离席,为士大夫兴席,为士抚席。于公卿大夫拜,皆答拜”。

  当然到了秦朝,随着始皇帝创“皇帝”称号,并建立起了一套为皇帝一人服务的中央集权制度,君主的地位开始超越臣子的地位,“君贵臣贱”的局面开始显现。此时因先秦时期君主礼敬大臣有着尊臣卑己的嫌疑,所以为始皇帝所不容,因此天子礼敬臣子的礼节越来越少,也因如此,一些突显出皇权与提高皇帝尊威的君臣礼仪也就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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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时,皇帝无需再如同先秦君王那般,需向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官吏行“揖礼”、“跪拜礼”等礼节,而只需向三公、帝师及“三老五更”这些极个别的大臣行礼。汉时,如在进行元旦朝贺时,三公礼贺完成后,皇帝需起立并对其行礼,再如册封王、列侯时,王、列侯向皇帝拜谢时,皇帝也要起立再还礼。

  此外,秦汉还延续着先秦一个礼敬大臣的传统,那就是“坐而论道”之礼,就是皇帝与百官在朝堂上商议政务时,一起坐着商议,而直到唐、五代时,依然是“大臣见君,列坐殿上”。

  同时宋之前,对于一些功劳特别卓著的臣子,皇帝还会赐予“入朝不趋”(上朝时,不用像一般的臣子那样快步趋行上殿,而是可以漫步而行)、“剑履上殿”(上朝时,不用像一般臣子上朝需要去佩剑、脱履,而是可以着履、带剑上殿)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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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称谓上,宋之前虽没有完全遵循先秦那样“国君不名卿老”,但对于一些重臣,君主依旧不会直呼名字,而是大多用字来称呼,正所谓“盖因天子常称臣子之字故尔”,如刘邦称张良就称“子房”,景帝称窦婴就称“王孙”,太宗称高士廉就称“高俭”。

  因此,可以说在五代前,君主直呼一些地位颇高的官员的名字是很失礼的行为,官员亦会十分不悦。如梁武帝时期,宰相蔡樽因梁武帝直呼他的姓名,就脸色不悦的说道“臣预为右戚,且职在纳言,陛下不应以名垂唤”(《南史.蔡廓传》),而此时武帝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是“帝有惭色”。从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的确是有皇帝不能直呼高级官员本名的习俗,而对于宰相一级的官员,他更是可以对皇帝直呼他的姓名,向皇帝当面表示不满。

  因此,我们亦可以看出宋之前的官员地位还是较高的,君主依然是礼遇百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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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称谓上,宋之前皇帝也会给予一些臣子“赞拜不名”的权力,就是臣子朝拜帝王时,赞礼官不直呼其姓名,只称官职,如三国时曹操就被赐予了“赞拜不名”的权力,“天子命公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总的说,秦到五代的君臣礼仪虽然已经有了“君贵臣贱”的区别,但是并没有明清那般严重,此时对于一些高级官员,君主依然还是会礼敬,在称谓上,也依然是秉持着“国君不名卿老”的礼节,不会直呼他姓名,而是或以官职,或以字来称呼。

  此外,对于一些特别重要的臣子,五代之前的君主还会赐予“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的特权,以此来显示特别的礼敬。

  但是到了宋后,君臣礼仪就开始了有着明显的尊卑之分,正如康有为曾言:“汉制,皇帝为丞相起(立);晋、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唯宋(群臣)乃立,元乃跪,后世从之”(《拟免跪拜诏》),此时宋朝的官员不再像五代前那样是皇帝与臣子共坐议政,而是变成了君主高坐于御座之上,臣子站在下面共同议政的形式,可以说此时君臣之间已经开始有了明显的高下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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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在对待臣子上,宋也不再像秦汉那般礼敬了。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在对待“三老五更”上。

  汉时,皇帝在对“三老五更”表现敬意时,不仅要跪拜,还要亲自割牲、执酱、执爵来侍奉,如班固所言,当时的皇帝是需以“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来侍奉他们,就是以父兄之礼来礼尊,想想看这是何等的尊崇。

  可是到了宋朝,宋朝的皇帝就不再这么做了,首先宋皇不再亲自出迎三老、五更,而是由太常寺博士去迎接,而后宋皇不再向三老、五更主动施礼,而是由他们先向皇帝行“揖礼”,然后宋皇只需站起即可,之后宋皇也不再亲自为三老割肉、执酱、执爵,而是有尚食官来负责,最后三老、五更离开时,宋皇也不再起身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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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宋对“三老五更”的态度上,可见此时臣子的地位显然已经远远比不上五代前了,“君贵臣贱”已成注定之事。

  到了元时,官员的地位就更低了,此时的君臣礼仪完全就是“君为贵,臣为贱”。

  “跪读表,读毕,俯伏兴,复位”(《元史.礼乐志》),这个时候臣子连站立的资格都没有,此时臣子奏事需要跪着,之后完成奏事要俯伏行礼,然后才能起来站到原来的位置上,显然这个时候臣子越来越像皇帝的“奴仆”,而非一起治理天下的“同袍”。

