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史》记载，萧衍“五十外便断房室”，天监十二年(513年)，萧衍始“不与女人同屋”。

如果以他86岁去世来算，近40年没有碰过女人。

梁武帝真的是四十年不近女色?你相信吗?如果是，他“禁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网络配图 萧衍禁欲，“不与女人同屋”，后宫那些女人都哪儿去了?史载，除贵嫔丁令光留在京城外，其他嫔妃都让萧衍撵走了，跟各自分封在外的儿子去一起住了。

古代的皇帝“七十二妃”，除未能成年而夭折者，多为荒淫男人。

不少人因此认为，萧衍是一个好皇帝，难能可贵。

实际上，萧衍被神化了，或者说现代有学者在为他“翻案”，其实萧衍也是一个荒唐的皇帝。

南朝皇帝多奢侈腐糜。

萧衍当了皇帝后，没有统一六国的魄力，却学起了嬴政悉收六国后宫美女的做法，把住处搬到了当年作乐的地方，把萧宝卷的后宫美女也“收”了下来。

史家通常的观点是萧衍五十岁以后，“一心事佛”，所以才“禁欲”。

事情绝不会这么简单，最小的女儿长城公主就是他五十多岁时生的，据《建康实录》，萧衍到59岁才“断房室”，而此时，萧衍已信佛多年也。

网络配图 皇帝(或者说一般男人)对待女色的态度多如那样，“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从萧衍前期的放纵行为看并未免俗，他信奉道教，把行房看成是一种保健项目。

在当了几年皇帝后，又改信，但改食素食却不回避性生活，仍贪恋女色。

这样，吃不好，却“干得多”，风流快活的同时，身体不弄成空壳才怪呢。

时臣谢朏、孔彦颖等劝萧衍不要吃素了，恢复正常的帝王饮食，但未被接受。

禁欲，是因为有难言之隐 “”，是所有帝王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取风流还是赌长寿，萧衍选择了后者。

归根结底，是出于健康的考虑，所谓“行人之能行者”，乃寻求长寿之新途径。

网络配图 这种观点颇有道理，萧衍“四十年不近女色”的最初原因应该就在这里。

果然，不过性生活，不杀生之后，他的健康问题解决了，脑子也不发昏了。

用萧衍自己的话说是，“既不御内，无复欲恶障，除此二障，意识稍明，内外经书，读便解悟”。

帝王有幸遍天下美女之特权，萧衍“四十年不近女色”，萧衍知道自己不行了，干脆“出家”，当个干净皇帝，还落个长寿，遂至死不再碰女人。

这大概是萧衍“禁欲”的最初真相吧，也是他五十岁开外突然改变信仰，放弃道教，信奉佛教的一种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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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研究成果虽然丰硕，但也有令人感到遗憾之处，即以往的研究多将重点放在曹魏与孙吴的爵制问题上，而忽视了对蜀汉爵制的关注。

就笔者所见，相关的研究成果仅有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学苑出版社1999)和沈刚《孙吴蜀汉封侯问题探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等少数几种。

这一方面是因为蜀汉爵制的材料相对较少，难以展开研究，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研究者普遍认为蜀汉爵制问题比较简单，略述即可，没有多少可用来发挥的空间。

笔者以为，作为中国古代封爵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蜀汉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有必要将蜀汉封爵制度做一番细致的梳理，对有关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本文主要对蜀汉王爵和侯爵授予情况做了一些辨析，如有不当之处，乞请方家指正。

蜀汉奉祀两汉正朔，在很多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两汉特别是东汉的典制。

蜀汉的爵制大致可分为二等，其中郡王为第一等，县侯、乡侯、亭侯、关内侯等属于第二等。

二等爵制构架，既是对东汉爵制的直接继承，同时也是蜀汉爵制的主体。

杨光辉先生在《汉唐封爵制度》一书中认为：“三国时，吴、蜀爵制承袭汉制，无所改创。

”“无所改创”不免失之绝对，但如果只针对爵制的构架而言，却也不是没有道理。

蜀汉立国借助“汉”的名义，制度上也对两汉有较多的继承。

虽然出于天下三分、偏居一隅的立国现实，在封爵特点上与汉制稍有异，但总体框架上，似并无太大出入。

根据笔者的统计，除去诸王外，蜀汉始封侯有四十余人，除武邑侯刘辑、爵名不详的张裔以及诸关内侯外，共有县侯、乡侯、亭侯共计41人。

蜀汉所封诸王较少，原因之一大概与先主后主的兄弟子嗣均有限有关。

仅就先主而言，史籍中未见其有兄弟的相关记载，只是说：“先主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

”应该承认，这种“少孤”无手足的情况客观上造就了蜀汉没有像魏、吴那样大规模的宗室王侯。

先主生三子，长子继位为帝，另二子刘永、章武元年分别受封为鲁王、。

而后主子六人，除太子睿外，其他分别为安定王瑶、西河王琮、新平王瓒、北地王谌、新兴王恂、上党王虔。

其他见于史籍记载的宗室王，还有刘理的子嗣。

据《·蜀书·二主妃子传》记载，“延熙七年(刘理)卒，谥曰悼王。

子哀王胤嗣，十九年卒。

子殇王承嗣，二十年卒。

景耀四年诏曰：‘安平王，先帝所命。

三世早夭，国嗣倾颓，朕用伤悼。

其以武邑侯辑袭王位。

’辑，理子也。

”刘理早卒，其子嗣亦早夭，最后不得已由刘理庶子刘辑来承袭了爵位，刘辑是唯一见诸史籍的蜀汉王子侯。

就封王的时间来看，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刘备登基，始封其子为王，“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永为鲁王”，同月，“使司徒靖立理为梁王。

”即帝位而立太子、封诸王，是符合礼制的一般举动，但封二子为鲁王、梁王则应别有一番深意。

按鲁、梁均在当时曹魏的实际控制范围之内，这两个封爵实际上为遥封。

这样的分封，一方面可视作是蜀汉政权强调自己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或许也反映了蜀汉王朝北伐统一全国的战略取向。

建兴八年(公元230年)，二王先后改封，徙鲁王永为甘陵王，梁王理为安平王。

这次改封，据《三国志》的记载，乃是由于“称帝，与蜀盟约，共交分天下”，而二王所封“鲁、梁在吴分界故也”。

如果说蜀汉立国之初，尚有统一全国的志向的话，从徙二王封地则可看出，此时的蜀汉战略已发生转变。

在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上，联吴抗曹，共分天下成为了新的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遥封的鲁、梁二王封地，也不得不服从实际需要而做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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