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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宰相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真的吗?唐朝时期为何只是三品官

时间:2023-08-14 04:25 来源:网络 作者: 红叶

【帆叶网探索分享关于唐朝,宰相相关的知识】

  还不知道:唐朝的宰相为啥大多只是三品官?的读者,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在唐朝时,宰相大多只是正三品官,那么一品和二品岂不得上天?如果单纯想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但如果想既要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搞明白背后的政治逻辑,那咱们得花点功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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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要我们要明白一个概念:

  在很多朝代,同一个人的官品与职务并不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品级很高,但也许在行政体系中的职务处于中流;有的时候,一个人的品级并非顶尖,但却占据着最核心的政府岗位。

  以唐朝为例。唐朝没有“宰相”这一职务,但在大部分时期,尚书省的左右仆射、中书省的最高长官中书令、门下省的长官侍中都是实际上的宰相,这就是那时的“群相制”,他们是辅佐皇帝处理朝政的最高级实权官员。

  这些人里面,除了尚书仆射是从二品外,其他都是正三品。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一些时期,那些不是三省长官、但却担任宰相之职的官员,会被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头衔。(甚至连尚书省仆射也自带这一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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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最大的官竟然只是从二品、正三品,那往上的是何方神圣?说的直接点,他们大都是些荣誉类的虚职,只有待遇、没有权力。

  以唐朝为例,

  正第一品包括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王。从第一品是各类文散官、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各类武散官,嗣王、郡王、国公等;

  正第二品,则也包括一些文武散官,开国郡公、上柱国等荣誉爵位。从第二品里面,除了尚书左右仆射、府牧、大都督、大都护等实权岗位外,还有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光禄大夫、镇军大将军、开国县公、柱国等文武散官。

  可能朋友们注意到了“散官”这个名词,它指的是“有官名、但无职事”的一类人。这一做法开始于隋朝,朝廷给那些文武重臣加上一些冠冕堂皇、词藻华丽的官名,但没有让他们掌握任何权柄,说白了就是荣誉类头衔,只是名称好看、待遇高而已。

  隋朝的制度基本被唐朝完整继承,官制同理。初唐设立的文散官共分29阶,武散官45阶。

  与散官相反的概念,是职事官,同一个人的职事官与散官品级并不一定是一样的,前者靠的是能力,后者的确定是看门第出身(比如开国元勋、皇室后裔)。

  同一个人,可能散官的级别很高、但在朝廷里的行政岗位级别很低,这叫“行”某官,意思很好理解:高级人物姑且行使某些低级职权;

  反之,散官低但职事官高,称为“守”某官,因为你的等级低却干了高级事,所以能守住就不错了。

  至于待遇,则按照散官品级来确定,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同一行政岗位的两个人,由于散官级别有差异,导致薪酬相差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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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为什么古代会发明“品级”这么复杂的体系呢?为什么品级高的人不一定在政府中担任最高级的实权岗位呢?这其实都有讲究的。

  只要存在人类社会,就会存在等级。

  周王朝时期的森严分封制下,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奴隶等级分明;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分封制逐渐崩溃,人们需要新的分级制度,孔子就提出了对人物进行分级评价的主张,比如他曾说过:“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其实这并不奇怪,儒家就是主张等级分明、尊卑有序的,他们认为这样才能维持稳定的统治秩序。

  而根据史料来看,西汉时已经开始对上、中、下施行细分了,比如在《史记》里,就曾说李广的堂弟李蔡“为人在下中”,跟李广压根没法比,却因战功位居列侯,后来还升至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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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到了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首次把人物列为三类九等:上类三等是上上圣人、上中仁入、上下智人;中类三等是中上、中中、中下;下类三等是下上、下中、下下愚人。

  不过,也许是出于不触碰敏感领域的考虑,当时班固所品评的只是那些古代的政治、文化人物,并不包括汉代的人物,跟官员品级那就更没关联了。

  不过,班固的这一原创,却成了后世曹魏时期设立九品中正制的灵感来源。《太平御览》称:“九品汉氏所无,班固著《汉书》叙先往代贤智以九品条,此盖记鬼录次第耳,而陈群依之以品生人。”

  后来,虽然九品中正制慢慢崩溃,但历朝历代都沿用了对官员进行品级分类的制度,也许具体细节有所不同,但这一概念可谓深入人心。毕竟借用现代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说,这可是意味着“尊重与自我实现”,代表着人类最高的两级需求啊。

  那么,为什么隋唐开始会出现品级与职务不挂钩的现象呢?这源自皇权的需要。

  曾几何时,中国古代官员的尊贵程度、权力大小两者之间是一致的。在东汉之前,“三公”代表着最为尊贵、同时也是最有权力的职务;

  比如在周王朝时期,太师、太傅、太保“盖参天子,坐而议政,无不总统”,啥国家大事都会参与,协助周天子辅政,是那时权利最大、地位最高、最有荣耀与威望的官员;

  秦朝时,左右丞相(相国)位高权重,李斯几乎是一人之下:“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

  西汉时,为了强化皇权,相权被持续削弱,“三公”具体指代的岗位也经常变化,形成了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并立,行政、监察、军事制衡的体系。

  后来,太尉被改设大司马,御史大夫被大司空取代,丞相改名为大司徒,形成了这三者并驾齐驱的高级官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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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国家最高权力集中在最尊贵的官员手中,这对皇权造成了极大冲击。西汉末年,掌权的王氏外戚几乎垄断了大司马、大将军等权贵职务,身份与权力高度集中,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让王莽篡汉显得顺理成章。

  因此,在刘秀光复汉室后,为了加强皇权、杜绝高官擅权现象重演,他对中央官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三公从实权职位变成了虚职:“虽置三公,备员而已”;而三公原本负责的工作,则交给了尚书台。值得注意的是,三公的俸禄是每人每年万石粮食,而尚书台的长官尚书令只有一千石,是前者的十分之一。官位高的没权,有权的官位低,以此来消除权臣篡位的风险。

  因此,东汉末年袁绍家族的四世三公,看着牛气冲天,但在手里有兵的边将董卓面前显得像个弟弟。

  而在魏晋南北朝期间,权臣谋朝篡位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为了让自己的行为显得合理合法,那些篡位者经常一股脑地给自己加上最牛的头衔,这段时期,品级与官职再度挂钩。比如两晋时期的门阀制度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已成了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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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左传》早就点出了帝王把控权力的最基本前提,如果让臣子兼具了名声与权柄,无疑是皇权的巨大威胁。因此,以权臣篡位起家的隋朝推行了品级与职务脱离的制度,让尊贵的官职没权、有权的职务地位低,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扼杀了权臣的生存空间。只可惜,唐朝防住了权臣,却因皇权的无限膨胀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也许这就是封建制度压根无法解决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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