  明时,明也延续元制,“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即起”(《大明会典》),此时所有官员只要向皇帝奏事都需要先跪再奏,奏完后,皇帝说起来才可以起来,且皇帝下诏时百官也都要跪着听,皇帝赏赐时也要跪着接,然后还要行五拜叩头大礼。总之在明朝,不管官员干嘛,只要是看到皇帝,或者以皇帝的名义颁布的诏令亦或物品,他们都得需跪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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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此到了明时,皇帝不但不再对臣子行礼敬之事,反而是到了非礼对待的地步。此时明朝最突出的“非礼对待”事件就是“廷杖”,《明史》曾言“廷杖之刑.....公卿之辱,前此未有”,想想看把一个臣子的裤子扒光,然后在众人的面前打屁股,这对于士大夫们来说是何等的耻辱,而且明时的“廷杖”是不分对象,不问原因,只要皇帝想打就能打,哪怕你是宰辅,哪怕你是老臣,都的趴着,然后被扒光打屁股,可见此时臣子的身份地位已是十分低下。

  到了清时,“君贵臣贱”更是被演化到了极致。与明不同的是,明代只有奏事时才行跪礼,而其余没有奏事的官员是无需行跪礼的。可到了清朝,如御门听政时,只要哪班有官员奏事,这班所有的官员都要一起跪下,哪怕是宰辅之职亦是如此。再如便殿召对时,也是所有大臣都要跪在皇帝的脚下,然后聆听皇帝的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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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清时,无论是什么品级的官员,无论是多么年老的官员,他们都得无理由的跪着。

  而曾经的“大臣见君,列坐殿上”在清朝已是完全不可能的了,此时皇帝最多就是为一些年老的大臣加个跪垫,这样让他们跪着舒服点。而就是这点赏赐,百官都视为是很大的恩宠,为此是感激涕零。从中我们亦可看出来,清时臣子的地位已是完全如同“奴才”般,毫无地位可言。

  同时清时,在称谓上也发生着巨大的改变。明时,对于首辅这样的重臣,明皇还会时常以“先生”来称呼,可到了清朝,无论品级多高,地位多高,皇帝始终都是或直呼其名,或称“尔”,或称“汝”,总之就是一个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于臣子丝毫就没有礼敬之心。

  此外,清时,臣子对皇帝的自称也不再是以本名自称,而是自称“奴才”亦或“微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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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在称谓上,从君主尊臣下为“尚父”,到称字而不称名,再到直呼其名,再到用“尔”或“汝”来代称;从臣子拒绝君主直呼其名,再到自称奴才,这些变化无一例外不再是向世人说明着君臣礼仪的变迁,臣子地位的跌落。而随着从“臣”到“奴才”的转变,臣子地位的变化已是显而易见,那就是越来越卑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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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来直言进的谏魏征与唐太宗是君臣还是知己?

简介 魏征又名魏徵,钜鹿郡(河北省)人。都说时势造英雄,在隋唐之间的时间觑隙里成长起来的一群人演绎着属于他们的传奇人生。他们经历着、烽火连月的动荡不安,却创造出百业俱兴,人民的太平盛世。而魏征就是其中一位,生于隋末,长于唐初,盛名于大唐的他可谓风光一世,赚尽了风头。网络配图 魏征早年跟随李密,投身瓦岗起义军,后来在身侧做太子洗马。无奈魏征几易其主都始终无法充分发挥其才识。其主李密时,壮大瓦岗的十条计策不被采纳;其主李建成时,建议将调离到别处的谏言也不被认可。历史巨大的年轮将时间精准地推到玄武门事变面前。若无玄武门事变,魏征和李世民的交集也不过初相识这般如此,他或许终其一生平淡简单专心于文史,在文学思想领域更有建树。然而李世民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任命魏征为詹事主簿后任谏议大夫。魏征一路高升最后官至宰相。 素来以直言进谏,耿直不阿的形象示人的魏征有很多称号。他不畏权贵,,板着一张脸直面正义,太宗亲切称他为“羊鼻公”;他鞠躬尽瘁,体恤民情,和唐太宗李世民一起开辟了“”之盛世,世人敬称他为“一代”。 李世民为打消大臣们的猜忌,保全皇太子,任命晚年的魏征为太子太师。居庙堂之高就要尽力辅佐君王,并体察民间疾苦,魏征为李世民、为大唐奉献了一生的精力。劳累成疾的魏征死后,其妻按其遗愿从简举行葬礼。 魏征与唐太宗网络配图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优秀,心胸广大,治国有方,开创了贞观之治。魏征是当时唐太宗最为信任的臣子,他非常勇敢,不管别人的想法,只坚持他自己的想法,有跟别人不一样的意见时,他也是很大胆的把自己心里所想说出来,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两个人的这种关系可以说是千古一见。 魏征曾的告诉李世民,要以身作则,要兼听则明,要居安思危,仁义为本。为此魏征不惜多次惹怒龙颜。 人若是用铜作为镜子,可以看得到自己衣服穿得是否整齐大方;把历史当做一个镜子,可以看到国家的兴衰;要是把人当镜子的话,那么就可以发现自己哪里做的对,哪里又是错的。后来,魏征这个人去世了,唐太宗李世民就觉得他没有了魏征,没有了一面好镜子,这是李世民对这个不怕死非要实话实说的忠臣魏征所给的最好的评价,也是最完美的人生评价。网络配图 如果把唐太宗比作成刀,那么魏征就是铸刀者;如果把魏征说成是镜子,那么唐太宗就是那个在镜子面前的人。 唐太宗与魏征,一个是有着容纳一切忠言的宽容肚量,一个是不怕死照样实话实说的忠臣,这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其他朝代都难看到这一幕,称得上是一段美话。国家有此良臣,何愁不能发展?人生有此知己,何怕孤单寂寞?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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